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58年，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廣西自治區黨委響應中共中央提出「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的願景，於1958年8月提出當年實現稻穀畝產「千斤區」，爭取實現「1,500斤區」；柳州地委則提出了「柳州專區糧食畝產1,500公斤，爭取2,500公斤」；山高、水冷、地瘠的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下文簡稱環江縣）更進一步「保證畝產五萬三」。
1958年8月25日，中共環江縣委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宣佈「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此前三日，8月22日，「跑步」工程已經啟動——成立了一個「十萬斤畝野戰軍指揮部」，由時任廣西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授意、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親自指揮，逾千縣直機關幹部、中小學教師及農民參與，在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挑選長勢好，快要成熟的五六十畝的稻禾並篼移栽到一塊半月形、面積為1.13畝的田裏，為防倒伏，每隔1.7米～2米打一排木樁，橫、直都攔上竹片，邊打樁拉篾片分格，邊將禾穀一蔸擠一蔸地壓緊頂牢，田的四周也打樁圍頂結實，6個社員在田的四周搖鼓風機扇風降溫。
一切準備就緒後，於9月9日，舉行盛大的現場檢查驗收儀式。被邀請參加驗收的有：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陳東、農墾廳副廳長陳任生、民政廳副廳長張顯龍、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秦振武、政協副主席丘辰、政協委員莫樹傑、柳州地區工交部部長張延年、組織部部長馬振東、廣西農學院院長孫仲逸、農學院作物栽培學教授翁德齊、遺傳選種學教授吳如岐、廣西大學教授龍季和等；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廣西分社、《中國青年報》《廣西日報》《廣西婦女報》《廣西青年報》、廣西人民廣播電台、《群眾藝術報》《紅水河》雜誌社、《躍進日報》《柳州日報》、中央新聞紀錄製片廠、南寧電影製片廠、自治區農業廳電影攝製組的記者和攝像師等共計35人，自治區歌舞團65人，柳州專區11個縣的代表174人，縣內各公社的代表811人。
收割時，把收割脫粒後的穀子用籮筐裝滿，每人一擔挑起排成隊伍，在縣城主要街道游轉一圈後，把穀子挑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街道遊行時，一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挑出一擔擔穀子，等遊行隊伍路過時就尾隨跟上，挑谷遊行隊伍的人數一下就增加了兩倍多。在過秤現場，過完一次秤後，不倒上谷堆，又挑起穀子到未過秤的隊伍中再次過秤，同時要求過磅劃碼人秤一碼劃幾碼，這樣黑板上累計的穀子數字便越來越大了。
經過十幾個小時，直到晚上9點30分才收割結束。此時，環江縣委書記處書記江琴堂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這塊由18.9畝高產試驗田的面積共有1.13畝，已收1.075畝，「實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畝產「實收干谷」130,434斤10兩4錢，尚有0.055畝未收，留待以後組織參觀。
大躍進期間全國糧食畝產的最高記錄就此誕生。環江《躍進報》於9月10日出「號外」報道了這一消息。9月12日，《廣西日報》頭版整版發表環江水稻「創全國最高紀錄」的報道。同版還發表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委於9月11日給「環江縣委、縣人委並柳州地委、柳州專署祝賀環江創造水稻高產新紀錄」的祝賀信，登載了由黃義傑、張辛、駱正元、楊素珍署名的特寫《高產頌》和社論《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歡呼環江中稻大面積高額豐產》、以及兩幅照片（一幅為一小孩爬在稻叢上不掉下來，一幅為試驗田的培育者之一吳彩繁）。二版發表黃義傑、駱正元的《畝產十三萬斤的來歷》和楊素珍的《高產二三事》等文章。在同版的下角還加了一幅漫畫，配畫詩是：「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腰際繞白雲；收割要用大鋸鋸，收下要靠火車運」。
《人民日報》的處理則較為謹慎——在9月18日第7版以主標題「並禾密植挖掘土地潛力」，副標題「廣西四川雲南中稻創畝產6萬〜13萬斤紀錄」披露這一大新聞。12月16日，《人民日報》第8版發表了謝覺哉《聽說環江豐收》詩：「環江試驗田，畝產十三萬。還有九百六，平均一萬八。土肥水種密，禾上人可站，做了水稻王，又做鋼鐵漢。全縣定計劃，煉鐵三百萬。信不信由你，環江正在干。」
