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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霸地主」劉文彩大逆轉 親歷親見者揭秘真正的他

劉元樹當時是隊長(他現在還在),他對他媽說:「你千萬不要說劉文彩對(好)喲,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說,你要是說了真話我就要下台,烏紗帽要被整脫。」他一再要他媽按當局的要求說假話。當年你只要說了真話,說劉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壞右」,要拿個尖尖帽子(高帽子)給你戴起,讓你跪瓦渣子,所以,當時那些人,一個個都不敢說真話。

劉文彩,上世紀60—70年代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

地主劉文彩,整整兩代中國人腦海中邪惡兇殘的形象;

惡霸地主劉文彩,一個被強大國家機器和無數文學家藝術家打造的地主階級總代表;

……

當年,山呼海嘯的宣傳報道、怒火中燒的控訴現場、傳遍神州的《收租院》泥塑,在中華大地上扇起了驚天動地的仇恨風暴。

於是,大地主劉文彩和他的莊園,成了中共階級鬥爭仇恨教育的一個重頭戲,一提到劉文彩這個名字,人們腦海里便出現陰森的水牢、黑暗的地牢、恐怖的刑具、破爛的血衣;出現冷媽媽悲苦的淚水、羅二娘痛苦的呼叫、出現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這一切最後化歸兩點:一,對“舊社會”地主階級的刻骨仇恨;二,對“新社會”共產黨毛澤東的無限熱愛。

因為,是共產黨毛澤東推翻了如此黑暗殘暴的“舊社會”,帶領我們進入了幸福美好的“新社會”。

這個五十多年前的巨大“恐龍”,此時並沒消隱在歷史的長河。泥塑《收租院》仍在展出(包括在全國其他一些地方),每天觀者如潮;其變種《威尼斯收租院》在國際最重要的藝術展覽之一的威尼斯雙年展上獲得金獎……

從2008年起,我前後八次前往劉文彩家鄉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採訪,共採訪了五十多名各類人士,其中有當年劉文彩的長工、僱工、佃戶、廚師、丫鬟以及一些相關人士如坐“水牢”的冷月英的兒子、收租院泥塑的創作人員、原《收租院》展覽館館長等。

下面是其中的幾位:

劉文彩幫我建家園

講述人:陳克明

劉文彩的僱工,1928年生

採訪時間:2009年8月22日

地點:大邑縣安仁鎮吉祥街

我住在安仁鎮民安村5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幾歲,在讀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燒了。為啥燒?有個叫吳篾匠的人,是一個孤人,他原來的屋基賣給了劉輝林(音),賣了後他去幫劉輝林碾米。他偷他(劉輝林)的穀子,劉輝林就把田拿給我們做,不給他做了。吳篾匠因此懷恨我們。晚上,他把酒潑在我們牆後面堆的草把子上,點燃。我們是草房,有14間,一點,“轟”地一聲就燒起來。一刻鐘都沒得,14間屋就全部燒完了。

那天,徐達三(音)在劉總辦(劉文彩)那兒幫他收穀子,他回來看到我們房子燒了,就來看傷到人沒有。我老漢(爹)對徐達三說:“徐大爺,你到總辦那兒去幫我們說一下,我們這麼慘,全都燒了,我家十幾口人,怎麼辦?”

徐達三第二天去找總辦。總辦說:“去告個碼頭(即去袍哥組織求幫助),弄點錢幫他修好。”

過了六天,沒有動靜,我們又找徐大爺。徐又去找總辦,結果總辦把這個事忘了。他馬上說,那我去看看。當天下午,總辦就來了,還扛了個鳥槍。我老漢給他下個全禮——跪下磕個頭。

總辦說:“起來起來,你們人傷到沒有?”我們說,人沒傷到,只是豬沒有跑出來,燒死了。

那時正在修新公館,總辦說:“我去找兩個人來看一下。”

他找了×漢軒(音)和劉四爸,一個是包工頭,一個是泥工。他們來看了後第二天就開工了。

他們把修新公館的木料拉來,打樁樁,門的框框是我們直接到新公館去拿。這期間他還找了保長蔣奐村(音),叫他來幫忙整這個房子,材料不夠就由他買,在他那兒去報賬,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錢我們不曉得,只曉得是100個工,同樣的給我們修了14間房。

