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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辰:與鮑彤討論「六四」是不是當時鄧小平發動的一場政變?

把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平的利益對立起來看,是十足的政治幼稚。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利益,就是鄧小平的利益,他代表了這個階級,這個黨。只要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存在,它就會產生一個專權者掌握整個政權,代表整個階級的利益,統治整個國家。所謂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就是這個統治階級的利益,這個獨裁者的利益。黨和國家,和這個獨裁領袖,是一榮俱榮,一辱俱辱。

六四民運已經二十九周年了。紀念六四,首先就要了解當時學生真正的訴求,從而理解這場運動的意義。否則,我們會對不起那些在六四民運中為中國的民主獻出自己生命的死難學生,就更談不上把六四精神發揚光大,把之未競的事業進行到底。

紐約時報五月二十三號發表了李南央採訪趙紫陽前秘書鮑彤的文章,題目為:“鮑彤再看六四(一):鄧小平的一場政變?”在文中,鮑彤提出一個新的觀點,認為:“六四的問題,根本不是鄧小平跟學生的矛盾,而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矛盾”,鄧小平借六四對趙紫陽發動了一場政變。鮑彤的意思是鬧事的學生中了鄧小平的計,學生的“動亂”是鄧小平一步一步挑起來的。“本來紫陽的安排是要緩和矛盾,讓學生了解真相、了解情況嘛,讓這個事情平平安安過去”。但鄧小平的想法是“只有學生鬧得一塌糊塗,那個時候再來說:‘你看,這是黨的生死存亡關頭,趙紫陽不配合。’讓紫陽下台便順理成章。”

我不同意鮑彤的對六四真相的這種分析,因為他這樣的觀點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而且貶低了六四學生運動爭取中國民主的真正意義。

請注意,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李南央的這篇採訪文章中,鮑彤在事實上並沒有新的發現,只是對六四評價的觀點產生了變化。誠然,鮑彤做為當初趙紫陽的秘書,他的觀點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他可能知道的內情比較多。但自從2007年1月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宗鳳鳴採訪的趙紫陽的講話(以下簡稱“宗採訪記錄”),我們以趙紫陽本人的有關講話為依據來判斷和分析六四有關的問題,應該更接近歷史事實的真相,畢竟趙紫陽比鮑彤更了解當初的情況。

先弄清一個事實,六四事件是不是鄧小平發動的從趙紫陽手裡奪權的一場政變?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自華國鋒下台以來,鄧小平不管在不在前台,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整個中國大權在握的唯一個人,是中國實際上的領導人。但既然鮑彤提出了政變的觀點,我們必須再一次澄清這一事實,我們可以從宗採訪記錄中轉載的(從趙紫陽本人處拿到的手稿)的趙1989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得到印證:“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

既然鄧小平仍然是掌舵人,他就有權決定整個大船航行的方向,同時可以隨時決定誰當名義上的船長。所以就根本不存在鄧發動政變的理由。他想撤換中共中央總書記也是分分鐘鐘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把學生運動搞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有搞倒趙紫陽的可能性和理由。事實也是這樣,由於趙紫陽在貫徹鄧的開始準備武裝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指令的過程中不夠積極,有抵觸情緒,趙在六四事件發生前兩個星期,從5月19號以後就實際上已經被鄧小平罷拓。這一點可以從宗採訪記錄中轉引的趙紫陽的講話得到印證:“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的大會的問題。我要說啊,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的請假信是在接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病假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是眩暈、頭痛、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趙紫陽的講話我們可以看出,在1989年趙紫陽下台前後,所有的全局一直在鄧小平的掌控之中,趙紫陽只不過是他手中的一個棋子,他可以輕輕鬆鬆地讓趙紫陽靠邊站,事實上鄧小平也是這樣做的,趙紫陽從5月19號開始實際上就靠邊站了,用趙自己的話講:”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所以政變的說法就根本站不住腳。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政變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像鮑彤所說的:“六四的問題,根本不是鄧小平跟學生的矛盾,而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矛盾”。那麼,趙紫陽從5月19號下台後,鄧小平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就沒有必要對學生運動大動干戈,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20多萬軍隊到北京周邊,動用坦克車,機槍和所有軍隊可以動用的武器彈藥對付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幾萬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支持他們的民眾。

