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才輩出，當歐陽修、曾鞏、蘇軾、蘇轍、王安石等人群星閃耀的時候，王禹偁的名字和他詩文的光芒，仍然是後輩眼中仰望的那一顆明亮的大星。他的《小畜集》像寫日記一樣，許多詩題下均注有寫作的年份和季節。還有，嗟窮嘆老，尤其在貶謫期間，許多詩句頻繁地寫到「俸」「錢」，這在恥於談錢的中國古代文人中是非常罕見的。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魏晉以來，一向避免談「阿堵物」。「阿堵」為六朝、唐代的口語，就是「這個」的意思。西晉末年的王夷甫從不說「錢」字，妻子乘他熟睡的時候，故意將銅錢堆繞在他的床前，妨礙他走路，想，「你這一下子總要說『錢』了」。而夷甫晨起，呼婢「舉卻阿堵物」（搬走這些東西），仍然不說「錢」字。而宋初著名文學家、「八年三黜」的一代諍臣王禹偁不但不避諱，甚至讓「俸錢」成為自己的詩歌意象，屢屢談「俸錢」，談經濟，談窮困，完成從牢騷到自我調侃，襟懷抒寫的升華。
好以「薪」「俸」「錢」字眼入詩的王禹偁
宋代以前，也有一些詩人會在詩中談「錢」，但都沒有超過王禹偁的，因此，宋初的王禹偁成了談「俸錢」的詩人代表。
王禹偁喜歡以「薪」「俸」「錢」等字眼入詩。《小畜集》中，寫到「薪」「俸」「錢」的詩多達四十首；「俸」「錢」等字樣在《小畜集》中出現高達六十四次，相較於其他意象的使用頻率要高得多。譬如：「年來失職別金鑾，身世漂淪鬢髮殘。貧藉俸錢猶典郡，老為郎吏是何官」（《自笑》）；「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俸錢一月數家賦，朝衣一襲幾人裘」（《對雪示嘉佑》）；「樓中何所有，官醞湛蚍蜉」（《月波樓詠懷》）；「謫宦自消遣，不敢夸獨醒。往往取官醞，時時對花傾」（《揚州寒食贈屯田張員外成均吳博士同年殿省柳丞》）等。二曰「俸茶」，如「靜對春天雪，時烹月俸茶」（《次韻和仲咸對雪散吟三十韻》）。
對比王禹偁同時代的文人，徐鉉《騎省集》存詩文四百六十一篇，寇準《寇忠愍公詩集》存詩三百零四首，均未見提及「薪俸」之句。和徐鉉一樣，與王禹偁同為白體詩人代表的李昉，現存的八十二首詩中也不見有「薪俸」之語。其他宋初文人如潘閬、柳開等現存詩文中，亦未有與「薪俸」等類似的詞句。
為什麼王禹偁不避談「薪」「俸」「錢」，並以之入詩呢？這就涉及王禹偁的貧富和經濟收入問題，有以下幾點值得談一談。
一是，宋代官吏和文職人員的薪水，要比唐代高，有人說，宋代官員薪俸優厚，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是數一數二的。但是，賬面上的錢多不等於經濟水平高，還必須查一查宋代的「物價指數」，比唐代低了還是高了，高多少？這是很關鍵的。「通貨膨脹」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存在。
二是，宋代官員經常加工資，譬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對官員薪俸做過一次較大幅度的調整，使官員的俸祿有了明顯提高；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頒佈了《祿令》，薪俸又一次上調；元豐改制後（1082），又使薪俸有所提高。
但是，這幾次加薪水，都與王禹偁無關，最早的一次是大中祥符五年，此時王禹偁死了十一年，可謂人已死去，機會方來。此後的一次次加薪，正反襯王禹偁當年沒有享受到宋代皇帝的「陽光政策」。因此，《小畜集》中，除了有五例反映了他薪俸較優厚時的怡然心境外，其他詩句均為感慨俸祿微薄、生活窘迫之作，且多作於貶謫時期，窮而且困。
北宋·趙佶《聽琴圖》（局部）
三是，宋代官員收入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根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官員的俸祿包括正俸（錢）、祿粟（糧食）、職錢、職田等諸多種類，大多以實錢支付。另外，還有茶、酒、薪、炭、鹽，甚至餵馬草料、僕役、布料、伙食費等各種補貼；宋初知縣的月俸為十五貫，簿尉的月俸只三貫五百七十文，而大部分是以茶、鹽、酒的形式支付。有人認為，這是宋代官員薪水高、福利多的證據。其實，用「實物」抵充薪水的做法，正說明宋代的經濟不很寬裕，俸祿水平不高。尤其是王禹偁所處的宋初，全國的經濟情況不好，北方又打仗，國家經濟不好。歐陽修在集子裏寫道，他當地方官員的時候，過年配給稀缺物資，比如紅棗，大戶多少，小戶多少，都有定數。