我們窮人送點啥呢?湊了只雞,一個小盒盒,拿去給總辦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麼多錢嘛。

我們下面還有一家也是劉總辦幫忙修的,還在我們之前。那是劉清雲(音)家,他家是烤火時把房子燒了。

1943年,我還不到15歲時就去給劉總辦幹活——修文彩中學。買木料、買板條、買石灰,全是我去,沒叫泥工師傅去。我三個口袋,一個是我自己的錢,一個是師傅的伙食錢,一個是主人的錢。錢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賬。

我們在學校幹活,劉總辦來轉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頭干你的。你停下活來招呼他說:“總辦您來了”,就整拐了,用現在的話說,他不喜歡拍馬屁。現在當官的,鄉長、鎮長,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興)你。劉總辦正好相反。中學修完後,我又在老公館(現在的陳列館)里幹活,他也是這樣,不喜歡人拍他馬屁。

那些年,逢年過節,尤其是過大年(春節),附近的窮人都要去找他,說:“總辦,今年過不起年”。一般都給一斗米,至少給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對窮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時候要招待飯吃,還有人專門去吃飯——幫別人挑石穀子,去後就在那兒吃飯。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當時,一畝田交一石穀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戶人家狡猾,把穀子打了後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兒。來收租的先生——解放後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夠,就說:“你要坐班房(牢房)喲。”那個人就抱一床爛棉絮,叼一根水煙,來找到劉總辦說:“我今年種出來的穀子交不夠租,先生說要坐班房,我來坐班房。”劉總辦說:“哪個喊你坐班房?交不夠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點。”

我在劉家幹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後,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運動:清匪、反霸、減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學習土地改革。這個時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後來我回來,聽說老公館裏有水牢,一個叫冷月英的女人還坐過,此外還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館干過活,從來沒見過。還有,收租是真的,但那個“收租院”是假的,哪兒整得那麼凶?那個彈子風機也不對,那是廖家的,我們租種過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別個做的事,他們搬到劉文彩身上。這都是那些反對他的幹部給他安的,那個社會就是這樣。他做的好事一點不說,不給他展出來,比如他修縣中學,用了那麼多田地,修好後他又捐了90多石穀子。

但是,我不敢說,老公館是“階級教育展覽館”,你敢說沒得水牢?那些幹部不整你呀?你說句真話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來參觀,幹部就要給我們打招呼:“不準亂說話!”

解放後,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1957年)大鳴大放動員說:“你對毛主席有意見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脫!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一句話不對頭就把你抓出來,好多人都不敢說話,我敢有啥說啥?但是,人家劉總辦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說,我只得什麼都不說。

當然,敢不敢說我要看什麼地方,還要看是啥子人。今天到你這兒(指他的朋友吳世躍家)我敢說;是合適的人我才說。政府來調查的,我知道說不得,你曉得對方是啥子人?萬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現在我也是這樣。

對了,再說說劉文彩幫我家修的那14間房子吧。它們在“大躍進”時全部被拆毀了。為啥呢?那時要搞畝產萬斤,需要我家房子牆上的土泥磚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後20多年我們一直沒錢修房子,那些年,賣個雞蛋是走資本主義,做點手藝要繳款,做點生意是投機倒把……直到改革開放,鄧小平搞土地承包,我們才掙了錢,重新在舊地上蓋起了房子。

世上哪有這個道理?!

講述人:唐學成

原劉文彩佃戶

採訪時間:2013年1月16日

地點:大邑縣韓場蘭田16組

以前我家租劉文彩的田,有十多畝,我和我老頭(爸爸)唐新順都給劉文彩種田。家裡養得有三頭大黃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們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搶了。那天,劉文彩出來,我老頭遇到他了,一下子給他跪倒。劉文彩趕忙說:“你啥子事?啥子事喲?”我老頭說:“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點租。”劉文彩說:“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來嘛。”就這樣,就叫我老頭回來了,租也免了。過了幾天,劉文彩派了兩個人,給我們家送了一頭黃牛來。那頭牛我們一直喂到解放後,搞初級社時被集體牽走了。解放後要我父親去訴苦,他堅決不去。

