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您談到的這次危機是否意味着某種文明的危機，這一點上我倒是同意。我覺得它是一場非常深刻的文明危機，一種現代性的危機，全球化的危機。每個時代人類都會面臨些特殊的挑戰，其生存與發展取決於能否很好地處理這些問題。以往的時代，一些地區的人們沒能很好地應對挑戰，就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之中。現代人由於科技的進步，似乎漸漸養成一種自信，對自己控制自然，控制社會，甚至控制未來有某種過度的自信，（1970年代一些專家曾認為人類已經有能力控制傳染病！）這在所有現代社會都有體現，但在那些具有病理性特徵的極權社會更加凸顯，因為在這類社會，這些狂妄更缺乏某種理性的文化與制度的平衡，二十世紀我們有過慘痛的教訓。最近幾十年西方的思想與學術許多討論是與此有關。
新世紀以來，儘管人們汲取了某些方面的教訓，但似乎有些方面卻依舊忽略。對迅猛的技術發展可能帶來的問題似乎缺乏應有的謹慎與必要的管理，狂飆突進的全球化席捲一切角落，而原有的不同地區的社會、政治組織，全球性的各領域的協調機制，世界共享的價值標準卻往往跟不上這種全球化的腳步，區域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發展上的不平衡加深，這一切其實已經在準備某種危機。且不講別的，這次病毒以最兇險的方式告示人類：Stop！除非你做好更多協作管理價值共享上的準備，否則，這種全球化可能就是大災難。文明從來就是脆弱的，在災難之際我們會看到很多人性的醜惡與野蠻，但文明又是最強大的，人類是靠文明而綿延，災難降臨之時，又是人性光明的部分展現之時，人類最終又要靠文明戰勝災難。文明自身或其部分（這裏可能需要對文明有更細緻的界定和劃分）可能會帶來災難，人類又必須靠文明戰勝災難，這可能就是人類永恆的宿命。因此，能更好地遏制人性的醜惡與兇殘，更有助於提升人性光明良善一面的文明價值、制度設置才是我們更應提倡的，從這個角度講，我還是認定近代以來，人類文明還是有諸多進步的。
南方周末：你曾說，因為疫病流行，世界會劃分為2020年前和2020年後兩個紀元。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的是「新冠前後」的歷史紀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你為什麼這樣說？疫病大流行是一過性的，還是真的會根本地改變我們的世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呢？
張倫：我沒注意到他的說法，這兩天剛剛有人跟我提起。我同意。事實上，我這種預感是前一段看到疫情在歐洲尤其是在美國開始大規模流行時有感而生。我們誰也無法全然確認將來的歷史，但以現在疫情發展造成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影響，我認為這件事會是改變歷史的大事件。疫情過後（我們還無法確定何時，以怎樣的形式與後果！）人們一定會部分地選擇遺忘，這也是人的一種心理修復機制；但有些事又是不會輕易忘記的，從長遠講，它們一定會沉積到人們的集體記憶里，以不同的形式影響到人們的認知與行為。去年在我主持的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的系列研討課上，我曾請過一位法國的經濟學家Maëlys de la Rupelle來介紹她與香港的一位經濟學家合作做的一些定量研究，那研究顯示：多少年過去，1960年代的大饑荒依然對當代中國人的經濟行為有影響。世界上沒有一場大的災難尤其是牽涉死亡的不會留下深遠的影響。
至於這場疫情對當下的全球政治及經濟的影響是顯見的：鑑於此次抗疫過程中出現的許多資源短缺問題，至少全球的相關產業鏈會有相當大的重組、調整。有相當的產業或加速撤離中國。人們對待二戰後形成的一些國際機構的態度也會有變化：要麼這些國際機構重新檢討，構建、扮演更積極、有效的角色；要麼解體。以歐盟建設來講，這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嘗試之一：以一種和平民主的方式構建如此巨大的共同體，維持和平、自由，尋求富裕，會不會就此受到重挫，徹底瓦解；或是就此躍上新的整合台階；一些地區因疫情必然帶來的人員損失與經濟衰敗，人們彼此間的誤解與敵視會不會引發衝突？一些執政者為轉嫁危機有沒有可能對外挑起戰爭？人們會不會因習慣性地懷疑，對他者有更大的戒心與疏離感？脫離都市，回歸鄉村，尋找一種更自我循環的小社區生活會不會成為某種新生活時尚？這些都有可能，需要進一步觀察。至於你所說是否會達到「天翻地覆」現在還不好說，還是要取決於今後一段疫情的發展，會不會得到很好的控制；疫情後果越嚴重，帶來的改變就會越大。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全球各國的互動不會斷絕，但過去三四十年的這一輪全球化徹底結束。
