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大抵在2016年前後，一名現已離職的女工告訴張芳，自己也遭遇過周恆良的性騷擾，收到的圖片、視頻是「比較肉的」，嚇得她當時立馬刪了。
「他對女下屬，都是以這種方式，就看你是否願意接他的招。如果你願意，那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張芳這樣形容周恆良發來的性暗示信息，「如果不願意的話，那你就該做自己的還是做自己的。」陳小霞則對全現在表示，工人們私下確實會講周恆良跟某些女工有男女關係，但她自己沒有收到過騷擾信息，也無法坐實。「小黃（指黃微）不吃他那一套，要是吃他那一套，也不會（只）做員工了。」陳小霞說。
工作時間長了，黃微逐漸意識到，老鄉說的那句「廣州戶口」，實質話中有話。這是環衛站盛傳的「潛規則」——與站內最大的領導周恆良保持曖昧，甚至發展男女關係，將得到不少好處。而周恆良本人以及站內大多數的女工人均為已婚，站內更有不少跟黃微夫婦一樣的夫妻檔工人。
鍾文濤對全現在證實，大約從2012年開始，工人們私下會說站長給某些女工傳圖片、說不好聽的話，甚至發展男女關係。例如去旅遊時，會特意安排不讓某名女工與其丈夫一起住。而這位傳言中與站長有男女關係的女工，也收穫了不少好處——她的十個親戚在站內工作，其中有擔任管理崗的、也有取得區榮譽稱號的。用陳小霞的話說，「站里就她們一大家子最威風了」。而在接受全現在採訪時，該女工的親屬否認了這一傳言。
對於這一「潛規則」，在全現在採訪的十餘名白雲街環衛工人中，有人說這是別人的私事不好說，也有人稱從未聽說，有三名工人則明確表示，這是環衛站內公開的秘密。
「公開的秘密」使得張芳在受到騷擾後，選擇了特意避嫌，減少和周恆良接觸，免得成為別人口中閒話的主角。
黃微也聽過一些關於自己的閒話，但她覺得自己沒做過什麼，也不擔心被人說。她的丈夫林東也很相信妻子。直到今年6月立案後，他才知道妻子長期受到周恆良的性騷擾——黃微一直不敢告訴他。
「覺得很丟人，不好說」，當時黃微下意識地認為，收到性騷擾信息，不是好事，所以幾乎未和任何人提起過。
02////
環衛站江湖
白雲街環衛站辦公室在一棟三層高的獨棟樓房裏，一樓是環衛站辦公室和社區活動中心，二、三樓均為環衛站的員工宿舍，黃微一家就住在其中。平時工人都上街工作，只有包括站長在內的幾名管理人員會坐辦公室。
入職後第二個月，周恆良就直接提出想和黃微在辦公室發生性關係。在錄音資料中，周恆良還解釋，如果去酒店開房的話，會留下記錄，而辦公室足夠隱秘，兩個人不說就沒人知道。
「經常說你（工作）完了，去辦公室，跟我做一次，我給你三百來塊錢，好不好，我晚上給你電話或者微信，你就下來。」黃微還記得周恆良說過的話。面對這種「邀約」，她不敢直接拒絕，也不敢撕破臉，只能回覆說沒有空。
「那時只能一直忍下去。」黃微說。
在工作上，她很怕周恆良。開大會時，周恆良會很大聲地罵人，有時還會拍桌子，「罵得你都想走人了」。據黃微夫婦回憶，在他們剛工作的前兩年，有三名工人被解僱。黃微記得，周曾經說過，炒一個人賠幾千塊沒所謂。這讓他們覺得周權力很大。更何況，當時他們只簽訂了一年期合同，為保住工作，更不敢得罪周。
綜合數名工人的說法，環衛站在去年選出兩名副站長之前，該職位一直空缺，且站內事務也沒有員工手冊可循，即工作安排和福利分配都沒有標準——大部分受訪工人表示，根本不存在員工手冊，只有一名工人說它貼在辦公室牆上。
這使得作為站長的周恆良，對站內諸事務有更大的決定權。
「（周）不滿意，所以就否定了這個（選舉）過程……我們都投了另外一個人，沒有投給他預定的人，所以就乾脆不要你們員工投票了。」林東如此描述發生在2017年前後的副站長選舉。他記憶中自己投過票的兩次選舉中，周恆良心儀的人選都沒有選上，於是結果直接作廢，副站長繼續空置。到後來，就只有管理人員才有投票權。鍾文濤也確認曾有此事，他直言站內很多選舉都不透明，從不公開唱票。
關於此事也有不同的解釋。環衛站內的綜合管理人員陸春生對全現在表示，此前副站長空置是因為未有合適的人選，那時有過提名，但沒有實質選過；工人李豪則說，現在副站長是全體工人投票選出的。
