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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五大「集中營」血淚史

1960年開始,大饑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里,有時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淀、峨邊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後,是無數受難者的墓誌。如果我們握不住勞教營亡魂的青煙,至少記住這些地名,以免它們重來。

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右派勞改所遺址(圖源:嘉峪關在線)

2013年4月,山東曲阜一幢底層的教師宿舍樓里,八十三歲的張元勛沒有等來勞教營的最後關閉。在和存世56年的勞教制度的年齡競走中,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右派學生”倒在了終點線前面。

這也是諸多“壞分子”和所謂“社會渣滓”的命運。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他們的命運被一項法外的刑罰莫名主宰,身入勞教營,甚至成為終身居民。在大饑荒和隨後的政治碾磨與生存剝奪中,無從計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叢生的勞教營一同隱匿。

這些勞教營曾經顯赫一時,血統延綿至今,卻大多隱藏在檔案和卷宗的塵霾中。近年來,隨着當事人回憶和有心人的發掘,中國“格拉古群島”(註:右派語,倒用索爾仁尼琴的着作《古拉格群島》名)輪廓逐漸浮現,尤以夾邊溝農場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無從清晰勾勒。這些勞教營大多和勞改營混在一起,更為它們的身世蒙上了面紗。

近年來,筆者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倖存者,分別來自當年顯赫一時的幾座勞教農場:夾邊溝、興凱湖、峨邊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參照文獻史志資料,筆者試圖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國五大勞教營的輪廓,為勞教制度的深長背影添加可感觸的人生註腳。

夾邊溝

西安古城牆南門外不遠的一座居民樓里,八十四歲的司繼才用鋼筆和紙質的筆記本寫着厚厚的回憶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活過了很多東西:活過了夾邊溝農場終結一切的死亡,活過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勞教廢除。但生與死的競走並未結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萬字三步曲回憶錄,剛剛寫到通向夾邊溝的入口。

使他無法放手的是手頭的證物:一本當年在夾邊溝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本日記的唯一主題是飢餓和死亡。在這本被歲月翻閱得幾乎風化的黑色筆記上,密麻麻的陳年字跡中,筆者看到了有史以來飢餓和死亡聯繫得最緊密的記載:煮食人肉。

埋人回來的司繼才,路上聞到一股肉香,“又帶着一種腥味,和說不清楚的什麼味。”循味而去,兩個犯人在鍋里煮肉吃,還招呼司繼才同享。日記記載,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發白。司繼才奇怪哪裡來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頓時感到噁心。身為小組長的司繼才向管教報告後,吃人肉者得到懲戒,但飢餓和死亡不會由此停止。

或許由於含有禁忌,筆記中的記載很簡單,司繼才也不願意輕易示人。但他畢竟記下了這個場景,並保留到眼下。這或許是從夾邊溝保存下來的唯一一本日誌,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記錄。

在筆記和司繼才的記憶中,有大量夾邊溝死難者的記錄。譬如一個在土窯上寫下“坐以待斃”而後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個為了虛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傳活活累死的青年,手裡攥着家信;一個前來探親目睹丈夫被捆綁致死隨即自殺的婦女……這些記憶的一部分收入了楊顯惠着的《夾邊溝紀事》中,夾邊溝因此開始為人熟知,成為最着名的勞教死亡營。

在當時的中國勞教版圖上,夾邊溝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農場,三千人左右的規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肅也遠非受人注目。特別的是,這3000來名勞教分子絕大多數是右派知識分子,包括傅作義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饑荒中餓死,倖存者只是零頭。右派的帽子沒有奪走倖存者的敘述能力,圍繞這個小地名,集中產生了數種文獻,《夾邊溝紀事》之外,尚有美學家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何鳳鳴《經歷--我的1957》和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王吉泰的《大祭靈》、趙旭的訪談錄以及導演王兵的《夾邊溝》電影等,形成“夾邊溝現象”.楊繼繩以描寫三年大饑荒為題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夾邊溝。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天命對於中國勞教記憶的特殊饋贈。

