合眾聲摘要：
拉美國家的經濟的長期停滯和增長乏力，並不純粹是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的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而根本原因在於它們20世紀70年代前盛行軍政府下的國家干預主義體制向民主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由於文化、歷史、傳統原因和種種社會機遇問題，而沒有相應地建立起有效約束政府官員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種財富高度集中和壟斷從而社會收入分配極度不均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體制。
本文轉自《經濟學家茶座》，原題為《拉美經濟停滯的制度、文化與歷史原因》
近些年來，有許多學者把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各國的經濟發展停滯簡單歸結為以華盛頓共識為標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這實際上包含者諸多理論誤識。
拉丁美洲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先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說起。為什麼中國這30年的經濟改革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功？一句話說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漸進性地引入了市場機制。
一旦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中走了出來，並漸進性地生成了市場競爭體制，就蘊生出了一個在低發展程度上的人口大國的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事實上，無論是世界近代史，還是現代史，無論是西方世界的興起，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都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目前人們所能發現的一種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符合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在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經濟學人再懷疑市場經濟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了，也很少有人再懷疑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有效作用。歷史已經證明，市場資源配置方式一旦啟動，在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社會制度中，均會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上蘊生出一定的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
但是，市場要進一步深化和擴展，從而經濟要獲得可持續的增長，就需要一個必要的社會條件，那就是確保市場運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
確保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如何才能形成？從理論上來說，良序的法律制度能得以建立和得以運作，首先要政府及其官員本身有效地受一定的法律制度的約束。
西方發達國家的近現代歷史也充分證明，要建立確保市場運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關鍵是要把政府有效約束在以憲法為基本構架和一些基本行政法規為具體體現的憲政民主政制之下。
否則，如果政府官員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無限擴張，且實際上是不受限制的，那麼，在引進市場機制之後，他們自然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也往往會在一些現存的法律法規所允許的範圍內為自己的家人和親朋好友斂財聚富創造各種機會和便利條件，從而使他們佔據市場體制中財富創造機會中的先機。
這種社會安排的一個自然結果是，在從某種自然經濟或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會迅速造成一批與政治權力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富人階層，從而造成社會財富和社會收入分配極度不均和不公，並不斷惡化，最終會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明白了這這一點，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拉美經濟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了。
拉美國家的經濟的長期停滯和增長乏力，並不純粹是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的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而根本原因在於它們20世紀70年代前盛行軍政府下的國家干預主義體制向民主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由於文化、歷史、傳統原因和種種社會機遇問題，而沒有相應地建立起有效約束政府官員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種財富高度集中和壟斷從而社會收入分配極度不均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體制。
著名經濟學家韋森教授著《重讀哈耶克》親筆簽名版已在南翔書苑上架，重溫一百多年前凱恩斯與哈耶克的那場經典論戰。
從歷史上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拉美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較普遍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體制和戰略，在對外貿易上，則主要採取進口替代的貿易政策。
到20世紀70年代末，這種體制已經危機四伏，其中包括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嚴重虧損，政府負有沉重的外債，加上通貨膨脹，此時經濟增長已經趨於停滯，且危機四伏。
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所啟動的拉美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特別是在90年代之後，拉美國家大力推行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措施，包括國有經濟的私有化、貿易的自由化，並相應地開放了資本市場，減少政府干預，等等，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由於拉美各國政府只是注意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干預為主要特徵的市場化改革，而在市場經濟運行所必需的法制建設方面則步履維艱，結果導致支配和調節人們市場交易的主要是人情關係，或用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的說法，拉美國家的市場交易到目前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情關係化的（personal exchange）。
