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晉綏老區率先實行土地改革。開始還比較溫和，後來在康生等人的批評指導下，晉綏土改急遽「左」傾。當時的口號是：貧僱農打江山坐江山，貧僱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一時間，亂打亂殺地主富農的風氣四處蔓延，許多慘絕人寰的悲劇就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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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處中原，文化積澱深厚。山西興縣蔡家崖，村子前面有蔚汾河流過，南依高崖，土地貧瘠，牛家的院落便坐落在這裏。牛氏家族世代都是書香門第，也是山西省赫赫有名的旺族，1885年，一名男嬰在牛家呱呱墜地，取名照芝，號友蘭。
誰也沒有想到，這位牛友蘭後來竟然成為晉綏邊區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進了《毛選》。更令人唏噓感慨的是，他竟然慘死於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勝利之時，死於他引以為傲的兒子手下。
牛友蘭自幼聰慧，以讀書為己任。20歲便走出呂梁山區，求學於京師大學堂。1909年，牛友蘭24歲，一場大病使他不得不輟學離開京城，回到家鄉。
受家族風氣影響，牛友蘭視讀書人積極入世才是正道。回鄉後，面對貧窮落後人才匱乏的家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興辦新式教育。
為此，牛友蘭四處遊歷，參觀訪問各地新學，學習積累了許多辦學經驗。1925年，牛友蘭和朋友劉少白幾經周折，辦起了興縣中學，這是晉西北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初級中學。在當時無疑是石破天驚的壯舉，在黃河兩岸引起不小震動。嵐縣、保德、岢嵐、方山、臨縣、神木、府谷、佳縣等地學生，紛紛前來就讀。興縣中學先後招收了8個班，培養了近300名學生。至今，當地百姓對牛友蘭和劉少白兩位先生開辦新學堂，還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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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友蘭家自父輩即開始發達，成為興縣首富。辛亥革命後，因興縣遠離政治中心，牛家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到了抗戰前夕，牛家已經擁有五座宅院、一所花園和兩千多垧土地。此外，牛家還在縣城裏開了「復慶永」、「福興永」等商號。
抗戰軍興，牛友蘭毀家紓難，支援抗戰，可謂竭盡全力。1937年，八路軍開赴興縣開闢抗日根據地，後勤供給十分困難。牛友蘭毫不猶豫，個人出資，提供了一個團的冬裝，又主動將自家的院落讓出來，給八路軍做了司令部。
牛友蘭原在興縣城關開設有一家復慶永商號，亂世之中，只好關門停業。合伙人準備把大批商品搬遷到陝北，另設門市。牛友蘭不同意，他說：「國難當頭，我們應該拿出物資，支援抗戰」。在牛友蘭的說服動員下，最後，大家同意拿出一部分物資支援抗戰。
這年秋天，賀龍、關向應率領八路軍120師挺進晉西北，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眼看就要入冬了，戰士們還穿着草鞋、單衣同日寇作戰。牛友蘭心裏焦急，把復慶永的股東召集起來，與大家商量，把店鋪庫存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襪子、肥皂都拿出來，給戰士們換上棉衣，配備了日常用品。
牛友蘭的好友劉少白，原來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一年，劉少白奉命從太原返回興縣，籌辦興縣農民銀行。為籌集資金，劉少白來到牛友蘭家，簡短寒暄之後，說明了來意。牛友蘭二話不說，當即拿出2.3萬銀元，作為銀行的運作基金（整個銀行基金為3萬元）。
晉西北地區交通閉塞，物資奇缺，加上敵人的經濟封鎖，抗戰中期，軍民生產生活非常困難。為了解決邊區人民物資匱乏的問題，牛友蘭又出資一萬銀元，以復慶永商店為根基，創辦了興縣民眾產銷合作社。合作社分為生產部和營業部，生產部組織群眾紡花織布，營業部經銷土布、棉花、食鹽、煤油等生活用品。
生產部發展勢頭很好，先是改名蔚汾紡織廠，繼而生產規模擴大為晉西北最大的紡織廠，又更名為晉西北紡織廠。紡織廠生產的毛巾、襪子、裹腿等物資直接提供給抗日部隊。從建廠開始，牛友蘭就擔任紡織廠的廠長和經理，但他從未享受過特殊待遇。1941年，行署以牛友蘭年事已高為由，派人接替他所擔任的紡織廠廠長職務，調任晉西北貿易總局顧問。工廠產權、產品、利潤收歸政府所有。牛友蘭離開工廠時，沒有帶走公司任何財物，連建廠時投入的一萬銀元也分文未取。
抗戰期間，牛友蘭幾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產，先後捐資35000塊銀洋，捐糧兩萬多公斤，還有大量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生活用品。在當地人的記憶里，牛友蘭是從傳統儒學教育里薰陶出來君子，他平易近人，克勤克儉，言談舉止一副儒雅作派，沒有任何惡習。
1942年5月，牛友蘭帶領15人的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學習，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延安《解放日報》對牛友蘭作了專題報道，讚揚他興學育人，舉辦實業，支援抗戰，送子參軍，在延安引起很大轟動。毛澤東、朱德親自接見了牛友蘭一行。毛澤東握住牛友蘭的手，問：「你把孩子們都送到延安來了？」
牛友蘭說：「前後送來了11個。」
毛澤東說：「歡迎你們全家參加革命！」會見結束，毛澤東、朱德總司令舉行晚宴招待了牛友蘭一行。
參觀團回到晉西北以後，牛友蘭在《抗戰日報》上發表觀感說：「最使人感動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是共產黨領導人民能夠取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發揚光大，讓它在晉西北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這年10月，牛友蘭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後來，牛友蘭進了《毛選》，成了和李鼎銘、劉少白齊名的開明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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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農曆八月初七，牛家雙喜臨門。27歲的牛友蘭喜得貴子，同時傳來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繼為官的消息，祖父牛錫瑗聞訊喜極，即送了長孫一個「官」字。牛友蘭嫌這個名字太直白，不久就將兒子更名為「蔭冠」。牛蔭冠同輩兄弟姊妹二十多個，在太原、北京等地讀大學的就有十五六人，這在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的晉西北地區，顯得鶴立雞群。