1957年6月,夾邊溝勞教農場開辦,由勞改農場轉身而來;1961年底,夾邊溝農場因為死亡太多被關閉,以後被部隊接管。在短命的歷史中,夾邊溝體現了一個勞教營的全部特性,並發揮到極致:沉重而荒謬的強迫勞動,早已超出所謂“自食其力”的層次;嚴酷的人身剝奪和暴力鎮壓,與真正的監獄並無兩樣,勞改局下設勞教處,勞教犯和勞改犯人混同關押,管教可以為了偷一個蘿蔔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環境,住在戈壁地窩子里,不僅無法脫逃,甚至離開勞教營只有死亡,以致出現高爾泰書中記載的“自由人追趕監獄”;“教養”宗旨的欺騙性,所謂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味着沒有限定的刑期,後果更是赤裸裸的飢餓和死亡。

根據司繼才的講述,夾邊溝死屍成堆的被發現,並非出自上級有意調查,而是內務部長錢瑛司機的一次迷路。據說,當時場長還想把錢瑛等人捆起來,可見素日之驕橫。解救了夾邊溝倖存者的錢瑛,文革中被關入了秦城監獄,在監獄醫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夾邊溝,右派屍骨已為亘古風沙湮沒,多數變成了醫學院的實習標本。司繼才的筆記本,也沒有機會進入反右或大饑荒博物館。但國人畢竟知道了這個不起眼卻驚心動魄的小小地名。

興凱湖

興凱湖畔的這間茅屋,是着名作家丁玲當年下放興凱湖農場勞改期間所住。

1959年4月,北大數學系的右派分子陳奉孝和幾千名勞改、勞教男女犯人一起,從北京被轉移到中蘇邊境黑龍江密山縣的興凱湖農場。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勞教營,和勞改農場合二為一。陳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處勞教的譚天榮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體犯人逗留於密山劇院看電影,期間發生了反革命密謀叛亂事件,數名犯人被判處死刑。陳奉孝倖免牽連。

根據姚小平在《老照片》雜誌撰文,由於地近蘇聯,興凱湖有條特殊規定:越獄的犯人被抓獲,可以就地處決。幾名試圖通過冬天結冰的湖面逃亡蘇聯的囚徒,遭此厄運。

興凱湖農場是一片沼澤地,要靠犯人排澇造田,種糧自給,勞動量驚人,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要種近一萬畝水田。冬天則要頂着“煙泡”造渠修路,用赤腳踩碎水田上結的冰,攪拌凍土。勞動的強度,同處密山縣的雲山畜牧場發生的“奪命大豆事件”可為一證:由於在飢餓和秋雨中連夜搶收大豆,一夜之間有7人活活累死。

到處是沼澤和漂浮的草甸子,割烏拉草的犯人們不小心就會遭遇滅頂之災。犯人住的是和夾邊溝類似的地窩子,冬天的“煙炮”會把住處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則可以叮死人,一個跟管教頂撞的犯人被脫光了綁起來喂蚊子,三天後就死去。譚天榮先後關過興凱湖、清河和團河三個農場,在他記憶中,最苦的是興凱湖農場。

三年饑荒時期,興凱湖和夾邊溝一樣大量餓死人。跟陳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75名犯人,到1967年農場解散時活下來的只有29名,絕大多數死於饑荒。陳奉孝儘力記住了24個死者的名字。一個飢餓的犯人甚至撈住陳奉孝剛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裏。一次陳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屍去埋,挖坑時發現凍土下已經埋了一名死屍,索性兩人合葬。興凱湖埋葬死者的墳地之一叫太陽崗,似乎這些勞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紅太陽的光輝遇難的。

2002年,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總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來自偏遠的興凱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實驗歌劇院教員和“民建”北京分會副會長。這5人都死於饑荒真正發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於饑荒中興凱湖死去的勞教者,並無文獻記載。值得一提的是,李銳、丁玲和作家從維熙也曾經在興凱湖下放勞動過。

