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0年出生，父母都是教師，填表寫家庭出身時，我填寫「職員」；至於在父母的政治面貌一格里，當然填寫「右派」了。只是後來父親去世，母親摘了帽子，才填寫「群眾」。
追求進步，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是我們很多「地富反壞右」子女都具有的強烈願望。
聽同學講述的一個故事
上中學後，我從同學A那裏聽到一個故事：
一中學學生與媽媽同看《白毛女》電影時，看到母親因同情女主人公喜兒而流下了眼淚。
該同學問道：「媽媽，咱家不是地主家庭嗎？地主不是總剝削農民嗎？您怎麼會哭呢？」她的媽媽一邊擦着眼淚，一邊說：「孩子，咱們家對農民沒有這麼狠，對他們挺不錯的……」說完了這個故事後，A問我：「你說，那位母親會對女兒說謊嗎？她的眼淚是不是虛偽的？」我學到的知識，和A同學是一樣的——地主屬於剝削階級，它的本性就是剝削，怎麼會對農民「不錯」呢？
聽到這一故事，我眼前浮現了那位邊看電影、邊流淚的地主母親的形象；但我也想到了自己在書本上學到的真理——地主階級是不折不扣的剝削者，它和農民是不共戴天的。
真情流淚與虛偽作秀的兩種地主母親形象在我腦海中徘徊。我疑惑着：這個世界會有好地主嗎？
反正我學到的書本上沒有這樣說過。
看了雷鋒的日記
當在報刊上看到了雷鋒日記時，我豁然開朗了。
雷鋒在日記里這樣說：
看問題不僅要看現象，還要從現象中抓住本質。有人說南方的地主剝削農民輕些，農民受的苦淺些，北方的地主狠些，剝削農民重些，農民受的苦深一些，這都是不正確的。張三地主是活閻王，李四地主是笑面虎，這絕不能說張三地主不好，李四地主好些。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作為還未成年的孩子，我當然相信人民的好榜樣雷鋒的話——雷鋒貧農出身，又是孤兒，他是黨員，覺悟高，那是不用說了。
何況雷鋒的話還上了黨報、黨刊，那更不會有錯。
那個看了《白毛女》而流淚的地主母親形象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
觀察了牧主與富牧（相當於富農）
17歲，我到了內蒙牧區插隊，由於我沒有包羊群，大部分時候都在打零工，就有機會和打零工的牧主及其子弟們在一起幹活。我所在的牧場，放牧牛羊或馬群，是相對高等的工作——它是由牧民來做的；而打草，蓋棚圈等零活，則被視為低等工作——由牧主們完成。我除了春冬兩季在牧民家幫工之外，夏秋兩季與牧主或其子弟一起蓋棚打草。
逐漸地，我已經能把牧主子弟與貧下中牧相區別開來了。說起勞動，他們都是兢兢業業，看不出彼此有什麼明顯的區別；當然，我還是把握住了一個明顯的特徵：凡神情爽朗，或不時發出豪邁的笑聲的，大都是貧下中牧；而謹小慎微，表情黯淡的，大都是牧主或其子弟。另外，在集體勞動中，干那些最危險或最吃力活計的，一定是富牧子弟。
至於階級性——地富的反動性與貧下中牧的革命性，我在他們的行動中並未觀察出來，只能從表情上大致區分，如是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我聽說，牧主們大多已經去世，不少牧主子弟在發家致富方面一直走在前面。他們似乎比一般牧民更善於經營，富裕的步子邁得更快一些。在國家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方針後，這些牧主、富牧子弟開始展示着自己的生產能力……
他們都是地主
陰差陽錯，我返京後，在大學講台上講起古代文學來。
在講課過程中，我逐漸有一種感覺——我講的主要「地主文學」。例如宋代大詞人辛棄疾的一首《西江月》：
連雲松竹，萬事從今足。拄杖東家分社肉，白酒床頭初熟。
西風梨棗山園，兒童偷把長竿。莫遣行人驚去，老夫靜處閒看。（《清平樂·檢校山園，書所見》）
辛棄疾敘述了他被貶閒居期間，在檢查、巡視他的山園時，看到了有小孩子在溜進他的棗園，在用長竿準備偷打他的棗子！當然，我們的大慈大悲的辛老漢，不會來責罰這些可憐的窮孩子，他悄悄地觀察着兒童怎樣偷打他的棗子，興致勃勃。他此刻，最怕的，就是有過路行人驚散了這些為解饞而偷棗的毛孩們。
在講解這一有趣時刻時，一個事實赫然顯露：辛棄疾是地主——還是蠻大的地主呢！你看，他在自己的地盤上種了那麼多的松竹（「連雲松竹」），還有了那麼一大片梨林。棗子滿山坡，滿園地，他是一個富有的大地主呦！
辛棄疾是中國詩詞上的大作家。自我懂事以來，還未見過有誰把他作為反面人物批評過；他一直被視為中華民族優秀人物的傑出代表。可是，我看到，被貶時的辛棄疾佔有大量土地，他所建高樓建築令人驚嘆不已。那麼，為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大批判者們對他的地主身份，奢華生活，沒有追究、清算呢？甚至在「橫掃一切」的文革中，他也能逃過一劫？
講課時必然會遇到那位名垂青史的大名人——「先憂後樂」的范仲淹。他也是地主！他所籌建的用來幫助家鄉族人的「義莊」，就是通過捐贈的形式，以自己一部分田地中的田租，用於慈善的目的。范仲淹能夠用他的力量來幫助自己家鄉的族人，但范仲淹畢竟首先是位地主啊。他如果沒有大量土地，哪來能力去幫助他的同胞呢？