分管農業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在環江畝產逾13萬斤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即大加表彰：「農業生產取得了這樣大的一個勝利，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糧食問題，或者經濟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就是說在一個六萬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一年把糧食問題解決了。」
據《廣西通志·農業志》載錄，1958至1965年，廣西中稻平均畝產為126.3公斤，而山高、水冷、地瘠的環江縣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神操作，無疑極大助長了農業大躍進的浮誇風氣。
02
「畝產十三萬斤」大衛星轟動全國，甚至在國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9月～10月間。全國有22省（區）1,163個農業參觀團和越南農業考察團前往參觀考察。環江縣成了聞名全國的紅旗縣，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也成為製造「衛星」的功臣，於1960年1月被提升為中共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廣西各地的人民公社雖然未能再突破環江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世紀記錄，但浮誇風氣迅速蔓延，高產衛星遍地開花：田林縣東風人民公社1958糧食總產量由1957年的679萬斤一躍而為1,001萬斤，因此信心百倍，決心再接再厲，爭取1959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億1,520萬斤。陸川縣1958年全年糧食平均畝產802斤，比1957年增產29.3%，提前實現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同樣是山高、水冷、地瘠的大苗山苗族自治縣，在環江縣大衛星成就的感召下，迎來了大豐收，收割了3,561畝中稻，平均畝產588斤。
河池縣在1957年還要調入糧食1,300萬斤，而在大躍進的1958年，由於「大豐收」，不僅不要調入糧食，而且調出了糧食600萬斤。靖西縣1958年糧食獲得空前的大豐收，糧食總產量達9億多斤，比1957年增產3.6倍。東蘭縣長樂人民公社1958年糧食獲得「空前大豐收」，總產量達2,800萬斤，比1957年翻了一番。隆林各族自治縣顯然試圖趕超環江縣而「搞畝產150萬公斤的紅薯堆和畝產15萬公斤的稻田」，雖歸於失敗，但仍竭盡所能力爭上遊：1958年糧食總產量從1957年的8,200萬斤躍升到1958年的1億7,000萬斤，增產一倍還多。
「畝產十三萬斤」大衛星卻給環江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直接的後果便是加劇超額徵購的強度。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環江縣，理所當然須實施高額徵購：1958年，柳州地委下達給環江縣糧食徵購任務為0.355億斤貿易糧，比1957年實際完成數多4.5倍，比1957年全縣總產量還多178萬公斤；後經再三請求調減為0.28億公斤，雖然只完成了0.134億公斤，其徵購率已達實際年產量的34%，比1957年上升了13.9%，人均「三留」（口糧、種子糧、飼料糧）減少到211.5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5.3%。
徵購不到預期的糧食，「豐產後的糧食到哪裏去了？自治區黨委、地委領導『調查』的結論是，相當多的糧食被『瞞產私分』了」，於是環江縣委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3日召開「反瞞產」四級幹部會議。會議後，「各公社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後手糧』（即反瞞產）運動」。把報不出瞞產私分糧的基層幹部，「施以殘酷的鬥爭和追逼」；大隊黨支書崔月堅把大隊6萬斤糧食發給農民，遭到迫害，被撤銷黨支書職位，開除黨籍，停發口糧，最後活活餓死於路邊。
在反瞞產運動中，共搞出「瞞產私分」的「紅糧」29,410萬斤，其中有一部分是群眾口糧和畜牲的飼料糧。1959年秋收後，正值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全縣開展以「反右傾為綱」的第二次反瞞產高潮，結果，把講老實話報不出瞞產私分糧的大、小隊幹部，視為是「富裕農民」「大躍進的逃兵」「瓦解人民公社」，施以殘酷的鬥爭和追逼。
於是，發生大規模的缺糧饑荒乃至死人現象，以致「1959年末，全縣人口總數為162,170人，到1960年底統計，全縣總人口數只有139,485人，在一年內，全縣共死亡22,685人，絕大部分屬於飢餓死亡（千分之十三點五為正常死亡率）」。
03
「畝產十三萬斤」鬧劇，受到幹部、群眾的各種抵制。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陳東就斷然拒絕簽名，不少大學教授、學生以寫信的方式對「畝產十三萬斤」的做法和「經驗」表示懷疑。忻城縣林業局工作的幹部陸佩林（環江人）與廣西農學院翁德齊教授都因質疑「畝產十三萬斤」的真實性而受到批判和處分，陸佩林被劃為中右清洗回家。
環江縣林業局幹部譚紹儒以「廣西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和批評搞「畝產十三萬斤」的錯誤做法，該信轉迴環江以後，被公安機關查對筆跡偵破，遭小會批判大會鬥爭了幾個月，於1959年被開除回家。