在興凱湖農場,有兩樣着名的發明:石棺小號和“三兩八”.前者是用於懲罰違規犯人的禁閉室,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線,形似一具石棺。陳奉孝在其中關押了三個月。後者是饑荒時期北京市獄政的“科學發明”,讓關小號的犯人一天吃三兩八玉米窩頭或稀飯,據說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着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面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據說有犯人如此被關小號一年多,竟然沒有餓死,足見此研究成果之“科學”.但科學仍舊難免誤差,北京大學物理系右派劉奇弟,因替胡風鳴冤被判刑關押到興凱湖,1961年在小號中凍餒而死。

《北京市監獄勞教志》記載,興凱湖農場是北京市勞改勞教局下轄的超大型農場,全場水陸面積13萬多公頃,同時管理勞改、勞教和所謂留場就業人員。到1966年因與蘇聯交惡、防範戰備風險移交地方時,前後共關押犯人14729人,勞教人員5635名,還有留場就業人員(所謂“二勞改”和“二勞教”)近15000名。如此規模和人數,只有清河農場堪與匹敵。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的領地可以延伸至遙遠的中蘇邊境,也可見專政力量之無遠弗屆。整個密山縣,密麻麻布滿了勞改和勞教農場,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潤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當年的“留場就業”人員後代。

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0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着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他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淀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着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里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杆,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勞教犯人中長年展開鬥爭批判。張元勛的難友文懷沙,經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譚天榮在清河也挨過耳光。文革中遇羅勉前往探望被勞教的姐姐遇羅錦,親眼目睹一犯人勸說同伴勿唱樣板戲詞“不怕牢底來坐穿”,恐怕被人當做是影射,全體犯人立即厲聲斥為反動、“攻擊樣板戲”,“像瘋狗一樣互相撕咬”,遇羅勉對專政下的人性惡感到震驚。告密揭發成為流行風氣,稍微頂撞管教就會上手銬。毛澤東逝世時氣氛更緊張,所有管教人員都荷槍實彈。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着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犯科者被當場抓獲,母豬殺掉無人吃肉。文革之後,犯事的勞教人員結了婚,與張元勛鄰居,沉迷於拉二胡。性壓抑導致獸交現象,在勞教人員中並非孤例。

1960年開始,大饑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里,有時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可惜由於身患多種癌症,他沒來得及實現這個願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識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美好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在大會上公開為胡風辯屈的美學家呂熒,就死在被稱為“等死隊”的三分隊北磚窯里。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欄,和夾邊溝的右派一樣標為肺結核、腸炎、肝炎等疾病,實際上都是飢餓。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道,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遇羅勉說:“勞教時還有盼望,一就業就永遠失望了”.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2000年炎熱的夏天,張元勛用3個月寫出了《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兩年後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張元勛,家裡擺放着很多胎質厚重的瓷瓶,是他從泰山的古董市場買來。擊節叩問之下,有深遠回聲。

這幾位,是當年峨邊沙坪勞教農場的倖存者。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擁有一處庭院,這是他平反之後下海打拚的成果。利用這份家底,他還資助出版了一本記錄右派經歷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還是十幾歲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時已年近60.

鐵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峨邊縣地處小涼山,是大涼山門戶,與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縣緊鄰。齊邦媛《巨流河》記載,抗戰最緊張時期,“雷峨馬屏”地區被視為一旦成都陷落中國軍民堅壁清野的最後堡壘,可見其地勢險要。沙坪農場緊鄰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達開覆滅之地,農場五分廠海拔達2500米,可謂絕境,正是右派分子“脫胎換骨”之地。

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呆了大半年,轉往築路支隊修築鐵路。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裏只是一碗包穀麵湯,“流動的速度連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說支持冬春的大勞動量。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拚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饑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竟然重達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並賦詩稱“千萬屍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滿山花。”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着名的右派分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台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里殘留的漿糊充饑,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築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一個驚心的現象是,沙坪農場的成年死難者之外,還有數千名少年勞教犯。林憲君曾經在大堡分場帶領14名“小勞教”燒木炭,最後只剩下3人,由於無力掩埋,林憲君親手將數名小勞教的屍體扔進了河流沖走。一次一個小勞教趴在林憲君背上哭訴,希望臨死前見媽媽一面,話頭未完人已斷氣,幾乎立即發出惡臭,原因是生前已經耗盡了人體的所有養分。