牛蔭冠和父親一樣，青年時代到北京求學，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是當年清華大學錄取的四名山西籍學生中的一個，可謂鳳毛麟角。後來因參加地下黨，成為清華左派學生社團的領袖人物，無法應付繁重的學習任務，於是改學了經濟。「一二、九」運動後，牛蔭冠24歲，還有半年才畢業，當時，地下黨領導人安子文要他回山西協助薄一波工作，他毅然放棄學業，沒有拿到畢業證就離開了清華。
1936年，薄一波推薦牛蔭冠擔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總負責人，負責犧盟會的日常工作。1939年底，牛蔭冠被列入閻錫山的暗殺名單，他帶領總會機關幹部躲過暗殺，渡過黃河，繞道陝北，回到興縣晉綏根據地。1940年2月，他被委以重任，擔任行署副主任，兼行署黨組書記。到了1942年，又被推舉為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
牛友蘭把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鼓勵和支持兒女們參加革命。他先後將兒子侄子十餘人送到延安，長子牛蔭冠一直是他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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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開農民大會，當時的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到會講話。他說：要徹底平分土地，就先要鬥倒地主階級。大家提出要鬥爭牛友蘭，我也贊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裏的農民，並且還剝削過全興縣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農民派代表來參加。要把地主徹底鬥垮，大家不要顧慮，共產黨一定給你們撐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關係，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軍人給他撐腰，最近李家灣鬥一個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處一個會計，要副官處寫信給農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東西，我們認為這做得不對，東西不能交回。以後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軍人，誰要包庇地主，你們都可以鬥爭他。
李井泉的講話有很強的針對性，就是要把牛友蘭拿出來鬥爭。當時，牛蔭冠作為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邊區貿易局局長，就坐在台上。李井泉是晉綏邊區的黨政最高領導，他這是借人說事，敲山震虎。這番講話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李井泉話音剛落，《晉綏日報》即以《群眾要求儘速開會，鬥爭大地主牛友蘭》為標題撰文，報道了當日情景。
文中說，到會群眾一致認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徹底鬥倒地主。比如該村大地主牛友蘭還沒鬥倒，群眾要求最近就開鬥牛大會。牛蔭冠同志為了擁護群眾這一要求，起來向群眾檢討自己，說過去的立場站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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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後，9月26日，蔡家崖召開了「鬥牛」大會，對牛友蘭進行了殘酷批鬥。鬥爭牛友蘭之前，李井泉找牛蔭冠談話：「蔡家崖的群眾要求召開鬥牛大會，你要和牛友蘭劃清界限，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批鬥會開始，牛友蘭和一群地主、富農被拉到會場前面，跪在地上，他們跪的地方都鋪着一層稜角尖銳的碳渣。
有人見牛蔭冠坐在主席台上，要將他推倒站着的地主富農那邊。農會主席說：這是咱自家的人，怎麼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邊。聞聽此言，牛蔭冠「感到極大的溫暖和黨的親切，感動得落淚不止」。他壓抑着心中的難言之情，眼看着自己的老父親跪在台下碳渣上，接受群眾的批鬥。
早就安排好的村民，一個一個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列數牛友蘭的罪狀。鬥爭會開到高潮，要押着地主富農遊街示眾，有人將62歲的牛友蘭按倒在地，把一根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孔，高聲呼喊：牛蔭冠，過來，牽着老牛遊街！
幾十年以後，在場的人還記得當年的情景：牛蔭冠神色凝重，木然地接過別人塞在他手中的鐵絲。鐵絲的那頭，是鼓勵他走進革命陣營的老父親，老父親被五花大綁，佝僂着身軀，背負着天大的冤屈。牛友蘭看着牛蔭冠接過鐵絲，非常吃驚，也很生氣，悲愴與絕望湧上心頭，千頭萬緒，無語凝噎，不由得擺了擺頭。鼻翼下面的骨頭又薄又脆，他這一擺頭，鼻翼下面的脆骨就被鐵絲拉斷了，頓時鮮血直流，淌了一地。
牛蔭冠牽着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像啞了一樣，異常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就有人打抱不平，衝到牛友蘭身邊，把捆綁他的繩子解開。一片混亂中，批斗大會不得不宣告結束。眾人把老人扶回家中休息。一輩子受人尊重、被鄉鄰們視為楷模的牛友蘭，何嘗遭受過這樣的奇恥大辱？牛友蘭回家之後就開始絕食，好多人都勸老人進食，但誰勸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絕食三天之後憤然棄世而去。那一天，恰好是農曆八月十五，牛蔭冠沒有回家，他從此也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2020-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