如此看來，王禹偁被貶黜時期與擔任知制誥時期的俸祿，都處在宋初「低薪水」的政策之下。每次謫官，都會剋扣薪水，所以王禹偁說「謫官無俸不勝貧」，蘇軾後來被貶謫到黃州，也是類似情況。在這裏，王禹偁是用漢樂府的口吻說話的。
四是，唐宋以來，官員們除了「體制內」俸祿，還有一項數量可觀的潤筆費。墓誌潤筆風行於唐代，到了宋代，甚至成了「國之常規」。名氣越大的詩人、官員，潤筆費越高。
王禹偁在宋初文名很大，根據《宋史》記載：「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文瑩的《玉壺清話》也記載，太宗曾對王禹偁說：「卿聰明，文章在唐不下韓柳之列。」
《宋史·王禹偁傳》載：「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卻之。」雖然五十匹馬的價值絕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被人品高尚、窮也有骨氣的王禹偁推辭了。《小畜集》中，存有大量碑文墓誌，均為王禹偁為他人撰寫。王禹偁在左遷商州期間，便先後創作了《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前普州刺史康公預撰神道碑》《諫議大夫臧公墓志銘》《故商州團練使翟公墓志銘》《四誥廟碑》《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等，有的是為公家寫的，有的是為私家寫的，這些撰寫墓誌碑文帶來的收入應該是可觀的，但不知道王禹偁拿了沒拿。
至於曾慥《高齋漫錄》記載：「歐公（陽修）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盞十副，注子二把，作潤筆資。歐公辭不受，戲云：『正欠捧者耳。』仲儀即遣人如京師，用千緡買二侍女，並獻。公納器物而卻侍女，答云：『前言戲之耳。』蓋仲儀初不知薛夫人嚴而不容故也。」但那時歐陽修的官俸與王禹偁已有不同。
宋·趙佶《文會圖》
好以「俸錢」入詩自我調侃的原因
（一）原生之痛：家境貧寒，世代務農，生性耿介
王禹偁出身貧寒，《宋史》本傳中說他「世為農家」，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有「（元之）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小畜集》中提及家境，王禹偁常用「乞丐」一詞來形容。「當時（禹偁）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錐之地以息幼累」（《送鞠仲謀序》），「前時家弟自荊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與李宗諤書》）。王禹偁自己言說出身和家庭的貧困，並且已不避說這種窮困。
（二）宋初實行和中晚唐差不多的官俸政策
在「安史之亂」的唐代，許多官員不願意到地方去，喜歡待在京城。於是，當時就實行京城「低工資制」，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降低京官的薪水。弄得京城的官員叫苦連天，在這種情況下的顏真卿，窮得甚至還向李少保「乞米」。
科舉及第、踏入仕途應該是王禹偁改變命運的良機。但是，王禹偁無家族勢力可依靠，家人需要靠其一人之薪俸度日，「公卿別後全無信，兄弟書來只說貧」（《歲暮感懷》）。
不要說王禹偁時期，就是處於加了幾次薪的王安石時期，情況也沒有什麼改變。王安石就曾經要求外放，去做地方官，說家裏有一大群人要靠他撫養。蘇軾當翰林學士，也只是住在「城鄉接合部」，說京城開封的房價太貴；這與唐代「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一樣，甚至更甚。
（三）長期貶謫，窮困無法改變
《宋史·王禹偁傳》說：「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
淳化二年（991），「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宋史·王禹偁傳》），這是王禹偁首次遭貶。
開寶皇后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皇后，曾阻撓太宗繼位，企圖立其子德芳為帝。
太宗因忌恨而不按皇后喪儀為她治喪，群臣心照不宣，只有王禹偁直言議論。而這私下的一番言論隨饞毀之風傳入太宗耳中，導致禹偁二次被貶。真宗咸平元年（998），「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禹偁預修太祖實錄，或言禹偁以私意輕重期間，甲寅，落職知黃州」（「真宗咸平元年」條）。前兩次被貶，與王禹偁與宋太宗的矛盾衝突有關；第三次被貶，與王禹偁與宰相的衝突有關。
