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4日晚，瓦格納集團的成員準備從南方軍區總部撤出，返回他們在俄羅斯頓河畔羅斯托夫的基地。6月24日，克里姆林宮稱，派遣戰士推翻莫斯科軍事領導人的叛軍僱傭軍領導人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將離開俄羅斯，前往白俄羅斯，作為避免「流血事件」協議的一部分，針對他的刑事指控將被撤銷
古往今來，軍事叛變屢見不鮮。儘管各個軍事叛變的性質和範圍各不相同，然而不變的是當權者為此深受刺激，進而不可避免地調整政策。
6月23日至25日，莫斯科小心翼翼地平息了身處烏克蘭的瓦格納集團軍事承包商將士的短暫兵變，並被迫解決令人頭疼的瓦格納集團半獨立地位問題。
事實上，瓦格納部隊離開烏克蘭，一路上浩浩蕩蕩進入頓河畔羅斯托夫（Rostov），並沒有遭遇到任何反抗。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與俄羅斯國防軍簽訂了有利可圖的合同，而金錢利益沒有得到保障。
目前形勢下，隨着瓦格納叛亂的結束，俄羅斯武裝部隊可以在烏克蘭戰場上行動更加協調統一。眾所周知，在烏克蘭戰場上，瓦格納部隊表現出比俄羅斯地面部隊更高的效率，為穩定一些反對烏克蘭部隊的戰線做出了重大貢獻。不過，顯而易見，維持一個單一的戰場指揮，完全聽命於俄羅斯國防軍，對於瓦格納集團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莫斯科希望儘量降低瓦格納首領普里戈津領導的「兵變」造成的政治影響；令俄羅斯總統普京稍微安心的是，這個兵變並不是發生在俄羅斯國防軍內部，瓦格納只不過是僱傭軍而已。無獨有偶，當年美國在伊拉克的武裝行動中，軍事承包商黑水公司（Blackwater）也「叛變」了。從歷史上看，僱傭軍團體經常與他們的客戶政府發生衝突，通常是在薪酬和條件方面產生分歧而鬧掰。
事實上，當年美國政府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中對僱傭軍的迫切需求告一段落後，就悄悄地壓制了黑水公司。這在當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然而最終並沒有影響到美國軍隊的整體戰略目標。
普里戈津與莫斯科的合作一拍兩散，深知政府不再需要他了，一如當年黑水公司負責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z）與華盛頓的蜜月期結束時一樣，該離開時就離開。
他的現金流早就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大幅削減，預感大的改變即將來臨。
早前，瓦格納集團從俄羅斯政府那裏獲得了在敘利亞、利比亞、馬里、非洲之角以及最近在烏克蘭開展軍事行動的大量合同，從而變得更加富有和權貴。然而最近，俄羅斯政府堅持要求瓦格納的僱員將士在7月1日前與國防部簽署合同。這意味着瓦格納的獨立性和現有的商業合同將遭到終結，而正是這些與俄羅斯政府簽訂的商業合同令普里戈津富得流油。普里戈津此後聲稱他將抵制這個命令。
2017年7月4日，俄羅斯商人葉夫根尼‧普里戈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參加中俄領導人舉行的商業領袖會議之前。(Sergei Ilnitsky/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瓦格納事件爆發後，全世界譁然。西方媒體以及華盛頓和美國盟友的一些「專家」紛紛猜測斷言，瓦格納的抗議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事情，預示着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俄羅斯的總統權威受到挑戰，即將被迫下台。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普京確實在許多方面面臨困難，然而他此次輕鬆地處理了普里戈津的「減速帶」式風波。由於與普京存在長期盟友的良好關係，普里戈津在事業和財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在這個不體面的事業上越成功，就越置普京於尷尬境地。在雙方的斡旋下，他很幸運地以「體面的條件」達成了退出俄羅斯政局的方式：在白俄羅斯避難。
顯而易見，此次瓦格納兵變的重要性甚至比不上1905年6月俄國戰艦波坦金（Potemkin）號的兵變。那是一次和平時期發生的國家武裝部隊內部成員兵變，間接促成了1917年俄國革命。
事實上，許多國家都爆發過更為嚴重的兵變。1917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10萬法國軍隊在西線附近發生大規模兵變，表達對時局的不滿。1918-1919年，德國爆發相對和平的基爾（Kieler）海軍兵變，抗議當局在波羅的海軍力部署，引發了德國十一月革命。1931年，英國約1000名水手的因弗戈登（Invergordon）王家海軍兵變，旨在抗議當局的肆意降薪。這些兵變性質都很惡劣，因為將士們違反了現役軍人對國忠誠的明確誓言。
而這些兵變都具有一個共同點，即均沒有對當權者造成傷筋動骨的打擊，最終都是政府主宰了兵變參與者的命運。
也許更具戰略意義的是1857年至1959年印度爆發的軍團（Sepoy）兵變。這是一場政治層面的戰爭，旨在推翻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而不是一場軍隊內部叛變。這場兵變最終也以失敗告終。
那麼現在的瓦格納兵變呢？
首先，俄羅斯武裝部隊可能會籍此將瓦格納集團將士納入正式軍隊或納入國防部直接控制的獨立軍事組織。這很可能亦會引發當權者對俄羅斯軍事供應鏈效率低下的反思，而這可能會使人們更加關注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Sergei Shoigu）的表現。
其次，俄羅斯將精簡優化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並進行新一輪的軍事推進，尤其是在以前由瓦格納控制的地區遭受初步挫折之後，更需採取行動扭轉形勢。
西方分析人士一直熱衷於將普京妖魔化，並屢次預測他將提前辭職謝罪。一廂情願的想法從來不是好的政策分析。暗殺和疾病始終都被當作是萬用牌，可以決定普京命運。然而種種跡象表明，瓦格納事件只是茶壺裏的風暴而已。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他出生於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勳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大流行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2020）。
原文：Why We Should Not Be Diverted by the Wagner Comic Oper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