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種權力機構並不是只在這次水患面前才顯現得如此，它的這種性質是常年存在的，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讓我們更恐懼的，是涿州這種悲劇還會成十上百地重演，將會有更多的涿州。也不僅是面對水患，而表現在更多的公共服務中，甚至是反公共服務中。這次除了涿州，還有霸州，淶水，黑龍江五常等地，不預警，假「降雨」，假「泄洪」，壓制真相與批評的作法如出一轍。相當長時間以來，權力機構已經不把自己當作公共服務提供者，官員也不把自己視為民眾公僕，它們唯一負責的是上方，並且認為自己有權力限制民眾的權利。它們偷偷利用立法漏洞，僭權將行政部門的私貨裝扮成政府法規。如所謂「農管」所依據「251項」管制項目，其中三分之二是沒經人大批准的行政法規；不僅不造橋，反而立法限制公民造橋，將造橋的公民送進監獄。更有打着「打黑」的旗號陷企業家入罪，侵奪企業財產；打着「規劃」旗號，強行摧毀公民住宅；甚至打着「防疫」旗號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財產權，住宅權和私隱權。這是比偶然一次水患更大的災難。
所以這次涿州水患更讓人警醒的，不僅是當下涿州當局的拙劣表現，而且是這一事件所進一步突顯的系統性錯誤。我們社會的當務之急，是糾正這個系統性錯誤。而第一步，是讓人們知道這是錯的。但這談何容易。因為這個系統性錯誤本身就限制了對錯誤的揭露。這就是對憲法第35條的違背，對自由表達的壓制。這次涿州當局的許多「反常」表現都與這個問題有關。據說涿州當局給民間救援隊設置「邀請函」障礙，是因為它不想外地救援隊將本地的真實災情傳播出去。這一猜測後來得到了一則酷似涿州當局內部文字的證實。這裏說，該區「輿情巡查員」發現救援隊將該地情況向外直播，就切斷其網絡，並抓捕若干人，並且還「擊落、擊毀」一批飛行器（推石頭的富蘭克林，2023）。這首先讓我們驚訝的是，這時還有大量「輿情巡查員」。看來它認為比救助災民更重要的，是不讓外界知道有災民。向外發送信息是憲法權利，況且用無人機探測災情，如實報道災區情況，也有助於進一步的救援。涿州當局不僅不提供信息，反而公然非法阻斷災情信息傳播，不僅是缺少憲法教育，而且是慣成惡習了。
所以，要糾正系統性錯誤，先要糾正對憲法第35條的違背。這方面不僅有普適世界的表達自由原則，而且有中華遠古的傳統。《左傳》記載，魯大夫臧文仲說，「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與大禹類似，成湯也為民眾做了一件有關水的事情。《呂氏春秋》記載，「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發，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在今天看來，祈雨是迷信之舉，但在當時卻反映了成湯將其看作是自己的責任。這說明「水」仍然是國家的第一責任，無論是過多，還是過少。可以說，夏商因水而立，但僅有水還不行。成湯在祈禱中說全部罪責在他一身，願以身為犧牲。這說明只有敢於承擔錯誤責任，才能盡責於公共服務。反過來像大禹那樣為治水過家門而不入，顯然是「罪己」的結果。
因而，只有具備這兩個要素——提供最緊要的公共服務，領導人承擔錯誤責任，最初的國家才得以誕生，這也是以後所有國家最基本的原則。臧文仲是周時人物。周人崇尚夏商，主要是其罪己精神。領導人勇於罪己，一定不怕批評，歡迎批評。周朝設立風官，就是要制度化地聽到百姓的抱怨。於是，周與夏商一起，被後來儒家士大夫稱為「三代」，這是理想社會的代稱。並非是三代沒有缺點，而是指三代努力提供公共服務和鼓勵政治批評的基本原則是接近天道的。而「桀紂」雖在時間上屬於夏商，但其因「罪人」的惡劣品質，並不被視為三代人物。有如此傳統的中華文明，顯然有優越的文化資源堅持自由表達原則，批判和打擊違背它的權力機構的行為。這次涿州水患中，當地當局違背自由表達原則的作法是桀紂之舉，應該受到社會的嚴厲譴責。我們以後不應再看到對表達自由公然的壓制。這才能邁開糾正系統性錯誤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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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層，「全涿州人民在尋找自己的市長和書記」，《最底層》，2023年8月5日。
2023年8月13日於五木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