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章近日頻頻傳出香港記者協會正考慮解散，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一點也不意外，只是在面對終極挑戰時，萬望記協同仁以善始善終的態度，參考不同的應變辦法，才作最後決定，切勿被恐懼所支配。
不錯，解散記協是個艱難的決定。五十四年來，記協以捍衛新聞自由為職志，以維護記者利益為目標，特別自八十年代領導層本地化，工作更為貼地，積極監察香港新聞自由的表現，對妨擾自由的不當行為大聲疾呼，並且專業與權益並重，致力改善同業的工作待遇，也通過培訓工作裝備記者，提升行業的水平。可見一旦解散，不但新聞自由失去監察，記者遇上問題時，亦欠缺工會支援。
不過，不解散的話，記協同樣面對存亡的挑戰。親北京政客、北京在港黨媒的點名批判，不斷為政治壓力升溫；職工會登記處向記協索取資料，當然是從雞蛋里挑骨頭，查找記協有違會章之處，即可吊消其工會註冊；以至執委的人身安全，也該是記協存廢的重要考慮；還有資深會員衷心告誡大家時移世易，立即躺平以求平安，也是不能忽略的忠告。因此解散與否，確是個真問題。
記協當前面對的衝擊，其實似曾相識。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職工盟等組織解散前，都有類似的遭遇和苦思的歷程，最後敵不過揮之不去的白色恐怖，唯有宣告自行解體，以避過他們認為必定來臨的更大災禍。結果香港國安人員不費一兵一卒，兩大公民組織已經連根拔起，也代表教育界和工會運動的民間力量遭到巨大的挫敗和損失。
覆巢之下無完卵，也許已成民間社會的主流意見，完全可以理解，但同期間，也有民間組織者為免蒙上不白之冤，堅持到底，與當局對簿公堂。例如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拒絕向國安處交出該會的資料，為的是表明兩點：首先，支聯會既然不是國安指控的「外國代理人」，便沒有責任按照國安法交出資料，否則等於變相承認；其次被告人並無責任自證清白，否則便違反國安法第四條保障人權的規定。無疑，審訊曠日持久，鄒幸彤自己也不好受，但她既然選擇走上這條艱難的道路，同路人除了尊敬，就是支持。
同樣，「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面對國安法實施後的政治氣候，依然堅持至最後一刻才告解散。該基金以信託形式成立，主要作用是提供法律服務及人道救援所需的資金，以實踐法律公義和慈善目的，因此自問既無意圖也無行為牴觸法律，從後果看，更沒有破壞社會秩序，所以緊守崗位運行下去，直至教協解散。因為「六一二基金」的眾籌款項寄存於教協轄下組織「真普選聯盟」的銀行戶口，但隨住教協解散，該組織亦同步消失，該基金也就無法運作下去，才被迫停運。
「六一二基金」對今後的官非看來也會堅守到底，不僅為了保住清白，也通過審訊揭示執法者的天賦異稟。例如當局控告五位基金信託人沒有申請註冊成為社團，首先是假定信託基金一定要以社團身份註冊，但信託和社團既是兩類不同的組織，官方便須作合理解釋，何以信託要以社團註冊為基礎，而各式各樣的信託組織（如家庭信託、投資信託）又是否全都是註冊社團，否則一切只是欲加之罪。
又例如官方喉舌指「六一二基金」以法律援助支持「黑暴」（反「送中」運動被捕的抗爭者）的非法行徑，以至「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在黨媒說說大家反對不來，但日後若穿鑿附會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又怎能不以事實和法理抗辯到底，並展示法律遭人濫用？無疑，據理力爭絕非易事，即使五位信託人基於現實考慮放棄抗辯，相信大部分支持者也會尊重其決定，但若然堅持到底，他們非凡的勇氣和意志，大家又怎能不由衷佩服和支持呢？
參考上述，記協可冷靜面對挑戰。一方面，固然不能強人所難，要求現任執委不計後果也堅持下去，因為他們上任前相信都沒預見今天的處境。不過，也不該盲目結束記協，特別是下屆執委（有的話）都是明知山有虎而來（希望沒有人參選是為求解散記協），他們見義勇為，對記協代表的價值和角色深信不移，不怕付出個人代價堅守陣地，以留清白在人間，我們應該敬佩也來不及，難道還站到壓迫者那邊，除之而後快？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