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代表張群，調停使馬歇爾，中共代表周恩來
（二）馬歇爾使華
(1)背景及謬誤
馬歇爾使華雖然與之前的赫爾利使華相隔僅一年，但國際形勢和中國戰局都已發生根本變化。
赫爾利時期，國共合作尚且符合美國速勝日本的戰略目標。但日本投降，時過境遷，國共合作之基礎無存。抗戰甫勝利，中共即在蘇共配合下公開反叛政府，再次點燃分裂國家的戰火。外患剛除，內憂又起。當年的紅軍叛匪，經過八年養精蓄銳，復活了，再生了。它們已不滿足於國中之國的共區邊區，它們要推翻國民政府，要赤化全中國。國民政府面對的是比日寇還兇惡的敵人，中華民國有亡國之虞。
可這時美國親共派卻要以民主聯合政府為援華條件。清醒如赫爾利者，憂心忡忡。他回國述職時當面向杜魯門抱怨國務院「中國通」同情共黨，誤導美國外交政策，指出擁兵自重的中共是要推翻合法的國民政府，聯合政府之路不通。但杜魯門不為所動，赫爾利大使憤而辭職，由馬歇爾取代。這一任命意味着美國政府決策圈反共強硬派基本絕跡，預示美國新一輪對中共綏靖政策出台。
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其要點為：中國政府軍與共產黨武裝應通過和平談判停止敵對行為。美國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強烈希望政府擴大包容，實行民主改革，使各黨派在政府內有公平有效的代表。共產黨的軍隊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容，應有效歸併於國家軍隊之內。馬歇爾使華即以此為基準。
但杜魯門聲明所表述的，是一個對中共叛國恐怖勢力妥協的政策。美國自以為是所開出的藥方，也是建立在對中共錯誤的定位之上。杜魯門和美國的外交決策層，總是習慣於以美國的驢像之爭去看待國共兩黨的關係，而實際上二者毫無共性。國共的性質和綱領是完全對立的，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以民主憲政為目標，與美國的價值觀一致，是具有人道精神的正常政黨。
而中共推崇違背人性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是反人類的恐怖組織，不屬於正規黨派。國共本質上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自由與極權、君子與流氓的區別。即便從國民政府堅決反共抗俄這一點上看，美國也應當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可美國的新政策卻視共黨為合作夥伴，讓反共的國民政府和叛逆的中共停止敵對行為，建立聯合政府，是典型的敵我不分，是非不辨。
杜魯門的對華政策，就好像雅爾塔協議一樣，之前並沒有與中華民國盟友諮詢磋商，而是單方面強行給國民政府設定政治紅線，把政治解決作為唯一選項，與蔣中正的兩手戰略相牴觸，實際上干涉了中國內政，其對中華民國國家利益損害之巨之久，又遠甚於雅爾塔協議。
重慶談判失敗後，國民政府的總體戰略是剿除共匪，重建國家。可是美國的綏靖政策卻與之南轅北轍，使政府如何應對成為難題。抗戰時期，中美互有所求。因此蔣中正多次強硬抵制美國政府內為共匪張目者，甚至不惜脫離美國同盟獨自抗日，連羅斯福都不得不讓他幾分。
抗戰勝利後，美國自以為中國的戰略價值不再。而中國因長期抗戰元氣大傷，百廢待興，再加上共匪叛亂，急需美國援助。因此，儘管蔣中正並不認同美國的對華政策，為維護兩國關係，只得被動配合。但順從美國就要對共匪讓步，堅持剿共又受美國掣肘。馬歇爾來華後，國民政府一直在兩難之間徘徊往復，既定之剿共戰略無法順利實施。就好像正邪大戰，正義一方非但要看美國臉色，好不容易出手時又飽受美國指責怪罪，甚至乾脆被攔腰抱住，如此焉能取勝？如果說日本侵華使中共趁機坐大，戰後美國的綏靖政策，則成為國民政府剿共平亂的絆腳石，間接幫助中共逆勢壯大，並最終奪取中國大陸。
不過，馬歇爾本人初時卻信心滿滿，自以為能不辱使命，而實際上其使華失敗的命運早已註定，原因有三。
首先，馬歇爾反共意識薄弱，是中共眼裏的開明派，極易被共黨所迷惑。馬氏曾於二十年代在天津駐防三年，但和他手下的「中國通」們一樣，對蔣中正及國民政府沒有好感，而對共黨的邪惡則不甚了了。來華一年多直到調停失敗回國，都沒有認清共匪的本質與真容。