南方周末：100年前的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曾經也根本性地改變過世界嗎？改變的是什麼?有學者認為西班牙流感時期世界經濟活動並未停止，不受太大的影響。這次經濟卻明顯地受到巨大的打擊。你有沒有擔心全球經濟前景？
張倫：不要忘記，那是在一戰還在進行的背景下發生的，人們對災難的反應或許就是將其疊加到那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之中。——關於一戰對世界的巨大改變，我一直覺得中文世界體認不夠，幾年前我曾在給「澎湃」的一篇文章里有所介紹。其實那場疫情也是影響到一戰的結果，有人認為一戰草草終結也是與此有關。所以很難說1918-1919年那場大流感沒改變什麼。後來各國一些相關的公共衛生方面的認識及防疫措施有很多源自這場疫情，迄今在西方提及流感，它還是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但須知，中國當時也很嚴重，但為什麼中國人這方面記憶好像不強烈，我想或是與那個時段中國的戰亂、社會失序有關，人們對此相關的記憶選擇的重點就不同。不過與那次大流感不同，此次的疫情搞不好不是災難的結尾或組成部分，而是引發其他的諸多問題，成為另一些災難的原因。當然，我不希望看到這種局面，而且認為做得好可能也就真能避免許多壞的局面出現。
至於你談到的經濟問題，西班牙流感期經濟沒有停止可能與我上面提及的那個處於戰爭恢復期有關，也與當時人們對待死亡、社會的犧牲的認識有關。一個世紀之後，人們較以往更重視生命的價值，不能忍受生命的損失，所以，這次抗疫說到底是一個道德問題、文明問題。畢竟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還是有進步——其實，在傳統時代，死幾萬人、幾十萬人，並不是政治人物太重視的問題，尤其是在那些人口眾多的國家；社會對人的死亡也相對漠視，今天就不行了。任何政權除非像在朝鮮那樣絕對封閉、人們被嚴格控制的社會，一旦人員傷亡到一定程度，政權都不可能不發生變動。這次經濟受到巨大打擊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今天的經濟與一個世紀前的經濟大不相同了，全球的連帶，與信心問題高度相連的信息經濟，在這種疫情的打擊下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後果。我當然是擔心世界經濟狀況，但最近一直有朋友問我關於美國經濟的看法，我總是說我不太擔心美國經濟，我更擔心的是中國經濟，還有南半球的一些國家的經濟前景。因為美國的經濟的基本盤都在，三億多人的市場，如此的高科技與創新能力，加上資源儲備，怎麼會就此一蹶不振？我相信世界上許多資金下一步都會跑到美國避險，更會有助美國。至於其他地區的經濟狀況就需要逐一分析了。
南方周末：最近越南、哈薩克斯坦等幾個國家禁止糧食出口，可是糧食並沒有太大的減產（局部蝗災對整體糧食生產影響有限），你怎麼看待這種政府行為？超市食品和廁紙供應並沒有中斷，可是人們搶購囤貨，個人和國家的這種行為的心理是類似的吧，它們是什麼？如何理性疏導？
張倫：這些都是一種預防性措施，在這種大危機來臨時都會有類似的現象出現，美國前幾天也有過短暫的搶購，但不到幾天就平和了。因為人們恢復了理性判斷。世界範圍內怎樣反應，這可能還要看疫情在全世界尤其是南半球的下一步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經濟恢復狀況。
南方周末：歐美世界面對1月23日武漢封城這樣的非常舉動，難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或者認為與自己無關？你在美國，美國是怎麼反應的？中國也是自己錯誤地隱瞞信息的最早的受害者。但是美國的媒體關於中國的信息的報道是否充分和真實，你的評價是什麼？最近華盛頓郵報記者EmilyRauhala發推特說：美國不能也不願體會中國的痛。在這裏發生的每一個恐怖故事，最初曾經發生在武漢。我發出了報道，但很多人並沒有在意。——漢語社交媒體朋友圈流傳的信息固然外人不得而知，歐美主流報刊的信息，當地人視而不見。是不是可以說，人們輕視了中國及其病苦，而它們來到了眼前？
張倫：美國需要檢討，一定本應能做得更好。但特朗普忽略了，絕對該受批評，譴責。不過這也有些具體情況：到３月初，美國只有11位因為這次冠狀病毒死去的患者，讓他，包括習慣了自由的美國人大眾具有高度警覺，立刻採取限制外出等措施，基本上是不現實的。而因這病毒的特性，一旦蔓延又極其迅猛，控制起來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