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劉亞洲最初從事文學創作，在軍事文學領域有了一席之地，後轉行從政進入空軍領導機關，官拜大軍區正職，上將軍銜。對其升遷路徑，廣大民眾心知肚明。其人自視「高人」，以「大」自譽，自稱其思想為「大思路」、「大手筆」、「大啟示」、「大格局」、「大氣派」、「大戰略」，常以其主張為高層指點江山而津津樂道，常常著文為國人「指點迷津」而自視為思維超前的高人，屬高官「網紅」。如「棄朝認韓」取悅美國之策，向西進軍與美國和西方結好之謀，大陸應走台灣民主之路等主張，試圖影響國家戰略，扭轉復興之路，博世人眼球，獲西人歡心。其《戰略文集》，自始至終是崇美、媚美之詞；中華文明、中國文化全是糟粕，西方文明、西方制度才是民主自由與光明；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導致獨裁，西方民主選舉才是中國必由之路等等。
隨着劉亞洲官越做越大，劉亞洲利用其身份地位在網絡上經常發表一些異乎尋常的文章和言論，兜售西方「人道」、「人權」、「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私貨。由於長期發表這些文章和言論，在一些媒體吹捧下，劉亞洲也被冠以「中國最理智的思想家」、「中國軍隊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智囊」、「中國最有膽識的鷹派人物」、「一位具有大師氣質的戰略家」等名號。隨着廣大民眾政治覺悟越來越高，政治辨別力越來越強，劉亞洲的言行和「兩面人」的陰謀逐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愛國者，對劉亞洲販賣的「陳年老貨」更是不屑一顧。廣大民眾對其封有多個頭銜，稱其為「兩面人」、隱藏在軍隊中的「第五縱隊」、普世價值的吹鼓手、中國軍隊的頭號漢奸、帶路黨的帶頭人等等。
劉亞洲全然不顧軍隊高級領導幹部應有的黨性覺悟，甚至沒有普通黨員的基本黨性和覺悟，不顧黨和軍隊的紀律，刻意發表一些違背社會主義價值觀，違背新時代黨的方針政策，違背人民軍隊性質宗旨的文章和言論。劉亞洲的文章和言論，有恃無恐為其特長，膽大敢說為其特色，隱晦暗喻為其風格。廣大人民群眾對其文章和言論，網絡上批評之聲不絕，但其吹捧者、讚美者也為數不少，其人很是「紅了」一個時期。
一、劉亞洲鼓吹西方民主制度，要從根本上動搖顛覆我們黨的執政地位，為實行多黨制打下理論基礎
毛澤東主席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時代的繼承與發展，是新時代引領中國及人類社會進步的理論體系。
劉亞洲自稱是「思想家」，就是從這兩個根本之處下手，長期鼓吹普世價值，以宣揚西方和美式「人道」、「人權」、「人性」、「民主」、「自由」為幌子，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的理論基礎。
他在文章中稱：「我願意做思想先鋒，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連活着都不怕，還怕死嗎？在中國，講真話真難啊。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劉亞洲是一個什麼樣的「先鋒」？要為誰殉道？劉亞洲不僅是喪失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問題，而是他從始至終根本就沒有樹立過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劉亞洲的所作所為，是一個典型的野心家和陰謀家。長期以來，此人公開一套，暗中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嘴上也講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背地裏則販賣他自己夾帶的私貨，長期與黨中央唱對台戲，試圖影響和改變中國的戰略方針，影響中央的戰略決策和部署。他的文章和言論，不僅在社會上遭到有識者的批判，在軍內、尤其在國防大學內部遭到強烈抵制。他與校長王喜斌共同把持國防大學期間，被廣大教職員工評價為「國防大學有史以來最差的一屆班子」。
劉亞洲的高明之處在於，採取極其隱晦的方式，指桑罵槐，借古喻今，以外譏中，借屍還魂，但基本套路還是美國培養「第五縱隊」那些招數。凡是美國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中國的一切都是壞的；凡是美國的都是進步與光明的，凡是中國的都是糟粕腐朽和墮落的；凡是美國制定的政策主張必然是民主自由的，凡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是獨裁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他煽動擴大國內矛盾，挑起社會撕裂。豈不知，現今中國已經不是任人可欺之中國，現今民眾也不是可以隨意愚弄之愚民，帶路黨和公知們的招數已經不靈了。
劉亞洲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失敗。他稱：「昨天，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取代資本主義是不可阻擋的。今天，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被資本主義取代也是不可阻擋的。蘇聯社會主義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註定了它要失敗的命運。列寧製造了無產階級專政，製造了階級鬥爭，製造了獨裁，製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製造了自己和自己事業的墳墓。這就是規律。」
