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STL（由左至右）
體制內覺醒者罕見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一個權力淘汰機制設定了，有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的人活不下來。在這樣的善良淘汰機制里，越往高層真正的理想主義而且從人類文明着眼的人越少。整個社會都被控制起來的狀況下，使人不能在社會之外孤立的作戰。在高壓之下的人們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鬆動就會出現大批的質疑者和反對者，但是"正在進行"時自覺質疑批判的人活不下來，會早早出局。還有制度對人的塑造功能太強大了，如果不是早逝，摸爬滾打幾十年不想"黑化"是存活不下來的。
因為淘汰機制所設定的原因，有人道主義的、心慈手軟的、有點良心的人在D內激烈殘酷的鬥爭當中，都早就出局了。當時挑選捷爾任斯基作為秘密警察的頭目，LN說"要求有一雙乾淨的手去幹這個不乾淨的工作"，可見LN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乾淨"的工作。LN進一步說，我們不怕弄髒自己的手，"用乾淨的手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對此評論道，"布爾什維克的磚政在國家政權的專斷、強力和不受約束方面都遠遠超過了沙皇制度。"其實LN自己有時也承認，"我們本來想扭轉歷史的方向，而結果是我們自己扭轉了方向。"
托洛茨基承認，爭權猶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問題，猶如棋局面前沒有道德問題一樣，維繫D組織存在的條件無非有兩點：1、理想和共同的追求，在原來為之奮鬥理想剝落以後，嚴酷的獨裁就是維繫黨的唯一辦法。2、紀律的制約和恐懼，恐怖的組織就是靠嚴刑峻法保持它的統一的，離開了這一點組織的多元化在所難免。深諳其中的人都知道，在沒有道德的政治里取勝，靠的是心黑手辣殘酷爭鬥，但是又要給自己臉上貼金要立牌坊，所以"虛偽的表演文化"大行其道。
用目的來替手段，目的本身就變得越來越遙遠而不現實，而手段的可怕現實就變得越來越清晰。在權力、意識形態、所有制這三個基本環節的排位中，權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棄的，從這一點就可知他們所要維護的不是經典作家的思想和他們宣傳的"為人民大眾的利益"。他們深知宣傳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國家的強大動員力和社會進步是成反比的，所以在宣傳中強調前者淡化後者。
這種反對派成功後的排他性、唯一性、絕對性超過歷史上任何一種政黨組織，它的合作者都是暫時的很快會成為"替罪羊"被卸磨殺驢。圍繞在最高領導人的團結是最高任務，D內的人都擺脫不掉這個神秘的"統一"觀念，托洛茨基說："D是不會錯的"，說穿了，組織資源是最不允許與他人分享的，剪除派別的辦法把有獨立思想者拔除掉，所以無一例外的D內的鬥爭格外多。
在這方面它比原教旨主義還要極端，原教旨主義強調聖戰、追隨真主、尊崇教義和傳統，有極端行為，但是組織性不強，所以派別迭出，內部矛盾不斷。STL對權力高度控制和警惕，你怎麼可能期望在D內再產生這樣的人物呢？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多黨制。它本身是靠反對前體制起家的，而一旦成功絕不允許其他人效法。革命者最初對人民的愛，最後都輕易轉化成了對權力的愛。
所以這個制度里很難產生思想家，因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要做的第一步先把自己隱藏起來，所以它抬高侏儒，毀掉思想家。這麼殘酷的政治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還要具有理論素養，條件的確很苛刻。吉拉斯在書中專門談到了，沒有堅定信念、沒有反思能力、沒有信仰的人只會當"螺絲釘"的人更容易存活下來。
哈耶克說，政治家很快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遭受是失敗還是置一切道德於不顧，只能在這二者之間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集全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這就使得善者進退兩難，惡者如魚得水，如果老老實實承認錯誤，可能會導致一D磚制瓦解，要麼強詞奪理，以錯為是，所以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
從這個角度說，東歐gcd因為是從外部輸入，都是蘇方培養的"親莫斯科勢力"，在本民族內合法性不強。比如說，蓋萊克承認教皇的聲譽比總書記大得多，蘇聯要求他不要讓教皇訪波，他說那我這個總書記就當到頭了。再舉一個例子，背叛納吉的卡達爾是最清廉的總書記，一輩子租住公房，1988年精神失常時反覆表白："我沒有出賣納吉"，可見心理壓力有多大。這些做"夾餡餅乾"的人是揣着明白裝糊塗。
1956年，納吉政府解散，卡達爾政府成立
相對而言鐵托比STL寬容些，鐵托至少讓吉拉斯活下來了，除了關監獄就是軟禁，給他種種限制，包括出版和發言的限制。最後鐵托講，吉拉斯的東西在南斯拉夫是不許發表的。但是吉拉斯死硬到底到死都不低頭不認錯。反觀蘇共黨內痛哭流涕有之，不斷表忠心有之，真心悔改有之……，都是從自身找原因，不敢質疑體制。
1970年代薩格勒布
還有一個原因——宗教：因為他們有一個比較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背靠宗教，不管此岸什麼組織和社會的壓力，它可以成為坦然面對"歷史'晦澀期'"支柱。以個人可以面對上帝，不需要附着在一個主義或組織上。1979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波蘭在佈道時強調，"要尊重每個人的天賦權利"。他說建立工會的權利是上帝給的，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這一句話，瞬間3800萬的波蘭有1千萬加入團結工會。通過基督，苦難的犧牲成為一樁高尚事業，就像波蘭作家巴蘭查克所說，宗教可以成為知識分子拒絕道德空白的一種自衛工具，具有一種犧牲精神。
有比較尺度：由於西歐近在咫尺，戰後的水平差不多，現在各自幾十年的發展，反差太大了，距離很近比較反差很大。比如東德和西德比較。西德商品琳琅滿目，東德這邊是短缺經濟，東德這邊的標語是"只有工作好在能生活好"，西德還是這幾個詞，只不過換了一下"只有生活好才能工作好"。
所以赫魯曉夫對烏布利希說，看樣子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與資本主義競爭了，如果不建一道牆把兩邊隔離起來，我們是競爭不過他們的。人心是拿鐵絲網能隔斷的嗎？越阻隔人們就越嚮往，仍然有冒死逃離的，1961-1980年有17.7萬人成功逃離。一種制度如果要靠強制手段維護它就已經輸掉了。所以說，別把民眾當傻子，哪邊好哪邊壞老百姓自己會分辨。
最後是內民煮派與知識界的互動。納吉的個人魅力不可低估，最後與納吉一起避難的洛松齊、西拉吉、毛萊泰願意同他共同赴死就是證明。納吉在過60歲生日的時候，當時他還在貶黜當中，黨內民煮派和知名知識界人物有120人前來慶賀，就是一次"納吉隊伍"檢閱，大家對他是雙重認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認同，第二是政治認同，而且這種認同絕對是"鐵杆"的，在黨內如果不是僅見的，也是少有的。
納吉國葬儀式
這些原因使東歐體制內外湧現出一大批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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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