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國際社會同樣提出追責問題。如美國就有律師擬起訴中國政府，各國政界和民間也都有要求中國為新冠負責乃至賠償的聲音。面對西方國家及世衛組織提出的調查新冠源頭的要求，中共以各種方式拖延，直到今年年初才同意世衛組織派團調查。[21]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還倒打一耙、指責新冠病毒是赴華參加軍人運動會的美軍傳染而來，混淆是非能力可見一斑。
因中共當局在早期對疫情的隱瞞及防控不力，造成全國乃至世界受到如此巨大的傷害與損失，追責本是理所應當的。但如此世紀巨禍，迄今卻無人擔責，這當然是中共當局對內鎮壓、對外耍流氓的結果。
對於公共安全事故/災難拒絕負責或敷衍了事，是中共政權一貫的作風。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涉及「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就迄今沒有一個說法，維權家長被維穩，還有採訪此事的港媒記者遭毆打。其他如「7.23」動車事故、「毒奶粉」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等，中共也採取各種措施隱瞞責任、打壓維權、封鎖輿論。這次新冠事件也不例外，是中共當局釀悲劇成卻逃避責任、打壓維權運動的又一案例。
值得說明的是，並不是中共在實行高強度的防疫之後，就可以抵消此前隱瞞疫情造成的傷害。無論是隱瞞和淡化疫情，還是後來嚴酷的防疫措施，顯然都是錯的。不作為和「矯枉過正」的亂作為都是錯的。走向兩個極端的惡無法「相抵」、「歸零」，恰相反，兩個極端造成的危害是疊加的，都需要被追責和反思。
（五）「中國式防疫」對私隱的侵犯、對公民社會的進一步扼殺
在防疫過程中，中共政權普遍使用了信息化手段，以管控十四億國民。[22]最明顯的莫過於通過「健康碼」來了解每個人的行為軌跡。人們進入辦公樓，購物中心，居民小區和地鐵都被要求掃描手機上的健康碼。一些地方要求居民使用支付寶或微信獲取健康碼。根據不同的健康碼，人們在關卡會得到准予放行或強制隔離的不同待遇。[23]
武漢市民在街頭掃健康碼
據《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健康碼」系統與公安網絡相連接[24]，公安機關可以藉此掌握更多個人私隱，並可能在疫情結束後繼續以某種形式存在。浙江杭州即在去年5月擬建立基於「健康碼」的健康評分體系，引發了公眾對侵犯私隱及歧視問題的擔憂。北京則發生了「健康碼」信息泄露事件，大量照片、身份證號碼被放到網上售賣，僅1元即可購買1000多名藝人的身份證號。
事實上，中共政權通過擁有完全管理權的互聯網及相關平台，早已將國民的出行、購物、住宿、理財等行為近乎完全掌控。如微信、支付寶、微博等各平台的海量大數據，中共政權都隨時可以取用。當然，還有無處不在的視頻監控系統供政權取用，並且不會像有權有勢者犯罪時那樣「恰巧」壞掉。
依仗無孔不入的大數據和視頻監控系統，中共當局可以輕而易舉的實現對全體國民的監視，進而控制億萬百姓。沒有人可以逃脫這樣嚴密的監控，自然可以在防疫上實現空前的成功。這在尊重私隱、遵循法治的國家當然無法做到。在歐美等國家，公民社會始終都對大數據對私隱的侵犯非常在意，對政府、警察機構試圖強化監視的行為向來抵制，中國這樣的監視主義社會根本不可能在這些國家實現。
《外交事務》報道過中國政府借疫情機會加強對公民的數字監控，從部署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到記錄公民的手機移動路線和鐵路或航空行程。而民主國家對於使用這樣的監控技術則非常小心。正是有侵犯公民私隱的顧忌，民主國家無法向中國這樣利用數碼技術來防疫。[25]
對私隱的侵犯，就是侵犯自由的預備和手段。當國民一舉一動都被政權所偵知，剝奪自由也就輕而易舉，反抗也被化解於無形。如前所述，自由重於泰山，不可因中共病毒疫情而遭到過度損害。只有中國這樣的極權體制，才能不顧一切的透支國民的私隱與自由，換取抗疫的成功。
中共當局可以將高壓管控手段用於抗疫，當然也可以用於其他，比如對公民社會的鎮壓、對少數族裔的迫害。這些年來，中共當局正是憑藉在全球的無與倫比的社會控制力，實現了專制政權的存續。疫情期間中共超絕的社會控制力，再次展示了它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反抗政權的行為，可以進行強力、迅速、無情的鎮壓。而民眾面對如此強大的政權，只能如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