劉亞洲認定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是獨裁，必然是不民主不自由，全然不知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這是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而劉亞洲則把人民與共產黨切割開來，製造人民與共產黨的對立，其結論：共產黨「製造了自己和自己事業的墳墓」，為其鼓吹多黨制和西方（台灣）所謂民主制度奠定理論基礎。
劉亞洲言道：「現在是個選票出政權的時代。作為領導人，只能因勢利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因此，大陸內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劉亞洲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協商的民主制度，否定人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和共產黨內的民主制度，暗指政治體制改革要仿照台灣模式，即西方模式，才能處理好兩岸關係。他認定「台灣首先是創造了經濟奇蹟，這一次（作者註：指台灣選舉）台灣人民應該說在政治上又創造了奇蹟。為什麼？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老百姓第一次按自己的意願一票票計選出領導人。這個意義，我們應該從正面的積極方面去理解，這和我們黨將來要走的道路也是一樣的，民意啊！」
在劉亞洲文章和言論中，處處透露着一股暗喻之風，詭異之氣。明明有些事情違背中央的方針政策，是完全不可為之事，在他筆下和言論中，成為可行可議可改之事，以講述西方政策制定是多麼的「民主」，暗喻共產黨不講民主；明明有些事情顛覆了軍隊原則和紀律是令行禁止的事，在他筆下和言論中，成為可以違背可以突破之事，以編造軍隊不聽指揮如何贏得勝利的故事，暗指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講自由；明明有些事情不符合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在他筆下和言論中，成為符合人性的正常事和英雄業績，以西方人權高於一切的普世觀點，暗喻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沒有「人權」，更沒有「人道」和「人性」。
劉亞洲所作這一切的目的，極力鼓吹西方腐朽的「民主」制度，證明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導致失敗。以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證明共產黨一黨執政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劉亞洲事實上成為西方在黨內、軍內的代言人和「帶路黨」的帶頭人。用網民的話語，這些人不是蠢，而是壞。
二、劉亞洲力主「軍隊國家化」，試圖從根本上否定和改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抵制和反對軍委主席負責制
「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等觀點和論調，早已成為那些試圖改變人民軍隊性質，改變共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的陳詞濫調。這些言論，試圖從根本上動搖我們黨的執政根基，推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劉亞洲自然也不例外。但劉亞洲不會像一般公知那樣直接公開講，那樣顯得智商太低。劉亞洲不只是提倡傳播這些論點，而且更注重身體力行致力推動和實現這一目標。
劉亞洲把持國防大學期間，公開提出，要向中央建議，把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大學」。其掩人耳目的理由，更名後層次更高，既符合國際慣例，也符合培養政府高級領導幹部的地位。劉亞洲當然懂得突破一點、動搖全局這個道理，試圖從國防大學更名開始，動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體制和制度，逐步實現「軍隊非黨化」和「軍隊國家化」。
新時代我黨提出「兩個確立」。一個是確立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一個是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是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新時代主要體現在習近平強軍思想在軍隊建設上的指導地位，軍委主席負責制則是確立習近平主席在軍隊中的領導核心。這正是劉亞洲極力抵制和反對的。表面上，國防大學校校園裏豎立着「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大幅標語，背地裏卻幹着「砸鍋」和「掘墓挖墓」的勾當。
中國共產黨「八七」會議，毛澤東主席（時為委員）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確定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著名的「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奠定了黨對軍隊領導的基礎，實現了舊軍隊向人民軍隊的根本轉變；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毛主席深刻認識到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作用和意義，在「古田會議」上，提出黨對軍隊的領導，由此確立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正是由於全黨共同維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核心，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我們黨糾正了陳獨秀、王明、張國燾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人民軍隊在黨的領導下，粉碎了蔣介石重兵集團的重重圍剿；十四年抗戰，領導敵後抗日武裝和民眾，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戰爭，推翻了蔣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國。全國解放後，毛澤東主席領導人民軍隊和全國人民進行了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抗美援越等戰爭，打敗了侵略者，中國人民從此真正的「站起來」了。