范仲淹、辛棄疾是地主，他們所寫的詩詞，必然打下了地主文化的烙印，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貴族文化的烙印。而那些傳誦古今的歌頌或同情農（漁）民的作品，恰恰是以范、辛為代表的地主知識分子創作出來的。范仲淹的《江上漁者》不用說，辛棄疾的寫鄉村農民生活的小小詞章，在宋代詞史上被公認為是寫得最好的，按照階級觀點，怎樣解釋呢？過着富足生活的地主，竟然會寫出同情、謳歌勞動者的優美詩詞！
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在講那位大名鼎鼎的南宋詩人范成大時，我的感慨更深了。
范成大，曾經代表南宋出使金國談判，他在金人的威逼恫嚇面前，大義凜然，不辱使命，不僅為南宋人所欽仰，就是連金人，對他的風采，也是欽佩有加。范成大退休後，在蘇州所擁有的建築，名目有「北山堂、錢岩觀、鏡閣、壽櫪堂，」等等，其它的「亭宇尤多」，真是數不勝數。他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種植了大量的梅花，構築了「農圃」。（見註解）孝宗親自給他所在地題名「石湖」，文人名士聚集賦詩，極一時之盛。像范成大這樣的官僚，佔地更多，種植的植物，也更豐富多彩。而就是他這樣富庶之極的地主，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六十首農事詩《四時田園雜興》，其包括農事範圍之廣，描寫之動人深刻，在古代詩歌中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峰。你看他的詩作：「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寫農民的勞動，多麼充滿熱情，多麼生動有趣。「采菱辛苦廢犁鋤，血脂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描寫統治者對農民的剝削之殘酷，沁滿了詩人的血淚。
寫出鄉村農人生活最出彩的，恰恰是辛棄疾、范成大這些擁有很多土地、個人生活非常舒適的士大夫文人，怎麼解釋這個問題？按照當時的階級鬥爭觀點來分析，生活條件與政治地位迥然不同的地主與農民，是不可能有感情上的共鳴的。
其實，地主並非是鐵板一塊，為富不仁者有之，寬厚待人者，也自有人在。而仁義多情如范仲淹者，亦不乏其人。我國古代的燦爛文學，大都出於地主知識分子之手，這一事實更告訴我們，所謂貴族（或地主）文學，精華在所多有，早已深入國人骨髓，不是一個階級分析的觀點就可以輕易抹殺掉的。
因此可以明白，在建國後、文革中，人們曾高呼批判、清算古代封建地主文化，同時卻屢屢歌詠范成大、辛棄疾這些「地主作者」的作品而聲音不絕的原因了。
魅力！當一批富有魅力的文學佳作放在你的面前時，你沉浸於其中，竟然忘掉了你念念不忘的批判原則或立場時，你就應該反思這原則、立場本身了。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中文系古代文學所教授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地主文學」（也有少量民間文學）——地主知識分子的作品。很多膾炙人口，傳誦不息的文學精品——我國文學之瑰寶，出自他們之手，是不爭的事實。怎麼解釋？
魅力！對國家、百姓、生活的熱愛，不斷修養、辛勤創作，是他們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與他們有更充足的經濟條件與讀書時間有一定關聯。
看來，對「地主文學」，否定不了，因為它一直在我國世代傳承。當然，它並非完美，且有不少缺點、不足，正如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完美一樣。
那個流淚的地主母親，在我眼前，又漸漸清晰起來。孟子說，人人都有「惻隱之心」——同情貧苦農民的眼淚，難道只能從貧苦人眼裏流出，而與地主母親無緣嗎？
我們都相信人類的這種普遍的良知，朋友，對麼？
註解：
文穆范成大，歲晚卜築於吳郡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高下，而為亭榭。所植皆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QIE，陽平），臨石湖，蓋太湖之一，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孝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又有北山堂、錢岩觀、鏡閣、壽櫪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詠，莫不及鋪張之美。（宋周密《齊東野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