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禁止出境有關的中共法律越來越多，同時中共加大對外企的審查力度，令在華國際企業的壓力越來越大。圖為2020年4月8日，警察在武漢市天河機場站崗。
與禁止出境有關的中共法律越來越多，同時中共加大對外企的審查力度，令在華國際企業的壓力越來越大。
總部位於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5月2日發表題為「困於籠中：中國日益泛濫的限制出境問題」（Trapped– China’s Expanding Use of Exit Bans）的最新報告。報告指，中共最近批准了《反間諜法》修正案，並將於7月1日起實施。這意味着，從2018年到今年7月，中共至少有5部新法或修訂法允許使用出境禁令，相關法律總共達15部。
報告說，在沒有透明官方數據的情況下，估計在中國任何時候都至少有數萬人被禁止出境。且外國公民也越來越頻繁地成為被限制出境的目標，或受到限制出境的威脅，即使他們不是犯罪嫌疑人。
報告表示，數十名外國人因所在公司涉及民事糾紛被禁止離開中國，而且該數字可能被嚴重低估。中共《民事訴訟法》的模糊措辭意味着，與民事糾紛無關的人也可能被困在中國。愛爾蘭商人奧哈洛倫（Richard O』Halloran）被禁止離開中國三年（2019至2022年），因為他的僱主捲入了一場商業糾紛，而糾紛發生時他還未進入該公司。
還有一些外籍人士成為中共人質外交的犧牲品。保護衛士說，這是中共針對外國政府的報復行動，或者是一種爭取讓步的策略。通常情況下，任意拘留的行為更加嚴重，有時候在最初階段使用出境禁令。多年來，美國國務院一直對其國民提出警告——北京會使用出境禁令來「獲取對外國政府的談判籌碼」。
中共最近通過的新版《反間諜法》尤其令在華國際企業感到擔憂。被稱作「橡皮圖章」的中共全國人大於4月26日通過《反間諜法》的新修正案。該法擴大了「間諜行為」的定義，同時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實施個人出入境禁令的權力。
瑞士歷史最悠久的報紙《新蘇黎世報》在評論文章中說，中共政府制定的法律大多非常模糊，這讓有關部門在執行時有最大的靈活度。對於在華外國企業而言，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文章說：「即使是普普通通的市場調查，或收集競爭者的信息，以後也可能落入《反間諜法》的範疇。不安氣氛已經在企業間散播開來。在華企業負責人擔心公司可能被搜查，電腦、手機可能被沒收。」
此前已經有多家外商遭到中共審查。美國管理管理諮詢公司貝恩公司（Bain& Company）位於中國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在4月份遭到中共有關部門問話，電腦和手機被警方帶走。
北京警方還於3月份搜查了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的北京辦事處，並拘留了這家公司在中國的所有五名工作人員。該辦事處遭到突擊搜查後已關閉。該公司聲明，其擁有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許可證，並遵照法律透明運作。
中共網信辦還在同月宣佈，對美國領先的內存晶片製造商美光科技（Micron）展開調查。中共外交部稱，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網絡產品進行網絡安全審查，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採取的正常監管措施。但國際輿論認為，這是中美對抗下，北京對華盛頓展開的報復手段。
中共打擊外企的行為並非僅僅針對美國企業。同樣在3月份，中共公佈拘留了日本製藥商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的一名僱員，指其涉嫌從事間諜活動。這次逮捕在中國的日本商界引發衝擊波，同時引起東京方面強烈反響，日本政府要求釋放這名藥企高管。自2015年以來，已有17名日本公民以類似指控被中共拘留。
中共高層在疫情解封之後曾頻繁發言，試圖重建外資對中國的信心。中共副總理丁薛祥3月26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演講，承諾持續擴大市場准入，全面優化營商環境，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等等。
旅居英國的資深投資顧問方奇5月7日表示，「中共說一套、做一套，顯示出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需要外企的資金和示範效應，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他們。所以新進入中國的外企基本沒有。由於地緣政治衝突加劇，且外企在中國的利潤大幅下跌，無論從商業角度或者風險角度他們都不願選擇中國。」
方奇還說，即使已經在中國的外企，有一些將被迫脫鈎，有一些製造業把供應鏈移出中國，只有一些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外企可能不捨得放棄現有的利益。
中共限制出境措施升級律師：侵犯公民遷徙權
人權組織最新報告顯示，中共限制出境使用幅度升級。律師認為，中共濫用邊控措施，害怕國際社會上反共聲音和力量的壯大。
邊控即邊境控制。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4月發佈的報告顯示，中國（中共）一直在擴大使用限制出境這項政策。限制出境已經成為中共用來加強對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眾多工具之一。