改革開放初期，軍隊服從國家經濟建議大局以及「軍隊要忍耐」的政策，導致軍隊建設出現一些嚴重問題，軍隊經商和貪污腐敗，甚至出現軍委副主席級的大貪官，軍隊戰鬥力明顯下降，人民軍隊的性質受到嚴重挑戰，嚴重影響軍隊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並由此嚴重影響到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在習近平主席新時代強軍思想的指引下，共產黨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清除附着在人民軍隊身上的腐敗現象，人民軍隊重新恢復生機與活力，戰鬥力得到明顯增強，有效地抵禦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滋事和挑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習近平強軍思想及軍委主席負責制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兩個確立」以及習近平強軍思想和軍委主席負責制是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建設一支強大人民軍隊最根本的保障。
劉亞洲是一個典型的「兩面人」。在這一時期，劉亞洲一方面利用改革開放期間，軍隊建設受到嚴重影響，貪污腐敗嚴重之機，不斷的升官發財，撈取好處，享受着高官厚祿帶來的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則利用改革開放的某些不足和失誤，抓住改革中軍隊出現的各種問題，極力的推動軍隊國家化，試圖推翻和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軍委主席負責制，因為這才符合他倡導的「自由民主」。
三、劉亞洲試圖借史喻今，借西路軍歷史問題的巨大分歧和爭議，從西路軍失敗中解秘印證中央戰略決策指揮錯誤
西路軍問題是黨史軍史上已經十分明了的問題。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並做出決議，對西路軍問題已作出結論。中央決議指出：「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在毛主席等老一輩領導人去世之後，個別人對當年中央決議心有不滿，認為這個結論不妥，從而編造謊言，篡改歷史，否定中央結論，提出「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在中央軍委指揮下行動」的顛覆性說法，試圖把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推給黨中央，追責毛主席，從而導致西路軍歷史問題出現巨大的分歧與爭議。
社會上一些人則藉機以揭秘西路軍歷史為西路軍「正名」為由，大搞「陰謀論」，詆毀中央領導集體，詆毀毛澤東，為張國燾翻案，在黨內、軍內和社會上製造和挑起一場翻案「正名」風波。這場風波勢力之大、範圍之廣、時間之長、影響之巨，世所罕見，並且持續至今。
劉亞洲把持國防大學期間，多次提出研究西路軍問題，深刻總結西路軍失敗的歷史教訓，並且帶領國防大學學員到現地進行戰場考察，親自為學員授課。其核心觀點，西路軍是在中央領導和中央軍委指揮下失敗的。為翻案者搖旗吶喊，遙相呼應。
西路軍主要領導人陳昌浩和徐向前對西路軍失敗都有深刻的認識。陳昌浩在給黨中央的報告書中寫到：「我們率三個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當時三個軍渡河無疑的是違反寧夏戰役計劃的，是退卻路線支配下之行動」。「國燾同志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是很嚴重的，反映到紅四方面軍的各種結構與生活中，而我個人是國燾路線之第一個負責執行者。」
徐向前在1959年3月2日，寫給張掖地委的信中講到：「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反黨反中央軍閥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西路軍確實是一支百鍊成鋼的部隊，他們打過許許多多的勝仗，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但為什麼在河西遇到『馬家軍』就吃了敗仗最後只剩下少數人退到新疆呢？從這種慘痛的教訓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結論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必須服從共產黨黨中央正確路線的領導，必須遵從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中國革命的正確政治路線和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的久經考驗的建軍路線和指導中國革命戰鬥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引導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違反了這些原則就必然導致無情的失敗。」徐向前認識到，正是由於西路軍沒有「服從共產黨黨中央正確路線的領導」，才導致西路軍的失敗。