加上在20世紀後半期以來，政府在財政支出方面仍然繼續膨脹，且肆無忌憚地揮霍浪費，再加上政府官員嚴重腐敗，從而在通過權錢交易在市場化過程中造就了一批富人。這一社會過程的一個自然結果是，在拉美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社會收入分配的極度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貧困人口比例從40％以上還不斷攀高。
1998年，巴西的基尼係數竟高達59.1％，2001年的阿根廷基尼係數也高達52.2％，而整個拉美國家基尼係數多年來都超過了50%。社會財富和社會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自然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從而也制約了經濟的長期增長。這才是拉美經濟多年來的癥結之所在。
除此之外，在具體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拉美國家的一些政府也連連失誤。譬如，由於拉美國家在私有化過程中大量引入外資，這一方面促進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導致本幣高估，從而損害了出口和本土工業的發展，並導致經常項目赤字不斷攀高。
在此情況下，各國被迫通過本幣貶值或壓低產品價格來調整實際匯率，結果導致本國的債務負擔加重。最後，政府不得不緊縮開支，而緊縮政府開支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衰退。
人們目前所稱謂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無論哪門哪派，他們的基本觀點都不是人們所通常理解的那樣只是簡單地主張經濟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問題，他們也決不是天真的"市場萬能論"者。
無論是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還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以及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他們的確主張要把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角色還給市場，並主張要充分依靠市場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去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但同時他們也強調，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法治和民主政制的保障，否則，就會產生某種腐敗的、不穩定的市場經濟，且必定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導致社會財富和社會收入分配中的極度不均和不公。
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往往容易忽略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於民主和法制的強調，而僅僅認為他們只是簡單地主張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以及簡單地主張減少國家對市場過程的行政干預。這也導致了有些人總是片面地、膚淺地去理解他們的學說，甚至曲解他們的學說，攻其一點，不計其餘。
從國內學界對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來看，大多人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經濟學家們實際上不是主張政府不干預經濟過程，而是不用行政命令干預經濟，或儘量不是作為社會資源的大量直接擁有者來參與經濟運作，而是用抽象規則（如法律、法規、和正式的司法程序）來調節經濟過程。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筆者認為，任何把拉美經濟自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停滯和增長步履維艱的格局簡單地歸結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破產"的做法，都只能說是只看到了一種表面現象，因而事實上是一種理論誤識。
進一步的問題是：儘管在拉美各國在20世紀70年代起就啟動了改變軍政獨裁政制的民主化改革，但為何在其後所啟動的經濟市場化過程中沒有建立起有效地確保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制度？這裏面有很長歷史文化與傳統原因，說到底與西方世界在興起中的兩條不同發展的社會演化路徑有很大關係。
這兩條發展路徑的成功的故事式英美式的。從大憲章運動開始，英國經歷過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隨之發生的一系列相對和平和漸進現政#民#主#的建設與演變過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的現政#民#主#政制和法治社會逐漸形成且不斷完善，從而有效約束了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掠奪之手"，相應地建立起了非常完備的保護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易的法律制度。
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在繼承了英國法律制度的同時，由充分吸取法國民主政治的理論和時間，在建國後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獨特的法治與現政#民#主#政制建設和不斷完善之路。
在英國和美國自己的民主和法治政制的建設過程中，不但保護市場交易的產權的法律制度建立起來了，而且逐漸形成了現代金融制度、貿易制度、現代工業組織，從而確保英美經濟有一個長期的增長趨勢。
因此，英美相繼興起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伴隨着近代其市場經濟生成和擴展的過程，一種民主和法治條件下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了。
西方社會發展另一條路徑則是西班牙、葡萄牙所走過的歷史演變道路。在歐洲近代歷史上，西、葡的興起要早於英、法、美等國。新航路開闢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和世界其它地方較早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掠奪了大量的財富，從而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
如果單從經濟因素來分析，積攢了這麼多的白銀財富，西班牙應該是最早崛起的國家，其次就應該是葡萄牙。然而，由於在近代歷史上，西、葡的皇權專制一直強大，現代民主、法治和憲#政體制遲遲未能建立，相應地有效保護私有財產和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也沒有建立起來（儘管這兩個國家均是在有着完善的羅馬法體系的羅馬帝國的版圖之中），因而，白銀沒有在西班牙停下，而是最終輾轉流入了英國、荷蘭、法國和其它歐陸國家，變成了這些國家經濟起飛的資本。
