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衝擊，「天下大亂」。一批原來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有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她和其他6位同事於5月25日在校內聯名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些什麼」。此文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決定在6月1日向全國公開廣播，並譽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聶元梓因此擔任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因為在「文革」初期批評工作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壓制；毛澤東決定撤消工作組、批評劉少奇以後，他們得以翻身，分別成為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北師大「井岡山」和地院「東方紅」的負責人，並且在1967年分別擔任這4所大學的革委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1967年初毛澤東將他們5人稱為「五大領袖」[1]。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這5位曾並稱「首都高校紅衛兵五大領袖」的人物雖然在「文革」初期知名度很高，但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時間其實很短暫。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這5個人，當面稱他們為「五大領袖」[2]。然而，這次召見意味着他們從此不得不退出歷史前台。[3]
「五大領袖」都是「文革」的重要當事人，那時他們的許多活動與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成員密切相關，與「文革」中的不少重大事件相聯繫。他們的回憶是還原「文革」領導層真實狀況的重要參考。他們在「文革」中還擔任過幾所主要大學的負責人，了解當時大學「文革」運動和日常運行的狀況[4]。他們又是「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的領導人，他們講述的群眾組織的形成過程、活動方式以及與政權的關係，與周恩來、「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會的關係，都有填補歷史空白的意義。
筆者過去與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3人有交往。最近，為了解這些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對「文革」的記憶，又分別與他們3人交談。[5]通過與他們的接觸，我感覺國內傳媒對他們的描述和他們真實的經歷相差甚遠。而且國內公開媒體上有關他們的信息本來就十分有限，流傳較廣的「文革時五大學生『領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闖將封神榜》等書籍，都是一些記者在80年代撰寫的，宣傳意味很濃，談不上客觀真實。這5個人的命運本身就值得關心「文革」研究的人思考，而他們的「文革」記憶中則可以挖掘出很多有價值的分析素材。本文主要介紹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的近況和他們現在對「文革」的看法，並討論與「五大領袖」相關的一些問題。
一、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的近況與想法
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文革」後均被逮捕。刑滿釋放後，聶元梓的生活困窘[6]，韓愛晶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擔任管理人員[7]，蒯大富90年代到深圳與朋友合夥辦公司[8]，收入比聶、韓多一些。由於他們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斷有人要採訪，請他們口述自己的經歷，撰寫回憶錄。但是，他們都面臨不同程度的隱形政治壓力。[9]
聶元梓最早動手撰寫「文革」回憶錄，她在90年代就先後與兩位作家、學者合作，想撰寫個人回憶錄。書稿在20世紀末完成，但出版過程頗費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這本書賺錢，和她訂了合同，一看無利可圖，就無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認為她寫的不到位，想讓她修改，她又沒有能力將內容深化。此書的電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傳，直到2004年才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過程中，醫生曾建議她動手術，並說，如果不動手術，脊椎神經受壓迫可能導致全身癱瘓。但她表示，回憶錄出不來，絕不動手術。此書出版後，讀者對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認為，她的記憶偏重於洗刷個人的冤屈，對重大歷史細節的回憶和揭示較為薄弱，有些情節不夠真實。
韓愛晶近幾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革」的回憶與研究中去。他每周上兩天班，其餘時間用於閱讀、調查、搜集資料與思考。今年他已完成了一篇關於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五大領袖」全過程的回憶，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歷史的態度。他對細節是很認真的，記述也十分詳細。目前他還寫出一些手稿，何時發表、如何發表，還沒考慮好。他表示要做一個「文革」的研究者。
我曾經對他說：你可以是歷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歷史的當事人；建議你第一步先把自己親歷親見的事寫出來，第二步再調查其他的知情人、當事人，互相比較核實；你的回憶錄發表以後，自然會有許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討論，一些弄不清和不準確的事在討論中可以澄清。但他對寫作看得很重，不想輕易出手。他基本上還保留着1966年到1968年時代的一些認知，對現實的看法比較接近於國內的「新左派」，對官員腐敗、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極為反感，因此對現行政治保持距離。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眾組織領袖共同的心理特徵。
蒯大富這些年一直忙於生意。[10]他也注意搜集和閱讀海內外關於「文革」的材料，但當朋友們建議他寫回憶錄時，他總是說等退出商業再說。
蒯大富、韓愛晶現在並不迴避他們對毛澤東和江青的好感。事實上，其他歷史時期的當事人往往也有類似的行為。這些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共同的願望是釐清史實，澄清個人的責任。釐清史實不只關係到他們個人的形象，也關係到歷史記載的完整。韓愛晶整理的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五大領袖」全過程的回憶就是一份很重要的史料。蒯大富曾對我介紹了當年他們提出批鬥王光美後，先後請示戚本禹、江青、周恩來的過程，最後由周恩來通知他，中央批准這次批鬥，並用周的專車送王光美到清華接受批鬥，批鬥結束後又由江青打電話讓蒯大富放回王光美。這些情況至今還沒有完整的文字記載。
二、當年對聶、蒯、韓的審判
聶、蒯、韓希望澄清他們在「文革」中的責任，這顯然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一方面要看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他們的審判定了哪些罪，另一方面要看這些審判是否經得住歷史的檢驗。聶、蒯、韓當時都拒絕接受審判的結果，後來也有過一些自辯。這些自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參考。
下面以聶元梓為例，看看對她的刑事判決。
1982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對聶元梓的起訴和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聶元梓的判決有5條罪狀：其一，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奪取上海市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其二，誣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其三，煽動誣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其四，誣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長常溪萍；其五，誣陷、迫害北京大學的幹部、學生。其中的前3項罪名顯然站不住腳。所謂的上海市奪權即上海市「造反派」發動的「一月革命」，這是毛澤東親自支持的行動。彭真和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那時聶元梓並無名氣，更無資格參與打擊彭真的中央決策。最早批判朱德的事發生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那次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根據會議紀錄，林彪、陳毅、周恩來都作了批判發言[11]，而聶並無資格與會。就這3項罪名而言，聶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為不過是追隨當時的中央決策而己。至於聶案的後兩項罪名，應當說聶元梓有一定的責任。1966年6月3日她確實在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校部辦公樓前貼出大字報，批判時任該校黨委書記的常溪萍。常1964年擔任北大「社教運動」工作組負責人時曾打擊過聶元梓。毫無疑問，批判常溪萍是聶元梓的錯誤。後來，常溪萍被華東師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年5月25日在華東師大的化學系教學樓躲過監管人員的視線跳樓自殺身亡。聶案審判時，聶元梓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點是在上海，死亡時間距聶元梓在華東師大貼出批常大字報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顯然，法庭對此辯護未予採信。聶的最後一項罪名是迫害北大師生，特別是鄧小平最關注的鄧朴方受迫害案。有多方材料證明，聶元梓對此案並無直接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