我們給劉文彩交租,一般每畝交一擔一到一擔二,一擔穀子300來斤。劉文彩在我們這兒就有一個倉房,打穀子時,早上擔去,回來做一陣活路又擔去,那兒飯是長期開起,隨便你吃。給劉文彩交租交濕穀子,田裡打起來就交了,後來(解放後)交公糧必須交干穀子,曬好幾回他都說不幹,挑去好幾次都上不起,老說穀子還不幹,喊你“再曬,再曬!”有時,擔去半個月都交不脫,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劉文彩只交穀子,而且是濕穀子,其他就沒有了,給共產黨還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錢。

我老頭是1957年餓死的,那個時候就沒吃的了。那時,搞浮誇,沒有產這麼多糧,報些空頭數字,要按那個空頭數字交糧,要逼你承認你有多少糧食,要把數字填夠,不交出來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糧交出來,就把我們分得的口糧強行拿走,世上哪有這個道理?!

我老頭在坡上割牛草,來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來,沒糧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漢死不了。

他救助群眾

講述人:陳發洪

當年劉文彩僱工,82歲

採訪時間:2013年1月17日

地點:安仁鎮蘇家虹橋村

我是解放前三年遷移到這兒來的,當時生活沒得着落,去給總辦(劉文彩)打工,最初做些雜活,掃地呀,打水呀,後來也幫他在唐場、蘇家這些地方收收糧。我在那兒打工,玉米飯都沒吃過,一天三頓大米飯,隨便你挖(舀)。不是雞就是鵝,不是鵝就是肉,那個生活還差了嗎?總辦對人好得很!他救助窮人,看你家裡貧窮的情況發票,一升的,兩升的,你就拿那個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樓里去稱米。現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個洋樓不准許拆,要保護。他如果不幫助窮人,會死好些人。那些沒得辦法的人找到他,說家裡有困難,總辦就掏出紙來,寫個條子,讓他去稱米。他那個思想同毛澤東是一樣的,救助群眾,救助困難戶。隨便哪個幫他幹活,不欠人家一分錢,幹完活就拿錢。窮的人呢,就白送錢給你。文彩中學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幾百。這麼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飯?隨便吃。做完活就給錢。他在整個安仁,說話巴巴實實(實在),輕言細語,不扯個把子(指講信用,不撒謊),同老百姓處得很好。

問:《收租院》里說他兇惡得很呢。

陳:那個東西是偽造的嘛,是造他的輿論。說交不起租就牽人家的豬、牽人家的牛,儘是亂球雞巴說。他要真這麼干他還想不想有人來種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編造的!!

問:你餓過飯嗎?

陳:統購統銷時我就餓得心慌,渾身沒得力,走不動,腳腫得這麼大。公社化時(大饑荒時),一天只有二兩米,最後連二兩米都沒得,唉呀,慘!就我們這一帶,餓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會兒這個餓死了,一會那個餓死了,還沒得人幫着埋。每個人都怕自己也餓死了。不過,我們家還沒有死人,我們這個隊死得也不多,為啥子?我們生產隊在河壩邊,河壩上種了很多蘿蔔、瓢兒子菜,有一、二十畝,我們去挖來吃,救了命。

你敢“造謠”!

1964年,當局打造的“莊園故事”在強大的國家機器推動下,開始轟轟烈烈推向全國,成千上萬的人來到莊園參觀,接受“階級鬥爭”教育。

可是,在莊園附近,居住有不少認識劉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當局非常擔心有人向參觀者說出真相,於是,從1964年秋起,一場專項鎮壓和驅趕行動在莊園附近展開(該行動姑且稱作“純潔莊園周邊階級隊伍行動”)。

“行動”先以抓人、打人、批鬥、判刑為前鋒,製造恐怖氣氛,接着下達驅逐令,驅逐莊園周邊一些當局不放心的農民。該令規定:沒收他們的房子和所有傢具等,而且工作必須當天完成!