2013年5月,筆者在香港觀看了謝貽卉導演的紀錄片《大堡小勞教》。這部紀錄片通過走訪倖存者,還原了當年沙坪農場大堡少年勞教犯分部的飢餓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蘇聯模式,對輕微違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實行勞動教養。次年五、六千名十幾歲的孩子出現在峨邊沙坪農場,最小者只有9歲。

這些孩子的任務是在海拔兩千米的山地上開荒,自給自足。由於土地荒寒,“勞動教養”的前景破滅,開荒變成末日晚餐,死神隨之降臨,據當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勞教犯。荒謬的是,“小勞教”中有些是家長迷信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強烈要求把不聽話的孩子送來由國家管教的。飢餓降臨之時,她們前來要求接回孩子卻遭到拒絕,這些孩子以後全部餓死。1961年大堡作業區崩潰,瀕死的孩子被戰士背下山。

由於死人太多,沙坪農場場長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與在築路支隊涉嫌“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的鐵流身處同一囚室。鐵流回憶,梁對此並無愧色,稱身為共產黨員和公安幹警,執行上級指示是天職,“餓死人與否與我何干?”

和成人一樣,從死亡線上逃生的“小勞教”們並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場就業”,直到1970年代由於人滿為患逐批遣返,從事底層勞役。

在無名右派和“小勞教”的屍骨上,沙坪農場轉產種植了茶樹,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遷至四川眉山。在峨邊縣的政府網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沙坪勞教營的記載。2008年,《眉山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記者與沙坪勞教所黨委書記、所長一起“重訪沙坪”,該報道提到了“搬遷後異常寂寞的所部辦公區的瓦片上,已經長滿厚厚的綠色苔蘚”,卻只忙於記敘“三代勞教人”艱苦卓絕、“再創輝煌”的事迹,沒有一個字提到比苔蘚更卑微的勞教人員的血汗和性命。

該報道還透露,2008年的沙坪勞教所“是全國最大的勞動教養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勞動教養基地”,並且經營形式良好。數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屍骨,或許終於為勞教營提供了足夠的肥料。

如今的青海湖勞教農場早已廢棄,當年農場殘破的照壁上,領袖畫像和語錄字跡仍隱約可見。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里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着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寶農場。

八寶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在山崗上,陸錦碧清晰地看到了幾年前饑荒的後果。“亂石下面,一個坑接一個坑,每個坑裡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屍骸,是一對下放幹部夫婦、李富春和羅瑞卿秘書的墳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為下放而自殺的“戴帽”幹部,“右派管理右派”,來到這裡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質。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饑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陸,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台中講述“十萬愛國志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寶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寶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昆崙山腳下的伊克高里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饑荒中餓死和逃亡。

1969年,陸錦碧的妻子楊黎明帶女兒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場的便車到了農場,又乘坐馬車才到了分場,氣溫低至零下20多度,當晚女兒就因為高山反應差點喪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黃麻根取暖,拉大車歸來,讓楊黎明想到了《伏爾加河上的縴夫》。在這片或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勞教營里,陸錦碧因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險些被處決,九死一生,文革之後才回到上海。

八寶農場或伊克高里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寶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佔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着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嚴打”中,落戶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復,成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後,上海還向青海調犯2400餘人。

2013年,筆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個商人曾經無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勞改勞教人員檔案材料,笑蜀目擊“裝滿了一個保險柜”.這些材料足夠寫出一本紮實的青海勞改史,但後來被有關部門沒收了。眼下關於青海勞動營的歷史,只有《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這本不到200頁的薄薄小書,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

2013年初,北京東北郊的一座養老院里,曾經的“右派”周培桐寂寞離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癱瘓卧床,身上插着一個尿導管,忍受一陣陣的抽筋和瘙癢。周培桐原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生,因“小說反領導”打成右派,發配青海八寶農場運輸隊。農場的水源來自於祁連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運水途中,水車翻倒壓傷了周培桐的雙腿,數十年後發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燒鍋爐,只有過短暫的婚姻,晚年和燒鍋爐時的同伴相依為命,臨終時孑然一身,在勞教生涯中的譯着也沒有機會出版。