三次被黜的慘痛經歷，首次遭貶是為維護法律公正，二次左遷是為維護孝禮純潔，三次被黜則是為維護史筆真實。王禹偁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辛酸與冤屈，只能訴諸詩文，「無田得歸去，有俸是嗟來。直道雖已矣，壯心猶在哉」（《謫居》）。
喜以「俸錢」入詩的本質：是自我調侃和襟懷抒寫
王禹偁經常寫「薪」「俸」「錢」，並不是哭窮裝窮，而是繼承漢樂府以來「言飢」「言寒」的傳統，這與他的整部《小畜集》的風格是一致的。王禹偁借薪俸發貶謫的牢騷，為他的詩作平添一份自嘲自適的韻味。看似對薪俸微薄的抱怨，實際上是對苦悶的另類宣洩與排解。即在自嘲自解中，尋求一種自我寬慰和心靈的自由。
但王禹偁畢竟是宋代的官員，不是漢代社會底層的人，長期以來養成的文人價值觀，使他們在言「薪」「俸」「錢」的時候，會有一種超脫、一種調侃、一種反諷和一種幽默的書寫。
宋代士大夫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遭受不公平的貶謫、被逐出政權核心圈時，沒有呼天搶地的悲嘆；沒有「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放浪形骸。他們會在逆境中，以牢騷反思，自我寬解。王禹偁就是宋初的典型和代表，並被宋代貶謫的文人繼承發揚。
好以「錢」調侃，自我幽默的風氣在宋代形成傳統
「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書王元之畫像側》），歐陽修對王禹偁的才學品行推崇備至，並深受其影響，二人也因滁州結下了一段緣分。慶曆四年（1044）八月，新舊黨爭趨於激烈，新政官員以「結黨營私」之罪相繼被黜，歐陽修直言上疏辯白，卻被誣告與外甥女有染，後雖查明情況不實，仍無辜被貶，遣放滁州。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王元之畫像讚並序》），蘇軾與王禹偁因黃州結緣，同是黃州淪落人，蘇軾繼承了王禹偁的自嘲自解。「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初到黃州》），蘇軾在詩中將自己寫成一個百無一用的「逐客」形象，並客觀地審視自己的「逐客」身份，「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他筆下的自我形象，帶着遭貶一生的辛酸，以自我嘲弄的口吻在史冊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蘇軾一生，為官四十載，但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貶所度過的。所謂的「平生功業」不過是反語。但在這自嘲式的「逐客」形象背後，是逆境中追求樂觀曠達、努力活出自我的灑脫，是坦然承受苦難、回歸平和淡泊的蘇東坡。
餘言
唐代的科舉制度並不公正，非考試的因素很大，開始考生的名字都是寫在考卷上的，要中進士，往往看考生的家庭背景和人脈關係；而且考試難度極大，錄取率僅為百分之一二，平均每年只有二十五人及第。考中進士實在不易，有的人連考七八次，考了二三十年時間也考不取。宋代是文人的天堂，宋代的科舉考試比較公平、公正，平均每年錄取進士的人數，也比唐代多五倍以上。
為了安排這些進士，就必須多設置工作崗位。工作崗位多了，一是宋代有人浮於事的現象和辦事效率比較低就很正常；二是待遇一開始也比較低。但是，宋代的中國，有「進士」證書的人空前的多，知識分子人數空前的多，這使知識分子精神空前高漲。
還有，知識分子多了，黨爭就激烈，宋代士大夫左遷貶謫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頻繁；而宋代文人面對人生的苦難，往往能以機智、幽默和自我調侃來解脫自己；對抗多舛的命運；他們一邊遭貶謫，一邊歌吟，以特有的「理性」沖淡傳統貶謫文學中悲哀的主題。從王禹偁，到「醉翁」歐陽修，「逐客」蘇東坡，以及蘇東坡的學生——黃庭堅皆如此。黃庭堅最容易讓人記住的一首詩是《戲呈孔毅父》：「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珠。校書著作頻詔除，猶能上車問何如。忽憶僧床同野飯，夢隨秋雁到東湖。」
能不能直面金錢，敢不敢談錢，是一個人精神、人格力量是否強大的表現；以王禹偁為代表的一些宋代知識分子清醒、冷靜、樂觀、理性的人格魅力，為宋詩這杯清茶注入了一分平淡又真摯的香醇。以「薪」「俸」「錢」入詩的精神和傳統，王禹偁是宋代的開創者，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