報告認為，中共限制出境規模擴大，缺乏法律依據和透明度，且幾乎難以申訴。同時，針對維吾爾族、藏族等少數民族進行全體性的無差別限制出境。
儘管中國沒有公佈遭限制出境人數的完整數據，但在2015年有人權組織估計，至少有1400萬人受到限制出境的影響。「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目標——人權維護者、商人、官員和外國人。」
最新案例顯示，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郭於華4月底取道深圳前往香港受阻，深圳海關拿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的文件，告訴她在限制出境之列。
原上海季風書園店主於淼的太太謝芳回國探親，於去年8月發現被限制出境，中共國保以此協迫於淼回國接受調查，只因他在美國用筆名發表文章。經過數月的抗爭，直到今年5月3日，謝芳才得以回美與家人團聚。
網友表示，「這個政權太可怕」，「家屬綁架是中共對『境外勢力』的一種武器。」
中國假劣藥受害者、維權人士陸曉忠日前告訴記者，他因追究肇事企業責任進行上訪，曾被邊控至少兩年。當時他連所在的蘇州市都出不去，出市身份證就會報警。「兩年之後，他們（國保）會（再）評估，所以之後我就一直保持一種靜默狀態。」他說。
幾年來忍辱負重後，身患絕症的陸曉忠終於被充許出國旅遊一周。他才幸運地「潤」到德國（詳細報道）。陸曉忠認為，「真正的難民想逃出來，被邊控在國內，出不來的。真正被迫害的，有幾個能跑出來的？」
邊控範圍越來越廣
中共邊控的歷史由來已久。六四後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不少是通過偷渡行動逃離中國，他們當時獲得了各方的幫助。
根據1987年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發佈的關於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問題的規定，在執行邊控中，有「凡能儘早處理的，不要等到外國人或中國公民臨出境時處理」、「凡能在內地處理的，不要到出境口岸處理」等規定。
近年來，中共的邊控範圍越來越廣。2020年，武漢要求黨員、幹部、公務員、軍人上交護照，不交就註銷，其它省市也開始執行這樣的「邊控」政策。
「保護衛士」倡導與研究專員陳靖捷在接受法廣採訪時表示，限制出境的措施已經從司法部門泛濫到行政機構，普通警察就可以限制出境。國家監察委是一個非司法的機構，居然也可以限制公民出境。
一位推特網友表示，他的朋友因為政治原因遭到中共「限制出境」。最近一次邊控時間快到了，結果某「法院」突然受理了一樁虛假的民事訴訟官司，以此繼續禁止其出境。
在山東省法院官網（海外無法打開）上，有一份「邊控對象主要問題及對應代碼表」。文件稱，該表對應《邊控對象通知書》的「主要問題」欄。交控機關和決定機關因辦案保密工作需要，不宜對「主要問題」作文字表述時，可填寫對應代碼。
山東省法院官網上的「邊控對象主要問題及對應代碼表」。（網頁截圖）
而在實際操作中，很多人根本沒有收到過所謂《邊控對象通知書》。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了，也不知道是哪個部門下達了邊控命令。
律師：中共極權統治濫用邊控限制
國際人權法保障人的遷徙自由權。旅美人權律師吳紹平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遷徙自由不僅僅只是公民在國內有遷徙的自由，一個國家的國民，他如果想離開自己的母國到其它國家去，也是屬於他應有的自由。而中共明顯在濫用邊控措施。
吳紹平認為，中共根本就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衡量標準，或者一個法制的邏輯。它的邏輯就是維持它的獨裁統治，所有的一切目的就是維持它的政權。
「你只要不是支持它中共暴政的，或者是它的一個反對者，那你隨時都有可能被中共給邊控。不僅僅本人被邊控，甚至親友都可能被牽連。它的標準就是，你究竟是不是對我中共政權有危險，或者有不滿？」他說。
中共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異見人士及其家屬出境。「保護衛士」辨識出了中共有14部法律提及了限制出境，當中至少有4部法律是自2018年以來新增的。
4月26日，中共最高立法機構宣佈通過修訂《反間諜法》，引入了對任何被認為離開中國後有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被調查人員實施出境禁令的可能性。
吳紹平認為，中共這樣做有四個目的：
首先，對於被邊控的人來講，這是對他們進行打擊的手段。出不了境，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他的一種處罰，對他們反抗行為的一種壓制、一種鎮壓。
第二，它想用這種方式殺一儆百。對中共潛在的反對者來講，是一種威懾，別想從這個國度走出去。
再有，這些出境的人，接觸到外面的信息，把外界的信息帶入進去，這也是中共所不樂意見到的。邊控起到阻止人們交流的作用。
最後，異議人士或敏感群體出國後也會繼續從事反對中共的活動，也壯大了國際社會反共的力量。近年國際上反共的聲音越來越大，邊控是為了減少國際社會上反共的聲音和力量。
吳紹平指出，中共是極權獨裁的政體，它不僅隨意限制公民自由出境的權利，還有其它的自由權利，它都可以隨意剝奪，嚴重的甚至可以剝奪你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在文明世界，包括文明國家，為什麼要跟極權對抗和反抗極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個極權政體下老百姓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