西路軍問題的實質，是西路軍執行張國燾路線還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問題，是聽張國燾指揮還是聽中央指揮的問題，是服從張國燾領導還是服從黨中央領導的問題。
劉亞洲並不在乎西路軍歷史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要借西路軍歷史的巨大分歧和爭議，以研究歷史教訓為由，以此印證中央決策指揮錯誤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根源。劉亞洲借史喻今，質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指揮的正確性和權威性，並由此動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抵制軍委主席負責制，這才是劉亞洲主張研究西路軍歷史的真實目的。
四、劉亞洲大肆宣揚西方的「人性論」，試圖用「人權、人性」等謬論動搖和改變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
劉亞洲在網絡上發表一篇關於「英雄」的文章，（文章《煙墳》）這篇文章在網絡上多次轉載，直到2022年1月5日還在網絡上重複發表，文章改名為《在死亡面前，性，多麼不值一提；在戰爭面前，性，多麼輕》。
劉亞洲在這篇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幹部子弟在上戰場前，與當地一名已婚婦女發生關係，受到降職處分後，在戰場上英勇犧牲的故事。劉亞洲看似為某個人打抱不平，鼓吹那是即使有缺點但根本算不上的錯誤，即「多麼不值一提」，也不能泯滅這名軍人面對死亡的精神和高尚情操。劉亞洲以「高尚」的人文情懷，稱這才是真正的英雄。
毛澤東主席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一名戰士面對死亡勇於犧牲與違反軍隊紀律風馬牛不相及。劉亞洲就是要混淆概念，借題發揮，以此大肆宣揚西方的「人性論」，人權人性高於一切，稱「在死亡面前，性，多麼不值一提；在戰爭面前，性，多麼輕」。在劉亞洲的文章里，我們看不到人民軍隊的宗旨和嚴明的紀律，看不到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更看不到人民軍隊為人民的根本價值和意義。看到的是，只要在死亡面前勇於獻身，不僅僅是性，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我們不能因為一名戰士面對死亡勇於犧牲就可以置黨紀軍紀於不顧，如果是那樣的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與那些土匪軍閥的軍隊本質上還有什麼區別。在我們軍隊裏，上戰場面對死亡的戰士不計其數，在戰場上英勇犧牲的戰士也是成百上千，他們為保衛國家、保衛人民利益上戰場，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他們個個都是英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以此為由肆意的放縱自我，更沒有在「多麼不值一提」面前而違反紀律，保持了人民軍隊的本色。劉亞洲以「在死亡面前，性，多麼不值一提」，宣揚西方的「人性論」，是對廣大戰士犧牲精神的極大污衊，是對無數英勇犧牲的英烈的極大詆毀，是對人民軍隊宗旨和紀律的極大破壞。雖然劉亞洲描寫的這位婦女是自願行為，絲毫不能掩蓋這種行為違反人民軍隊宗旨和軍隊紀律的實質。
自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人民軍隊之日起，我們這支軍隊就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就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人民軍隊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劉亞洲鼓吹這樣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是何居心？一名戰士，不論是上戰場之前面對死亡，還是戰場上英勇獻身勇於犧牲，甚至於下戰場之後成為英雄，這些都不能成為違背人民軍隊宗旨和破壞軍隊紀律的藉口和理由。這是劉亞洲「人權、人性」，大於黨紀軍紀的自我告白。劉亞洲要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他真正鼓吹的是，不僅性在死亡面前不值得一提，任何約束都不值得一提。正如劉亞洲所稱：「我連活着都不怕，還怕死嗎？」劉亞洲要做的就是那個上戰場死都不怕的「自由思想的殉道者」，由此劉亞洲對任何紀律約束都「不值得一提」。
劉亞洲藉此把軍隊中的個別違紀現象，提升到理論層面，成為「普世真理」，試圖改造人們的思想，教化人民軍隊。劉亞洲的所作所為，是非觀念顛倒，宣揚「人權人性」高於一切，什麼人民軍隊的宗旨，什麼人民軍隊嚴明的紀律，在劉亞洲眼裏，這些都不能成為滿足個人私慾和私利的障礙，都「不值得一提」。劉亞洲宣揚「人性論」，只要敢於面對死亡，就可以蔑視和破壞一切紀律和規矩。這就是劉亞洲宣揚「不值得一提」的實質。
試想，劉亞洲這種思想一旦浸入廣大戰士的認知之中，一支軍隊上戰場之前，這些行為都「不值得一提」，這支軍隊還是人民的軍隊嗎？這支軍隊還能保衛人民嗎？這支軍隊還有戰鬥力嗎？這支軍隊還能打勝仗嗎？我們絕不能低估劉亞洲從思想上瓦解人民軍隊意志，改造人民軍隊思想，摧毀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鼓勵違反人民軍隊作風紀律極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劉亞洲的這種思想，毫無人性可言，他稱不上思想家，他就是一個教唆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