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點醒來，就像形成了一種特殊生物鐘。
那是四年前母親重病的日子，36歲的她帶着母親在廣州、香港看病。作為獨生女，沒有人能夠分擔，「壓力非常大，因為做決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負責任。」她說，「說到底，其實是父母養老問題產生的壓力，獨生女的身份加重了這一壓力。」
每到母親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覺——你不知道結果會怎樣，病情惡化還是好轉，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時在進行的銷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個deal（交易）成不成。她還有七歲的女兒需要照顧，雖有丈夫分擔，但身為母親，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來。三重壓力，讓她在那一年裏嚴重失眠。凌晨三點的廣州夜景，她看過無數次。
做決定時的孤獨無助，是許多獨生子女在面臨父母重病時承受的最大壓力。「你沒法判斷這個決定是對還是錯，沒有人跟你商量，什麼都是你網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溝通，他們會說你看着辦吧。那時真的希望我不是獨生子女。」27歲的沈雨辰說，三個月來，她獨自帶着母親在江蘇老家和上海檢查治療，做完了肺結節手術。這段經歷帶給她的最大影響，就是以後想生兩個孩子。
從1982年將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國策，到2010年，中國獨生子女人數達到1.45億（中國社科院人口學家王廣州測算）。這一龐大人群也充滿了風險和脆弱，北京大學人口學者穆光宗曾說，獨生子女家庭屬於高風險家庭，風險就在於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便是養老風險，祖孫三代「421」的家庭結構，將使少年時飽嘗寵愛的獨生子女們，在中年之後背負巨大的養老壓力。
如今，中國的80後、90初獨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時期，開始面臨父母老去後的贍養問題，壓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顯。豆瓣網上，6萬多人聚集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裏，分擔交流自己面臨的困境。那些貼子囊括了獨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種種難題：獨生女遠嫁他鄉，和父母距離太遠怎麼辦？獨生女，準備出國讀博，專業比較容易留在國外，作為女性也想留在對職業女性比較寬容的地方，但父母的養老該怎麼解決呢？獨生子，家裏四個老人三個癌症，精神和精力壓力大到曾撐不下去……網絡上，人們用一句話總結了獨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窮，不敢病，不敢遠嫁，因為爸媽只有我。
而所有問題會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後，以數倍的形式放大，化為沉重的負擔壓在獨生子女肩上。分身乏術，無人商量和分擔，職業發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響，並不得不做出犧牲——這幾乎發生在每一個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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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30歲那年，父親確診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訴父親真相，直到有一天病歷無意間掉落，被父親看到，一切才瞞不住了。
她看着父親在一夜之間蒼老，白頭髮出來了，「整個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經在社會上混得風生水起、意氣風發的父親開始自閉，不願出門，拒絕社交，就連關係很好的親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氣帶給別人。
那之後是漫長的化療階段。每隔28天，父親就要住院一周。這期間，父親還曾因過度鍛煉導致氣胸，在醫院住了兩個月，插氣管放氣。
董文是獨生女，沒有人能幫上忙，包括母親，當了一輩子家庭主婦，此刻她只會問董文：你爸咋辦？找醫院，與醫生交流病情，帶父親做各種檢查，住院、打針、做手術、陪夜、照顧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經手。
那段時間，她時不時要在醫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媽媽過來換班，自己回去睡會兒，但往往到家沒一會兒便接到媽媽電話，讓她過去和醫生交流病情，她又趕緊起床往醫院跑。父親吃不慣外面的飯，她便在家裏做好，坐地鐵40分鐘送過去，時常在地鐵上困得睡過去。
面對如此繁瑣複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的事務，她只能辭掉工作，全職照顧父親。「當時沒有其他心思，也顧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這個病上。」她說，經濟上也會有壓力，「你不知道後面要花多少錢」，但支撐一兩年問題不是很大，實在不行就賣房子，只要還能治。
但對於大部分獨生子女來說，辭職照顧重病父母都是艱難的事。經濟壓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場景、自己對職業的追求，都讓人無法輕言放棄。
Katherine在母親重病後，幸好還有父親能幫把手，她才不必辭職照顧母親，但她卻感受到了嚴重的精力不濟和家庭工作難兩全。
母親在醫院躺了半年。手術很大，預後情況也不好，半年裏Katherine天天跑醫院，和父親換班照顧母親。有段時間全家都撐不住了，便請了親戚從老家過來幫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羨慕有兄弟姐妹的時刻：請來幫忙的，都是母親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為此受到的較大影響便是職業後退。那正是她職業的上升期，但她卻無法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業績受到了嚴重影響。痛定思痛後，她和同事做了部分業務交接，主動選擇從職場後退一步，以擁有更多時間照顧母親。
「重疾之下，你需要勞心勞力地思考、照顧，精神壓力非常大。去哪裏看病，找哪個醫生，手術做不做，預後做不做，化療做多少，都得你來做決定。」她說，「你會感到嚴重體力不支，沒有辦法兩邊跑。」
她也曾無數次在分身乏術的疲憊時刻、在失眠焦慮的夜裏怨天尤人，發出天問：為什麼會輪到我？為什么正準備在公司大展鴻圖時，卻必須要抽身？
後來她時常在豆瓣「獨生子女養老互助組織」小組裏刷別人的動態，才慢慢釋然了。原來，她不是一個人，重疾這樣的事情，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會遇到——只要家裏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夠長。「每個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長夜難眠，幾乎在所有面對父母重疾的獨生子女身上都發生過。Katherine有過，董文深夜獨自在被窩裏捂着被子哭過，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帶着父母從江蘇小縣城去上海的時候，沈雨辰就感受過那種悲哀無助。醫院裏，永遠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掛號、檢查都要排很長的隊，再加上對母親病情的擔憂，一切簡直讓人崩潰。那時她就繃不住，跑到洗手間去哭過，還不能讓媽媽看出來，媽媽已經在擔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為女兒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堅強。
可她也只是一個27歲、大學畢業沒幾年、還沒結婚的女孩子，總有情緒崩潰的時刻。晚上回到旅館，父母一間，她一間，她便獨自坐在馬桶上哭。母親肺上的結節已經長得比較大了，1.3厘米，按照上海醫院的標準，超過8毫米的結節就需要考慮動手術。如果結節還有惡性病變的可能，就必須得做手術拿掉。
那之後，為了確定母親的結節情況，她學會了上貼吧、找黃牛打聽醫院和醫生的消息、花高價掛號、給醫生紅包。她吃過虧，花800塊掛的一位名師的直播問診號，卻被名師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發了；也欣喜過，給醫生的幾千塊紅包終究發揮了作用，媽媽得以儘快手術。在中國醫療資源緊張、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難以評判「紅包」到底是醫德的缺失，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補償超負荷運轉的醫生。
這一切，都是曾經不諳世事的她在短短三個月里迅速學會的社會技能。她惶恐過，「我爸說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決定，真的很無助。」她說，那時真的希望能有一個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獨自扛下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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