尾聲

勞教制度在“肅反”、“反右”中面世後的半個多世紀,應運而生和消失了難以計數的勞教(動)營。以上列舉“五大勞教營”,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綱挈領,並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勞教營遍地。內蒙、寧夏、新疆等“老少邊窮”地帶,都是大宗流放的去處,其中也包括“革命聖地”延安。在三年饑荒年代,這些地方無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飢餓,成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肅的會寧、四川的長壽湖、湖北的神農架、雲南的大理。此外,還包括像鐵流所在的築路支隊和治淮支隊、甘肅的引洮工地這樣的“流動勞改營”,在飢餓和繁重的勞動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筆者見聞所及,在上海市勞改勞教系統下,即有以關押勞教犯人為主的白茅嶺農場,1958年劃歸上海,直到1973年改為監獄勞改場所。僅在1959至1964五年間,農場普查肺結核22877人次,累計發現2657例,查腸寄生蟲人數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勞教容量可見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勞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屬的另一個勞動基地是江蘇北部,被犯人稱為“蘇北利亞”,比之於俄羅斯和蘇聯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亞。“蘇北利亞”以近海的鹽鹼地為中心,建立了大豐農場等多個基地,從解放初就開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勞改犯的另一大去處,根據《上海監獄志》記載,前後共有8萬餘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後,蘇北勞改犯中增添了勞教的右派身影,還曾成立獨立的右派支隊,着有回憶錄《蘇北利亞》的於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蘇北利亞”官方名稱為上海農場,直屬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為全國大型勞改單位,關押上萬名犯人。1981年9月撤銷第一勞改總隊建制,改為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所,直到眼下才結束歷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勞改勞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處,僅上海市監獄系統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數百名女犯。文革後仍調犯12000餘人。中國人民大學的“右派”學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農場度過了20個春秋,勞動營緊鄰塔克拉瑪干沙漠,住地窩子,開大溝排鹼水種棉花,勞動無休無止。三年饑荒期間甘粹目睹了附近一個勞動連隊全部餓死,甘粹本人靠親友接濟和“耍死狗”倖存下來。

位於遼寧瀋陽郊外的馬三家教養院,是遼寧最大的勞教營,由數座勞教院組成,佔地近3萬畝。根據《院志》記載,從1957至1995年共勞教近10萬人,其中女性1萬餘人。這本《院志》少有地記載了三年饑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筆者來到這座勞教城時,仍感蕭條肅殺,50餘年堆積的歷史堅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勞改系統除了興凱湖和清河兩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擁有大興團河和天堂河勞教農場,以及南口的勞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來勞教制度廢除。團河農場在大饑荒的後期,充當了右派分子瀕死者救濟站的任務,張元勛和譚天榮都曾轉移到此地休養。此外南口農場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動學生”,學者王學泰即曾在此勞改。文革後北京市還恢復了對於黑龍江齊齊哈爾雙河勞教農場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銷。

中國的勞改營制度傳承於蘇聯,勞教則是本土獨創,二者長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勞教所才劃歸司法局。因而在數十年中,勞改營和勞教營難以區分,只有局部的差異。

可嘆的是,在社會主義理想中被視為“神聖”的勞動,現實中成為不折不扣的懲罰,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勞教營淪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還在發生超強勞動和“大掛”“老虎凳”、“死人床”等醜聞,對外界則諱莫如深。真實只保留在歷盡磨難的親歷者心中,和死亡與遺忘賽跑。

此番中央廢除勞教,勞教營的喧囂也歸於沉寂,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但它們的氣息仍在,基因猶存。蘇聯勞改營的創立者列寧曾說,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實的說法則是,忘記過去意味着重來。

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淀、峨邊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後,是無數受難者的墓誌。如果我們握不住勞教營亡魂的青煙,至少記住這些地名,以免它們重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水煮百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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