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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柳亞子公開對毛澤東滿腹牢騷惹出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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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亞子是被毛澤東在詩詞裏點名的,著名的「牢騷大王」。他有印章: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又說「我自信我有科學的預見,並不在毛先生之下。」 他是如何從擁護中共和毛轉到公開嘲諷毛的?毛又是如何整治他的?他要去見大人物卻不肯服從門口警衛的要求,警衛掏出槍來,他居然用墨水瓶...

柳亞子有兩枚印章,不但引人注目,以後還生出是非,說來話長。一枚的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典出《史記・季布傳》,其意是說能以敬佩和愛護的態度事主。另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這裏大兒、小兒的「兒」,乃「孺子」、「男兒」之意。鄒容在他的《革命軍》一書里,也用「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崙」的句子,柳亞子在這裏用以表示對西方兩個傑出人物的尊崇。

中國人既不善對偉人以平等精神稱兄道弟,也缺乏歷史知識和文字修養,所以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這兩枚印章都感到難以接受,甚至引起誤解和責難。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文革」中,所謂博古通今的康生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看到印章的印文,竟接連三次批文,大罵柳亞子「反動之極」,印章也隨即被毀。慶幸的是柳亞子本人死在五十年代,免遭厄運。

這種真性情使他不但「自負」,還表現為「不滿」。要命的是它們竟以牢騷的方式體現出來,而且牢騷不斷。國民黨當權,有牢騷;共產黨掌權,也有牢騷。這就是說柳亞子的牢騷並非是政治立場所致,而是個性中一貫的反抗精神,當然,牢騷也與自我評價相關。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文中寫道:

「對於中共,做它的朋友,我雙手贊成。但要我做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

又說:「我自信我有科學的預見,並不在毛先生之下。」

這些話太嚇人,特別不適合大陸人看到,所以文章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柳亞子行書杜陵詩(原稿8頁,此最後2頁,私人收藏∕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柳亞子在《華商報》以「新的開始」為題發表談話。他說:

「兩年前,毛澤東先生在重慶的時候對我講過一番,勸我不要天真地樂觀。他說過:『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不相信,便把他的話倒了過來,對他講道:『照我看來,應該這樣講,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吧!』他微笑不言。」

顯而易見,非要把毛公的話倒過來,恐怕這也是在展示自己的高明。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柳亞子、宋雲彬等幾十個知名人士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從香港啟程,一路經過煙臺、濟南、滄州等地抵達北京。一路上他們興高采烈,作詩、打牌,有的還唱崑曲。柳亞子也是處在興奮狀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歡迎大會上致答辭。哪怕是主人家沒有安排,他也要站出來講話。講話的末尾還要高呼:

「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

剛進入紅色政權,柳亞子興奮過度,又自信過度,認為自己的才幹不在毛先生之下。一些言行也有失分寸,比如因為吃黃瓜,能搧人耳光。他的情緒除了興奮,還有牢騷,這是很多人沒有料到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許多民主人士得到通知:下午一時半,由李維漢召集座談會,討論「統戰問題」,為了鄭重,特別發了入場券。下午二時許,座談會開始。李維漢宣佈毛主席將於四時許到北平,請同往西郊機場歡迎。原來所謂的「座談會」是假,「接駕」是真。三時半,大家乘坐巴士赴西郊機場,後又改乘卡車,約二十人一車。五時許毛澤東抵達機場,之後軍樂大奏,放照明彈,舉行檢閱。

以上情景,柳亞子在日記里這樣寫來:

「下午,赴飛機場迓毛主席,以代表名義去者三十人,余亦其一,與衡老(沈鈞儒)、任潮(李濟深)、伯鈞同乘第一號車……夜,毛主席派車來迓,赴頤和園飯局,共兩席,主人外余與叔老、鼎堂、初老、奚若、德珩、東蓀、寰老、季龍、任老、丕老、乃器、衡老、伯鈞、澤老、夷老、平老、賢初、任潮、恩來、羅邁,共二十人。飯罷,馮夫人來,坐談至一時半,始乘車歸,抵寓已二時許矣。」

共和國尚未宣告正式成立,便使喚眾多民主人士(歲數都比毛大)「接駕」,從下午一點半耗到次日凌晨,像柳亞子這樣的人,心底能平靜嗎?

果然!

三月二十五日與三月二十六日的兩天時間,也就是在他來京後的一周,就有了柳亞子在宋雲彬處與胡愈之的長談。胡愈之是中共中央老特工,有着雙重身份(即中共黨員與民主人士)。所謂「長談」,當然不是聊天,是奉命給柳亞子做工作。

「(胡)愈之談及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為一沉重之包袱,不將此包袱丟去,未有不流於發革命者。」

胡愈之這番話的用意明確,就是以張申府為例,告訴柳亞子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能以「老朋友」、「老資格」、「老前輩」的身份看待和處理與中共及其負責人的關係。宋雲彬的日記提供了印證:

「今日上午(胡)愈之來,與柳亞老聚談。亞老近來興奮過度,又牢騷滿腹,每談必多感慨,恨無辭以慰薦之也。」

有意思的是──也就從這裏開始,柳亞子的牢騷更甚。

柳亞子致陳去病信札,寄梅堂收藏。(時報出版提供)