人們被突如其來的災難驚得目瞪口呆。他們沒有感受過“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們要遭受當局怕他們說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這些被驅逐者們都被定為“壞人”,在發配地他們被歧視、挨整、剋扣口糧等等。

此外,對凡是敢講真話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長工,還是“階級兄弟”的貧農,中共當局一律加以“造謠”的罪名,並以鐵腕鎮壓。

該“行動”首先在劉文彩的近鄰和親友中展開,因為這些人最了解情況。

首當其衝的人叫劉福田。劉福田曾是抗戰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戰整整八年。後來他又在劉文輝手下當過連長,1949年隨劉文輝部隊起義。因他家沒有田產,土改劃成份時定為貧農。鑒於劉福田與劉家的關係,當局認為他最有可能說真話,便決定拿他開刀。1964年9月,劉富田被抓起來,罪名是劉文輝的“偽軍官”。他先是遭到一陣暴打,然後被綁到各種會上去批鬥,最後被定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開大會,劉富田被當眾宣布逮捕,判無期徒刑。

一個起義軍官的遭遇

講述人:劉福田

1913年生

採訪時間:2008年6月8日

地點:大邑縣安仁鎮五星村

我最初在劉湘部隊里當兵,跟着他出川去打過日本人,還隨國軍解放了香港,抗戰後回到家鄉。1949年時我是24軍劉文輝手下的一個連長,當年隨劉文輝起義,投奔了共產黨。

我是本地人,對劉文輝、劉文彩很熟悉,他們怎麼一步步走出來的我十分清楚,他們的為人我當然也相當了解。

也許是太了解了,他們對我不放心。1964年他們找個理由,說我是劉文輝的偽軍官,把我抓進了監獄。

那時的政策是:凡是國民黨部隊里連長以上的軍官,都是反革命。但我是起義的軍官,不應當算是反革命。可是他們不由分說,硬說我是偽軍官,是反革命。

他們把我捆起來,到各種會上去批鬥,然後宣布逮捕法辦。

把我抓走後,我的家人也被從民安隊趕走。我大兒子劉德均已經與我分家,他妻子馬上就要生產(生小孩)了。因安置地連床都沒有,他們哀求寬限了幾天。生了孩子不到十天,他們就被趕出了家門。

我入獄後,我老婆拖着另外三個孩子,生活很艱難,剛滿三歲的小兒子只得送給了人家。

1979年後,平反冤假錯案,他們覺得對我量刑過重(無期徒刑),於是把我放了,這時我已經勞改了十五年。

量刑過重不等於沒有罪,現在都沒給我平反。不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都軍區發給我一張起義證書,民政局據此每月發給我幾百元的津貼。原因嘛,是因為我曾經是起義軍官。

採訪後記

從汶川地震災區採訪完後,我匆匆趕到安仁鎮,聽說劉福田已經95歲高齡,便立馬趕去,路上,真擔心他已經老得無法接受採訪。

沒料到他雖然耳朵有些聾,但視力仍佳,身體仍健,每天,還能騎着電動三輪摩托在鄉間的路上穿來穿去。他說,當年整他的那些人,一個個都先他而去了,而他還健健康康地活着,每月,還在領取幾百元生活費,享受“起義軍官”的待遇。

只是,他和他的家人,從1964年起,再也沒能回到他們以前的家園。

說真話就是造謠

講述人:劉世柄

1936年生

採訪時間:2008年6月7日

地點:安仁鎮川湘路

陳列館(即莊園)所在民安大隊有三個生產隊,民安一隊、民安二隊和民安三隊。我家以前就在緊靠陳列館的民安一隊。我們全家解放前有30多畝田,土改時根據人口和田地劃成分,我爸爸劃成地主,他根據排行叫劉元明(音)。我爸這個人,人緣很好,又是個小地主,所以,土改時沒受多少苦。我只記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們捆到文彩中學的操場上去斗。武裝隊的隊長劉光原(音)來捆我爸,他對我爸說,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掃你們的臉(即讓你們出醜)。他說了這話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後來給我講,他旁邊那些地主,嚇得慘,以為要殺頭。