對於周恆良本人，工人們的評價也存在一定差異。有工人說，可以和他打成一片，一起抽煙、一起玩；亦有人說，他有威嚴，大家都怕他。張芳則形容，周恆良像一隻狡猾的老狐狸。
在黃微看來，周恆良的管理方式是愛挑撥離間，讓工人們相互看不順眼，他則更好管理。例如周恆良會告訴她，某某同事在打她小報告。所謂的小報告是否存在，黃微自己也難以分辨，周恆良甚至向黃微同在站內工作的大姑謊稱，黃微一直妒忌她。
工作得越久，黃微越發覺得，環衛站內難以找到能信任的工友，她用「複雜」來形容環衛站的內部。在這裏，「關係」是一個高頻詞，就像站內的硬貨幣。
按照工人們的說法，現在全站90多名工人中，有40多人是湖南籍，又以周恆良同鄉的衡陽人和耒陽人為主，儘管耒陽系衡陽下轄縣級市，但兩地工人並不認為彼此是老鄉。工人們大多是一個搭一個地由老鄉介紹而來。這種背景結合周恆良的管理方式，使得站內的「關係網」無處不在：環衛站入職要靠關係介紹；員工宿舍要靠關係拿到大一些的房間；甚至連加班都得靠關係——加班是增收的途徑，對環衛工來說，加班機會形同隱性福利。
這個關係網絡就如同一個以站長周恆良為中心的差序格局。
張芳自稱是關係網絡中「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她既不是站長的衡陽同鄉，也和站長沒有任何關係。至於工友關係，張芳認為，「表面上都還挺好，但好像有分幫派一樣，跟他（周恆良）關係好的，大家就會疏遠一些。」黃微也屬於「局外人」，她被安排到工作量較大的街區，一家四口分配到的宿舍只有7.6平方米。
談到為何不向街道辦反映性騷擾問題時，兩名女工均提到了一個詞——「官官相護」。「我們是弱勢群體，他們是官官相護的。」張芳認為，「投訴反映的話，沒起到什麼作用，反而工作上會刁難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3////
是玩笑還是性騷擾
黃微同樣認為反映情況無用。她選擇直接在法院立案起訴，就是希望能繞開這套充斥着關係的系統，用更有保障的方式維權。
2018年8月，黃微的忍耐到達極限。
此前，她已經把周恆良微信拉黑了半年。後來在工作場合遇到，又不得不重新加回好友。她沒想到，已經過了兩年半，周恆良的性騷擾不僅沒有停止，還發展至在崗位上說喜歡她，並提出以金錢和她進行性交易。
「以前沒有證據，不敢說……不然他會賴到我頭上，我會背黑鍋的。」黃微意識到，想要把被性騷擾一事公開，勇氣和證據缺一不可。
決定舉報周恆良後，黃微開始在上網查有關性騷擾的消息，轉發、點讚一些反性騷擾案件。她先後花了800元買錄音筆，但不太懂操作，只得找人幫她裝好手機錄音軟件。接下來的一年多，她一見到周恆良走過來，就偷偷把手機攥在手裏，按下錄音鍵。黃微說，剛開始取證時，她還有些心虛。但後來被性騷擾的次數實在太多了，取證反倒沒那麼難了。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是黃微的休息日。早上七點多，她就到了越秀區法院辦立案。那天她做的唯一準備就是心理準備，「工作大不了不幹了」。立案三天後的晚上，環衛站所屬的白雲街街道辦及街黨工委發出公告稱，將由街紀工委派出監察組進行核查，並「暫時停止街道環衛站站長周某某職務」。
全現在致電周恆良時，他表示現在不方便對此案作出任何回應。此前接受《羊城晚報》採訪時，他表示，自己並沒有性騷擾，只是開玩笑。
環衛站內的綜合管理人員陸春生告訴全現在，目前這個案件還很難講，「有的人喜歡開玩笑，有的不喜歡，不喜歡就會當回事」。他表示，以前沒有聽說過站長會給女工發性騷擾圖片，但是開個玩笑是有的，「這些是免不了的，大家都這麼熟了，長時間在一起，有時無聊啦，沒什麼事了，開個玩笑是有的。你跟他說自己不喜歡聽玩笑，他也不可能繼續跟你開。」
男工人李豪也認同這個說法，他不相信站長會做性騷擾的事，並強調站長就是愛開玩笑。當得知有證據顯示站長直接提出想和工人發生關係，李豪的回覆是，「跟你不認得不會開玩笑」。至於性暗示的圖片，李豪說男工之間也會相互發，「男人嘛，人家發這些照片有什麼關係的，又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