牢騷越發越大,幾乎到了無法控制的程度。比如,四月十六日,父親等來京的民主人士在北京飯店聽周恩來報告。晚上,柳亞子在日記里寫道:「聽恩來報告,極滑稽突梯之致,可兒也。」另一次牢騷,竟然動了手:他與夫人去探望宋雲彬,當時宋雲彬住在華北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因為是機關所在,門口有持槍警衛。警衛要二人在傳達室登記後,方可入內。這種衙門的做派,柳亞子異常反感,便徑直往裏走。不料想,這個警衛掏出槍來!這可了得,惹火柳亞子!他抄起桌子上的墨水瓶就扔了過去。瓶子沒砸到警衛,濺了柳夫人一身。

出現這種「暴烈」情況,讓他的家人和朋友極為擔心。焦慮萬分的柳夫人只得找醫生商量:是不是以血壓升高為由,讓他請假休息,謝絕一切活動。原本是計謀,柳亞子真信了,在四月七日的日記里寫道:

「……餘量血壓,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頗有戒心,以後當決心請假一月。不出席任何會議,庶不至由發言而生氣,由生氣而罵人,由罵人而傷身耳!」

第二天四月八日,沈鈞儒即去他家探望,中午雇了三輪車去中山公園上春林飯館,還約了其他幾位女士,飯菜極合他的胃口,飯後還興致勃勃地去看一個婦女代表展覽會。

四月九日,薩空了、歐陽予倩、馬思聰、金仲華又特地趕去和柳亞子一起暢遊頤和園。

這些有身份的朋友於兩日之內,又登門拜訪,又請他吃飯,又同看展覽會,還一起暢遊頤和園,是他們閒來無事嗎?況且個個都是大忙人。如此安排,顯然是出於有關方面對他的安撫。過了十幾天,更大的喜事來了!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齊燕銘來訪;下午,柳亞子夫婦約了幾個好友在相關部門負責人陪同下,赴頤和園益壽堂看房。原來請柳亞子住頤和園。「因齊燕銘言將居我於此地也。結果,非常滿意,遂決定於星期一實行搬家。」在給尹瘦石的一封信里,他寫道:「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頤和園益壽堂,算是給我養病吧。」他還領一些朋友參觀他的頤和園新居,非常滿意地捋髯而笑,風趣地說:「這是享受帝王之樂呀!」

五月一日,下午二時,柳亞子午眠剛醒:

「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訥來訪,先至心清處略談,旋來余益壽堂後軒,談詩甚暢。佩妹(柳夫人)建議,去昆明湖坐船,而未能先加準備,余尚能支持,潤之(即毛澤東)則汗珠流面,頗覺過意不去」。「行盡長廊,始得船兩艘,與護兵分踞之,潤已疲倦,不及長談,登岸即坐汽車返,約定雙五節以車來迓,謁總理衣冠墓於碧雲寺,希望其不開空頭支票也。」

亂世之後,原本的社會等級隨之變化,毛澤東,一個倘佯在橘子洲頭的窮書生,如今站在城樓聽萬民眾高呼「萬歲」。他既能在懷仁堂與各界代表縱談國事,也喜歡和民國詩社盟主昆明湖泛舟、談詩說賦。

五月五日的上午,毛澤東派田家英去頤和園,接柳亞子夫婦等人至中南海

「毛主席賜宴,客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總司令、田秘書,談宴極歡,三時後以汽車送還。」

一九五○年下半年,柳亞子遷入北長街新居。這是宅第非常好的一座四合院,在北海之南,故宮之西,中山公園之北,東廂房緊鄰筒子河。風景絕佳。他特別滿意,還請我們全家去做客。一踏進客廳,我就傻眼了:四壁全是詩作,一幅挨着一幅,每首詩都有着極為精緻的裝裱。其中有魯迅賦贈亞子先生的〈自嘲〉(即「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有毛澤東題寫的匾額「上天下地之廬」,還有兩幅蘇曼殊的作品。柳亞子指著蘇曼殊條幅告訴父親:「這是榮寶齋老闆送來的,因為知道我和他的關係。」接着又補充一句:「我後來付了錢。」父親笑了。我以後再也沒見過哪家有柳宅滿牆詩作的陳設和氣派。

蘇州吳江黎里柳亞子故居,2016年攝。(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五一年,柳亞子長期所苦的腦動脈硬化症加劇,自己叫停了南明史的編纂計劃。此後的身體就不大好,公眾場合去得少了。不過父親請他吃飯,總是來的,還誇我家的廚子好。記得有一次是在盛夏,他穿着拖鞋,搖著蒲扇就來了。樣子和從前一樣,就是話少了些。

一九五六年,官方隆重舉行孫中山九十誕辰紀念大會,父親看到他被人攙扶登上主席台,非常難過。到了第二年,就發展到「竟日不語」。有人說,這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反右,他的許多朋友、學生,以及曾經的同事都劃為右派,他極為震驚和不滿,以致竟日不語。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離世,那天是陰曆五月初五,也就是端午節。享年七十二歲。

柳亞子寫過這樣一首詩──

胡姬也學祝華封,歌舞昇平處處同。

第一傷心民族恥,神舟學界盡奴風。

那年他剛滿十八。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風傳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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