按照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的見解，在大量白銀向東流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流入英國和歐洲大陸其它國家時，其途經之地物價猛漲，從而通過一系列社會機制和社會過程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引起了所謂的"價格革命"。在這一過程中，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均在後來一直沒有啟動財富創造和經濟迅速增長的發動機。
一個歷史發展的演化路徑是，隨着西、葡在拉美地區建立起殖民地，他們把自己的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甚至語言也帶了過去，從而導致了拉美同美國、加拿大這些英法殖民地一條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英法興起了，美加也隨之起飛了，西葡落後了，南美也隨之落後了。這並不是歷史什麼巧合。
墨西哥和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地理位置接近，各方面的自然條件也很相似，但為何經濟發展差異如此巨大？
再大一點範圍來說，南、北美的自然條件差別也非常相近，南美的自然資源也非常豐富，或許比北美更為富庶，然而，由於不同殖民者帶入的文化和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基因"不同，對它們後來的民主和法制體制的建設和演變進程所產生的影響也就不同，其各自發展路徑也最終大相逕庭。
這才是後來拉美諸國真正的現政#民#主#和確保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制度遲遲未能建立，從而經濟大大落後北美的主要文化歷史原因。
如果再往深層追溯，我們就會發現，歷史、文化的差異又與宗教存在着很大關係。楊小凱在生前說過資本主義有好壞之分。好資本主義大都在新教國家。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在美、英、德、加這些新教國家都得到了蓬勃發展。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其南美殖民地國家，大都是天主教的國家。宗教文化信念不同，又導致了各自不同的歷史和文化演化路徑，從而有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制度。
結果，直到20世紀後半期，北美發達國家基本上形成了憲政民主下的法治化市場經濟，而在南美社會中，基本上是軍人獨裁政治、家族統治、裙帶關係、以及市場交換中的人情關係這些因素在起作用，從而從根本上缺乏類似於北美社會中的保障市場交易的剛性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在美國，總統雖然有很大權力，但無論是誰上台，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是碰不得的。
拉美國家則不同。在這些國家中雖也有選舉上的形式，但選出的總統往往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任意玩弄和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從而總統權力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決定拉美國家政治制度的，是背後更深層次的宗教、歷史、文化、甚至語言原因。
不同於英美法制文化的西葡的文化基因同法律、政治和其它社會制度相聯繫，在短期內很難有明顯改變。這是拉美經濟長期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不能把導致拉美國家的長期經濟停滯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
著名經濟學家韋森教授著《重讀哈耶克》親筆簽名版已在南翔書苑上架，重溫一百多年前凱恩斯與哈耶克的那場經典論戰。
世界歷史發展的比較研究清楚地告訴人們，我們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為我們成功地放開或者說引入了市場機制。
有了市場機制，經濟才會自發地且迅速地成長。有了市場競爭的動力機制，沒有錢，可以生出錢來，沒有資源，則可以購買資源，因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總是在運轉着。否則，即使有了許多金銀財寶、有大量資源資源，卻不能被好好利用，不能轉化為經濟增長的燃料和動力。
但是，一個社會經濟要長期增長，光靠市場機制還不行，還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如果缺乏良序運作的法律制度，或許短期內經濟有增長（如中國南宋和明朝中後期、以及康乾盛世時的情形），但從長期來看，在缺乏法制和現代民主政制的條件下，市場化過程所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會不斷積累起來，並最終會爆發出來，導致巨大的社會動亂，甚至改朝換代（中世紀的英國中後期的英國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反過來看，自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實行君主立憲制後，英國迄今為止一直保持了一個長期的穩定經濟社會發展）。
因此，沒有法治和民主政制，很難有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下的社會的長治久安。反觀人類近現代史，對比北美和拉美歷史發展的巨大反差，站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關鍵時期上，在我們更要在堅定走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的同時，一定要認清市場經濟運行的條件，加強法制建設，並不失時機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儘早建立並完善現代現政#民#主#政制。
此外，在最近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特別還特別強調了建設民主政制為主脈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就向全社會發出了一個積極的信號。
我們的結論是：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沒有民主法治，法制就會失靈，即保護市場運作的產權的法律制度就不能良序運作。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再牢牢掌握大量經濟資源，並運用自己實際上不受制約的權力而進行資源配置，那社會的兩極分化是一個必然的社會後果。
這樣以來，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中，社會不安定因素最後會破壞經濟增長的勢頭。
拉美經濟的長期經濟停滯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歷史上市場經濟的周期性興衰和王朝循環更替歷史怪圈也證明了這一點。
著名經濟學家韋森教授著《重讀哈耶克》親筆簽名版已在南翔書苑上架，重溫一百多年前凱恩斯與哈耶克的那場經典論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