第二，馬歇爾實際上具有雙重身份。他不單是國共之間的調停人，同時也是美國總統特使，肩負捍衛美國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的重任。而他這兩個身份本身卻是矛盾的。美國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然而，馬歇爾作為調停人，自認要不偏不倚，試圖在合法政府和叛亂集團之間搞平衡。馬歇爾的所謂「公正」立場，使共匪借美國之力佔盡便宜，屢屢化解困境，轉危為安，最後反敗為勝。
第三，馬歇爾一心居中調停，對國共雙方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卻不對等。國民政府有求於美援，不願也無法與美國翻臉。而中共本來就是流氓無賴，在談判中無所顧忌，漫天要價，凡對其不利者，一概強硬拒絕，美國除了遊說規勸，沒有制約它的任何籌碼。馬歇爾為能完成使命，一味遷就中共，強迫政府妥協，美國特使成為又一個張伯倫，導致中華民國和美國利益雙雙受損的毀滅性後果。
一般認為，國民政府失去大陸的一個關鍵節點，就是1946年6月馬歇爾逼迫蔣中正發佈第二次停戰令，讓東北共匪絕處逢生，死灰復燃。
然而，如果我們以大視角檢討那一整段歷史，就不難發現，不僅東北戰局因馬歇爾作梗而逆轉，馬歇爾使華本身，從頭至尾，都在無知地助紂為孽，給國民政府幫倒忙。他所起到的實際作用，就是一步步幫助共匪從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輿論上消弱、打擊和最終顛覆了反共盟友。
(2)認敵為友的聯合政府
馬歇爾銜杜魯門之命來華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建立包括中共在內的所謂「民主聯合政府」，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但國民政府先前在重慶談判時已做過嘗試，結果證明那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抗戰勝利後，中共叛亂成為國民政府和平建國的主要障礙。蔣中正為此做了兩手準備。國際上美國一向對國民黨一黨政府不滿，蘇聯在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又承諾支持國民政府，而中共也確已坐大，所以蔣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就是嘗試政治解決，即在統一政令、軍令的前提下，接納共黨加入聯合政府。他在日記中曾透露，如共黨確實悔悟，準備委以若干省主席。但深知共匪本性的蔣氏，同時向國軍重發《剿匪手本》，準備一旦和平之路不通即軍事解決。
如果說蔣對共黨悔過還曾報有一絲希望的話，毛對國共和解則全無一絲興趣，它赴渝是迫不得已而為之。蔣多次約毛面談，試圖說服共黨改變方針，放棄軍隊與割據地盤，轉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競爭。這也確是和平建國的唯一合理途徑。但毛想的卻是：如果共軍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毛的野心始終是武裝奪取政權，赤化全中國，由它自己當共產皇帝。
因此，共黨在重慶談判中獅子大開口，要求編組48師，四倍於國府所允許12師之最高限度。同時強要政府承認共區「民選」政府，委任其為華北五省主席、平津正、副市長等要職。蔣在日記中直言腦筋深受刺激，感慨共匪無信不誠，禽獸不若等。他一度考慮將毛澤東扣押，以漢奸叛國罪審判。儘管蔣最終將毛禮送出境，但也打消了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念頭。