其實，中共當局在抗疫期間的高壓管控，本身就包含着對公民社會的扼殺、對基本人權的侵犯。中共當局自2013年起，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密集而強橫的掃蕩。如中國公民運動中起到非常突出作用的民間機構「公盟」被取締，時常為公民社會發聲的《南方周末》和南方系其他媒體被打壓，針對人權律師群體的大規模抓捕、強迫失蹤和吊銷執照，NGO組織紛紛被關閉，知名的公民運動領袖被判刑入獄……歷經數年掃蕩，2020年的中國早已是被中共徹底壟斷一切的專制獨裁之國。
因此，中共病毒疫情爆發至今，我們再也看不到如樂清錢雲會事件、鄧玉嬌殺人案、汶川地震校舍倒塌問題、7.23動車事故等事件發生時社會各界積極介入、群起響應，如民間的調查、救災、援助等。在疫情爆發初期，民政部就特地的下發通知，不允許外地慈善組織、志願服務組織進入湖北省。而外地捐助物資也指定由紅十字會進行統一接收和調配。這名義上是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實上就是防止民間自組織的生長和非體制勢力的萌芽。
這對於防治疫情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由於禁止民間公益力量自由參與防疫，更不允許民間自我組織互助和自救，加劇了疫情高峰期醫療、食品等資源不足的情況，更使得失業、滯留和其他生活陷入困境的群體難以得到民間補充性救助。當然，還有對於公共輿論的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當局對於各地國民之間的歧視、仇視、排擠、衝突持縱容放任態度。這造成人際關係惡化，人們不是互助而是互害，如艾曉明女士擔心的「滿足於苟活且放任自私自利，以鄰為壑」。但特權階層不擔心甚至希望人們相互防範與對立，以利於他們統治。
禁止公民社會參與防疫，造成的救助資源不足等直接損害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對於公民獨立維權、團結與組織的破壞。通過壟斷防疫資源和權力，讓國人仰中共鼻息而活，一切依靠專制政府的支配，以遏制因疫情及衍生問題而出現對政權的不滿，使人民不能團結起來進行抗爭。當人們面臨災荒時，對腐敗骯髒政權積聚的不滿就很可能爆發，疫情造成的失業和破產等經濟民生危機也強化了人們絕地反抗的衝動。這本應是人民的正當反應，中共當局則利用壟斷防疫資源、掐滅公民社會的方式阻止人民的憤怒轉化為行動，用心惡毒且行之有效。
疫情期間打壓公民社會和民間自組織的問題，是被普遍忽視的，但卻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扼殺了民間出現可以擺脫政權的公民團體、積聚反抗力量的可能，掐滅了自下而上變革的希望之燭。這也剝奪了人們維護自身利益、追求公平正義的權利。國人只能選擇對疫情造成的傷害及衍生的各種不公不義忍氣吞聲。
中共對公民社會的這些破壞和對人權的侵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對大數據的掌控。由信息化武裝起來的政權對民眾實現了「降維打擊」，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輕易的實現以少制多。互聯網和監控系統的廣泛使用，在技術層面對政權壓迫民眾起到了躍進作用，人民幾乎再也無法「揭竿而起」、「嘯聚響應」，因為政權完全掌握了每個人的動態，並且可以利用大數據調配鎮壓資源。這對於公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是致命的打擊。曾經有人預言互聯網將終結專制，但意外的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大數據極權成了鎮壓者的利器。
中共當局在疫情期間超強的社會控制力，既是高壓維穩常態的強化，又是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扼殺政治反抗運動的預演。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遷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各項權利換取抗疫的巨大成功，再次顯示了曾製造經濟發展奇蹟的「低人權優勢」的威力，以及這種「低人權優勢」對西方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形成的巨大挑戰。中國政府甚至發起輿論戰，宣揚專制體制的「優勢」和民主體制的「低效率」。[26]而西方乃至國際社會對這種挑戰並未表現出足夠的關注和研究。中國的政治反對力量，也同樣沒有對中國式防疫反映的特色極權的剛性與靈活性做出重視和反應。這非常令人擔憂。中國和國外各界人士必須正視與重視中共治下「低人權優勢」的中國模式，準確而深刻的認識到這種模式對中國國民人權的侵犯及對全球自由開放社會的威脅，繼而籌劃對策，捍衛人權與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