我爸爸死於1960年,是餓死的。當時一半的人都餓死了,我們生產隊死得只剩下七八十個人,這個事哪個都曉得。

陳列館搞起來後,很多人來參觀,有些參觀的人就要問附近的農民關於劉文彩的事,比如說水牢呀等等。我的親叔伯哥哥劉世潤是民安的黨支部書記,他的老漢(爸爸)有一天坐在陳列館外面耍,參觀的人從陳列館出來,看到老人,就問他:“你們原來這兒做了水牢沒有?”老人說:“啥子水牢喲,那個地方原來就比較高,是專門用來藏貴重東西的。”

就為這句話,劉世潤立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評,並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漢再造謠。劉世潤為這事氣得在屋裡睡了幾天。

1964年,陳列館周圍,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隊,所有戴有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統統被趕走,說是為了防止這些人說壞話、唱反調。所謂的“唱反調”就是害怕你說出劉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強迫我外遷。我那時結婚不久,老婆剛生了娃娃,才四個月。我不走,他們就在我家的門上封上封皮(封條),我還是不幹,把封皮給它撕來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給我報信,說公社黨委書記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槍交給鄭澤安(音),要他打上門來收拾我。鄭澤安沒文化,是個粗頭粗腦的人,解放後當了武裝隊的隊員。我得到這個消息,曉得大事不好,當即就棄家外逃,逃到外縣去了。

他們打上門來,沒找到我,於是強迫我愛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們把挑筐上的棕繩抽下來,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辦,於是就沒捆。他們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條被子圍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過榿木河大橋時,我氣不過,背着孩子就往河裡跳,那時人多,他們把我拉住了。

劉世柄:後來我回來,已經回不了原來的家了。媽媽、妹妹都被趕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個驅逐地,住的茅棚連門都沒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門來擋風雨,為這事他們又扣了我四百斤穀子。

說真話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講述人:劉明忠

安仁鎮個體飯館老闆,52歲

採訪時間:2010年7月25日

地點:大邑縣安仁鎮吉祥街

我在安仁街上開飯館,同王大媽很熟習,王大媽長得白白凈凈的,就是這條街上的人。

當年外面來人參觀,特別是有記者、學生來,總是找那幾個女人去訴苦,一個是冷媽媽(冷月英),一個是羅二娘,還有一個就是王大媽。

王大媽訴苦時說,當年劉文彩強迫擠她的奶吃,又不給錢,剝削她、壓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們給我講,劉文彩這個人很對,去交租,都請吃飯,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揮手,免了!窮人過年吃不起飯的,他(劉文彩)還叫人拿給他幾斗米、幾塊臘肉過年。

王大媽來飯館吃飯,我當面問她:“你去講階級教育課,說劉文彩怎樣壞,你真正是啷個看的?”她親口給我講,她說的全部是假話。她還說,我也是沒得辦法,要討碗飯吃,如果說真話,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還對我說,冷月英說她生了小孩後幾天被劉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這可不可能?

我們當地風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絕對不能邁入別人家門的(否則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會,就是一般人家對此都要忌諱。劉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個剛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進家門?在提到她本人講給劉文彩餵奶的事時王大媽說:劉文彩那麼大的家產,不可能來剝削你的奶吃?但是當時必須要這樣講。如果不這樣講,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鬥。她還說,每次她們講了(憶苦思甜)課之後,政府就請她們去吃頓飯。

龜兒子(罵人的話)編些謊言!完全是栽誣(誣陷)人的,王大媽自己就說她是栽誣劉文彩的。

我還曉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記者來參觀莊園,上面叫劉元樹(音)的媽去上階級教育課,劉元樹當時是隊長(他現在還在),他對他媽說:“你千萬不要說劉文彩對(好)喲,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說,你要是說了真話我就要下台,烏紗帽要被整脫。”他一再要他媽按當局的要求說假話。

當年你只要說了真話,說劉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壞右”,要拿個尖尖帽子(高帽子)給你戴起,讓你跪瓦渣子,所以,當時那些人,一個個都不敢說真話。

王大媽本人就親口對我說,她不敢說真話。

劉文彩當年的僱工陳克明

原劉文彩佃戶唐學成與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相逢

當年劉文彩僱工陳發洪

劉文彩的近鄰劉福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阿波羅網東方白編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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