重慶談判未能達成統一政令、軍令的目標，完全得不償失。而共匪方面則大有斬獲。和談為其提供了一個統戰宣傳、欺世盜名的良機。一個原被政府通緝並仍在作亂的赤色恐怖組織，僅憑一套廉價的民主假面具，就賺得了一紙遮掩其魔鬼真容的《雙十協定》，以及與合法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馬歇爾來華，再炒聯合政府的冷飯，完全不對蔣中正的胃口。重慶談判失敗在先，蔣極不情願繼續謀求虛幻的政治和解。在他看來，由於共匪全面叛亂，中華民國已陷入戰後空前的安全危機。國民政府中有識之士如白崇禧等也都認為，政治民主化時機未到，中共問題除軍事解決別無它途。剿共平叛才是國民政府迫在眉睫之要務。但在美國強力插手的國際壓力下，蔣只能暫寄望馬歇爾能主持公道，與反共盟友齊心合力，迫使共匪讓步就範。
但蔣中正很快發現，馬歇爾對中共極度無知，就像美軍觀察組一樣，被周恩來曲意逢迎，天花亂墜的統戰謊言所迷惑，竟以為共匪真心嚮往民主政治。他無視中共擁有非法武裝和割據政權，向蔣提交《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賦予共匪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權力，蔣驚嘆「足以召亡國之禍」。
中共方面原本已與政府軍事決裂，馬歇爾來華讓它們看到再打政治牌的利好。一是以民主訴求麻痹美國，讓馬歇爾覺得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講，有文章可作」，從而阻撓國民政府武力剿共。二是在政治協商會上，發起輿論攻勢，抹黑國民政府，取得政治和民意上的優勢。因此，在杜魯門發表對華聲明的同一天，中共即重啟國共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談判。毛澤東曾明確指示周恩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可以簽字，表面上還可以說它很好。中共這一統戰陰謀相當成功。
政治協商會議雖然並非出自馬歇爾，但美國積極支持並樂見共黨和民盟、青年黨、民社黨等正規黨派一道參加制憲和民主聯合政府，甚至把共黨看作制衡國民黨的民主力量。而共匪又深具統戰欺騙之功力，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如魚得水，反盜為主，再次愚弄國人和輿論，謊稱解放區已經過民選，一副率先實現民主自由的正面形象，反過來攻擊國民政府獨裁專制。政協會議就好比為共匪搭建了一座舞台，蔣中正明知共匪只是在演戲，自己亦不得不違心配合做給美國人看，所以他在日記中表白，政治協商會議的三個星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是在委屈求全。
不過，蔣中正再「獨裁」，仍在政協會議上作出多方讓步，如憲法草案基本採納了中共的版本，包括限制總統權力，積極保障人權，立法委員直選等。但對共匪而言，重慶談判也好，政協會議也罷，不過是一種統戰策略，只為消弱對手，保護自己。所以無論政府釋放多少善意，共匪堅持其「解放區」非法政權維持現狀，政治協商會議重蹈重慶談判之覆轍。
政協之後，「專制」的國民政府不失君子之風，繼續還政於民的進程。根據國大決議，着手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啟憲政民主。但共匪此時開始憂慮「民主聯合政府」弄假成真，妨礙其武裝奪取政權的既定目標，可又不便公開反對。於是拿出政治流氓另一手法，胡攪蠻纏。
共匪拒絕提交國民大會代表人選，理由是名單只能交給改組後的聯合政府。可國大決議中並無此規定，而且會期已寫明在同年(1946)5月5日。政府欲商定聯合政府委員會的名額，中共又不真心合作，拉民盟強要14席。開始政府同意12席，後讓步至13席，認為只要你爭得非共人士一票，就可行使否決，中共死活不答應，並威脅抵制制憲國大，儘管席次問題與制憲無關。很顯然，共匪在故意製造僵局。[14]
事已至此，蔣中正認為必須放棄政治解決。他於1946年6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表示：「我決於一年內完成軍事（剿共），兩年內恢復經濟。」
然而，蔣中正是無法撇開美國放手獨立決策的，因為美國還在謀求國共和平統一。調停特使馬歇爾對民主聯合政府念茲在茲，堅決反對軍事解決，施壓政府繼續與共匪作無謂之談判，認為聯合政府如無中共參加，反促共黨擴大叛亂之決心。蔣明確告之共匪要武裝奪取政權，而且當時共匪正在蘇中與國軍激戰。可馬氏就像走火入魔一般，完全充耳不聞。