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大）化學系學生崖玉鍾（環江人），因懷疑「畝產十三萬斤」而被批鬥了一年多。縣委財貿部副部長張連元因說「畝產十三萬斤」是吹牛而被送去「小勞改」。已被劃為右派分子、集中「小勞改」的原縣委書記王定說這種做法是勞民傷財，便又被批鬥了幾天。如此等等，單是集中在縣「小勞改」的幹部就有93人。
在「大豐收」釀成的大饑荒中，許多農民不甘心困守家鄉束手待斃，紛紛往外出逃荒，外流到河池地區的金城江甚至貴州省等地討飯以求生路；環江縣委不是妥為安撫，而是當作非法外逃進行追捕；在金城江、貴州等地追捕回來150多人，有的遣送回原籍，有的關押批鬥。
文革小報《南疆烈火》對此事件亦有揭發：「（政府）封鎖環江消息，封鎖人員外流。為了封鎖消息，環江縣公安局長劉XX還佈置把鐵道、公路沿線的工人、幹部、學生的名單全部列出，密切地注視他們的活動。」
集體化運動以來，1955至1957年環江縣已先後破獲「中國國民革命軍西南政治部柳慶辦事處環江大站大麻村站」，「中國國民黨反共木論治安部」，「廣西省中級聯合反共委員會」等「反革命案」。
「畝產十三萬斤」事件後，1959年7月，環江縣更出現了大安鄉農民馮天祥糾集大安鄉頂新、內典等村農民共73人的「反革命武裝暴亂集團」，「上山為匪，搶劫群眾財物，進行武裝暴亂，被剿除」，最終「投案自首23人，俘獲匪徒50人，繳獲長短槍21支，粉槍60支，子彈840發，手榴彈1枚，黑火藥5公斤等」。
綜上陳述，可整理出一個雖嫌簡略卻也清晰嚴密的邏輯關係：集體化→大躍進→高指標→高浮誇→高徵購→大饑荒→糾合暴亂。也就是說，在政治意識形態導引下，集體化運動不斷激化農民與政府的矛盾關係；在集體化基礎上掀起的農業大躍進，以糧食產量高指標為導引，要完成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只能以漫無邊際的浮誇風氣來應對；浮誇風氣虛構的「糧食大豐收」導致當局施行高額徵購，糧食的過度徵購直接造成農村糧荒饑饉現象日益嚴重；為了生存，農民瞞產私分，乃至鋌而走險，糾合叛亂。叛亂被鎮壓，問題仍未解決，大饑荒益發嚴重。
04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時，洪華自認罪責難逃，哀求從輕發落。柳州地委作出決定，於1961年3月2日在環江縣幹部群眾大會上，朱渭川書記代表地委宣佈洪華家庭是富農成份（實為下中農），是鑽進黨內的「地主階級代理人」而予以清除出黨，立即逮捕法辦。1963年10月7日，由自治區高級法院判處其徒刑5年。1966年3月1日刑滿釋放，安排到來賓華僑農場當一般幹部。1972年4月12日洪華因病死亡。因「畝產十三萬斤」事件的牽連，環江全縣共有139名縣、社、隊幹部被鬥爭，153名幹部被檢討，32名幹部受處分，其中，除洪華外，還有8人被開除黨籍，4人被開除公職，2人被勞動教養，6人被逮捕法辦。
這樣的操作，顯然是基於政治性的考量。也正如「畝產十三萬斤」事件的產生，是緣自政治性的操作一樣。
能夠將環江農民從「畝產十三萬斤」為代表的浮誇風引發的大饑荒中解救出來，更主要還是靠農民努力爭取的「包產到戶」與「分田到戶」。「包產到戶」與「分田到戶」的方式，通常以1970年代末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以契約形式明確提出「分田到戶」為典範。
其實，早在1956年下半年，時任中共環江縣委第一書記王定便採取在山區實行程度不同的包產到戶方式，廣受農民歡迎與仿效，形成「三包到戶」（包工、包產、包投資）模式。至次年上半年，全縣約有一半社隊實行，取得了良好效果，當年全縣糧食大豐收，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17.6%。
但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王定的做法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王定等縣委正副書記3人被打成右派，中共環江縣委被改組，之後，農業集體化的浮誇風日益盛行，「三包到戶」模式便胎死腹中了。
經歷了大饑荒的蹂躪，1961至1962年，環江全縣再次出現「三包到戶」風潮。據1962年12月6日的統計，有376個生產隊搞「三包到戶」。為了扭轉這股所謂的「單幹風」，先後有馴樂公社全安大隊副主任覃德山，城管公社西南大隊的生產隊長羅振彬、韋正凡，東興公社加興大隊的覃有高等6人被捕判刑。即使如此，「包產到戶」在環江縣仍屢禁不絕，風潮迭起。
文革期間，包產到戶的風潮雖然被強力壓制，「三包到戶」也沒有絕跡，往往是糾正了一個又出現了一個，年年糾正年年有。農民群眾心底埋下的火種，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中迅速復燃。
1978年冬至1979年春，「包產到戶」之風不僅在環江縣的明倫、東興、馴樂等邊遠山區興起，而且也刮到縣委、縣人委所在地的城管公社和城關鎮。據縣農委統計，全縣搞「包產到戶」的有801個生產隊，佔總隊數的41.1%，凡是這樣搞的地方都獲得大豐收，農民群眾積極要求這樣搞。
1980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環江全縣12個社鎮2,591個生產隊中普遍實行。據環江縣農委1982年3月31日的統計，全縣12個社鎮140個大隊、2,615個生產隊，實行大包幹到戶的有2,583個隊，佔總隊數的98.8%。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1980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比1979年增產6.42%。1982年比1980年增產7.79%，創環江縣歷史最高水平。
（本文所有關涉環江縣的資料，除隨文標示外，均出自《環江毛南族自治縣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