針對馬歇爾的強行干預，蔣中正曾當面質問：難道沒有共黨參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他在日記中痛鞭馬氏「神經錯亂」，「冥頑不靈」，「毫無政治常識」等。但畢竟國民政府反共建國離不開美國盟友的支持，所以明知政治和解無望，也只得配合美國與共匪流氓繼續談判扯皮。但蔣氏亦自囑「決不能以馬歇爾個人一時之好惡而變更我基本國策。」
馬歇爾為推動和平統一，還要求國共雙方停止仇恨猜忌宣傳，以營造和解氛圍。但只是作為君子一方的國民政府響應，共匪流氓則不屑一顧。當時大批蘇北難民逃離共區到南京，向新聞界控訴共匪土改暴行。這本是國民政府向國民揭露共匪假民主、真恐怖的絕好素材。可《中央日報》等反共媒體都奉命不予報導。國民黨宣傳部長吳國禎回憶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政策更使共產黨高興了。當我們傻傻地保持沉默，他們卻大肆宣傳，全世界只能聽到他們的說法而聽不到我們的。」[15]一位國軍將軍陣亡，遺體運回南京，國府中央禁止刊登新聞，禁止軍方參加治喪，以免刺激中共。[16]與此對照，獲准在國統區發行的《新華日報》，公然宣揚共黨理念，炫耀共軍戰績，公佈國軍被俘將領名單，洗腦民眾，瓦解國軍士氣，引發國統區混亂和恐慌。馬歇爾畏共，連累國民政府也被迫做了東郭先生。
共匪還利用國民政府的善意和寬容，在大城市鼓動學潮請願、罷工罷市、集會抗議等，掀起一波波抨擊政府的輿論戰，把民怨引向政府。1946年6月的上海人民反內戰請願團和1947年5月寧、滬、蘇、杭等地知識界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都是共匪地下黨操控民意、抹黑政府的陰謀。共匪在其所謂「第二戰線」對政府的另類攻擊，是國民政府喪失民心，最終撤離大陸的又一重要原因。這一切與美國不合時宜地強行推動與共匪的政治民主化有很大關係。
1946年11月，在延期等待一次之後，政府給中共保留席位召開國大，通過了中共先前參與制定並認可的憲法，邁出憲政民主第一步。中共卻指責政府單方面召集國大蓄意分裂，污衊其為偽國大，偽憲法。連馬歇爾都不得不說：「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一部民主的憲法，該憲法在各主要方面均與政治協商會議所定之原則相符，通過之憲法即已包括共產黨所要求之各項要點，而中共竟認為不宜參加大會，殊為不幸。」馬氏還以為中共真在乎政治民主化。
1948年中華民國正式行憲後，共匪叛亂已失控。為因應剿共之戰時狀態，不得不增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擴大總統緊急應變權力，使之不受制於剛剛施行幾個月的《中華民國憲法》。馬歇爾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除了讓政府耗時費力，自尋煩惱，引狼入室之外，又回到原點。
其實共黨無論從本質還是目標，都最不可能實行民主。共區內赤化運動和階級鬥爭從未停止，所謂「民選」政府實為極權暴政，共區人民絕無任何民主自由可言。美國有心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可惜既看錯了對象，也選錯了時機，結果是美國上了大當，幫了共黨的大忙，讓國府吃了大虧。
再說，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君子之間的遊戲。而國共分歧是君子與流氓的對立。流氓不會認同君子的規則，自然也不應享有君子的待遇。硬把流氓當君子對待，吃虧的必然是君子。美國錯把共黨當成正常人類看待，奢望流氓無賴接受文明規則，害人害己，愚不可及，其深刻教訓至今仍有意義。
(3)姑息養奸的整軍協議
馬歇爾來華的另一項使命，就是協助政府整編軍隊，取消共黨武裝，實現軍隊國家化。
但是，整軍談判就像先前的政治協商會議一樣，政府也是被美國強拉入戲的，因為這個議題在重慶談判時就因共匪無誠意而擱淺。當時強硬反共的赫爾利大使力挺國民政府，共黨尚且拒絕讓步。如今由親共的馬歇爾主持談判，政府更無勝算。雖然共黨也裝模做樣地在軍隊國家化的政協決議上簽了字，但它們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
馬歇爾也不明白，對美國而言，二戰結束意味着和平到來。而中國則不然，抗戰之後馬上面臨共匪顛覆政府，赤化中國的絕大危險。強敵當前，國軍本應積極整補，提高戰力，出擊進剿，戡平匪禍。但政協通過的整軍協議卻要求軍隊大幅度縮編，顯然不符合國民政府之剿共戰略。為了配合美國，政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馬歇爾主持制定的整軍辦法，讓政府軍大批官兵被裁撤編遣不說，共匪非法武裝卻得以保留，取消共軍的目標化為泡影。
關於整軍方案，國民政府提出混編，即國共雙方按比例縮編復員各自軍隊之後，取消共軍建制，官兵拆解打散後，併入國軍序列，不能允許中共再有自己的軍隊。
然而，共匪堅拒國府的混編方案，因為毛澤東早就說了，共軍一枝槍、一粒子彈也不能交出。但它們表面上卻拿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軍隊屬於人民，必須先政治民主化，再軍隊國家化，不能將軍隊交予國民黨一黨政府。馬歇爾聞之竟無言以對，畢竟中共的花言巧語也符合他使華的思路。
只要對中共的本質和歷史稍有了解便知，共黨信奉的是暴力革命，而不是什麼軍隊國家化。不解除共黨的非法武裝，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根本無從談起。但馬歇爾為儘快完成使命，沒有站在反共盟友一邊，而是支持共黨的所謂統編。
馬歇爾提出，國共以師為單位統編成軍，兩個國軍師加一個共軍師，國軍任軍長；兩個共軍師加一個國軍師，共匪任軍長。這一方案的離奇在於，允許共黨叛軍保留師級建制，等於使共軍合法化，背離了軍隊國家化的目標。再者，本來共匪就極善於附體滲透，因此才被蔣中正清黨驅逐。馬歇爾等於重新引鬼入門，共匪軍長還可以名正言順地統領指揮國軍。用周恩來的話說：以一個軍長、兩個師長，還怕不能影響其餘一個師？而在國府軍下的共軍師則絕無可能聽命於國軍軍長。
在國府看來，如此整軍形同兒戲，共軍非但未被取消，反而有了存在的理由。這一整編方案的實質是對共匪叛軍的認可與保護，完全違背了國民政府的意願。西安事變後聯共抗日的歷史惡果猶在眼前。當初共匪假意接受國民政府統轄，實際上只領軍餉，拒聽軍令，視所有阻礙其擴張者為頑固派，方釀成今日國民政府之心腹大患。
不過，整軍協議儘管允許共匪保留師級建制，亦規定需先行縮編至十八個師，繼而十個師。而毛澤東要通過整軍消弱國軍，保存自己，以便徹底消滅國軍，顛覆國民政府。因此它命周恩來與馬歇爾虛與委蛇，拖延時間。周藉口中共軍隊缺乏正規訓練，需要時間培訓，才能達到正規化的標準。馬歇爾不知是計，表示可在共區開辦軍事學校，由美國軍官訓練共軍，還答應為共軍十個師提供裝備。他在此之前還曾提議讓只有陸軍的共軍在海空軍亦各佔三分之一。馬歇爾真可謂急共軍所急，想共軍所未想。
依照文明的習慣，馬歇爾特別看重正式協議的作用。他以為共黨同意在整軍協議上簽字，自己就真的完成了杜魯門軍隊國家化的使命。在1946年2月的整軍協議簽字儀式上，志得意滿的馬歇爾，竟指責起國府中曾給他忠告的正義人士：「此協定為中國之希望。我相信其將不為少數頑固分子所污損。蓋此少數頑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之和平繁榮及生存權利。」但協議墨跡未乾，到底誰是君子，誰是流氓，誰又是空喜一場，很快就見了分曉。
根據整軍協議，軍隊復員應立即實行。國府從46年3月即開始縮編國軍，軍改師，師改旅（裁一團），大批官兵復員，其中既有所謂雜牌軍，也有黃埔系，以至後來還鬧出轟動一時的「哭陵事件」。而共軍在華北以裁減老弱殘兵來應付中美共三人小組的核查，本應裁撤的部隊則以解放區地方武裝名義保留。而東北共軍更如入法外之地，肆無忌憚地擴編。
整軍協議要求一個月內提交部隊及裁軍名冊。國府按時向三人小組提交了國軍90個師的表冊和前兩個月部隊復員次序表，而共軍則拒不執行。馬歇爾軍隊國家化的結果，就是國軍因單方面裁軍而自損武功，共軍則視協議如廢紙，無所顧忌地擴充人馬。馬歇爾終於領教了中共的出爾反爾，言而無信，但也只能咽下他一手造成的苦果，因為他對共黨毫無約束力。馬氏軍隊國家化的努力恰似鏡中花，水中月，淪為笑柄。接下來的停戰問題更讓他焦頭爛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