排除了政變的可能,所謂六四是學生們受鄧小平的利用搞倒趙紫陽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了。“六四“的問題,根本上就是鄧小平跟學生的矛盾。六四運動過程中學生的訴求非常明確,就是要求中國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實行民主。而要在中國實行真正的民主,就必然對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提出挑戰,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對之不能容忍,氣急敗壞的原因所在。

世界現代文明史,就是各國人民前赴後繼,擺脫專制體制,爭取民主的歷史。一枝引來萬花開,1989年中國“六四”的學生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卻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個國家人民爭取民主的信心和鬥志,對1989年底東歐各國及其後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民主運動和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解體起了很大的啟迪作用。

在李南央的文章中還談到,鮑彤認為六四和文革具有共性,文革是被毛澤東利用來對劉少奇發動政變,六四被鄧小平利用來對趙紫陽發動政變,它們從這個性質上講非常相近。鮑彤這樣的類比,嚴重地貶低了六四學生運動的意義。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災難,參與其中的中國廣大民眾確實是受了毛澤東和四人幫的蒙蔽。但參與六四的學生們及對他們聲援的民眾卻沒有受任何人的蒙蔽,是像當初五四運動中的學生們一樣,是自覺自愿地參加爭取民主的鬥爭。所以說六四民運和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意義完全相反的群眾運動。把六四民運和文革中的群眾運動相提並論,是對六四民運神聖使命的褻瀆。

六四之後,很多同情並擁護一黨專制的人千方百計地想把六四慘案的發生歸罪於學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他們就想法說明這些參與運動的學生實際上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是受了內部或外部勢力的蒙蔽,導致了這場悲劇。鮑彤的政變說法,正好迎合了這種說法,為鄧小平和中國專制政權的史無前例的對本國人民殘酷鎮壓罪行開脫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要正確認識六四,必須擺脫一黨專制的思維。鮑彤之所以陷於政變的思維,是他還沒有擺脫維護一黨專制的思維,認為鄧小平的惡,並不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惡,與黨無關。

我們引用李南央的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來說明鮑彤的維護一黨專制的思維:

“鮑:很多人都認為鄧小平那樣干是要保黨、救黨,所以要鎮壓學生。這是個誤區。

李:‘保黨’是個誤區?

鮑:保黨,不對!鄧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證他死後中國不出赫魯曉夫,讓他身敗名裂。為了這一點,即使把黨打得稀巴爛,用黨的名義向老百姓開槍,他也在所不惜。就是這麼個問題。‘六四’是鄧小平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個人決定,由他個人發動的一次以群眾為對象的軍事行動“。

鮑彤的言外之意,“六四”是鄧小平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個人決定,由他個人發動的一次以群眾為對象的軍事行動,和中國共產黨沒有什麼關係,黨還是好的,只是被鄧小平綁架,換一個人做黨的決策者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鄧小平這樣做,同時也把黨打的稀巴爛。

鮑彤到現在還不理解獨裁統治的實質。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以來,大多數國家的獨裁統治都打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號。這些意識形態,只是他們推行獨裁統治的欺騙人民的精神鴉片。所謂的政黨,也是他們實行獨裁統治的工具。這麼大的國家單靠他一個人是不能治理的,他必須要有一批對他言聽計從的執行者,同時分享他杯里的一些羹。拿蘇聯近70年的歷史為例,斯大林統治期間,整個國家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什麼黨,國家,還不是在他一個人的掌控之中。中國從1949年來的歷史也是同樣,從1949到1976年,都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什麼黨,國家,還不是形同虛設。毛之後經過短暫間隔,自鄧小平上台,整個中國還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什麼黨,國家,不都在他一個人的掌控之中?鄧小平離去前,要把他之後的兩代掌權人(集權者)安排好才放心離去。在這種體制下,習近平想把它變成終身制,一人大權獨握,也是易如反掌。

所以說,把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平的利益對立起來看,是十足的政治幼稚。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利益,就是鄧小平的利益,他代表了這個階級,這個黨。只要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存在,它就會產生一個專權者掌握整個政權,代表整個階級的利益,統治整個國家。所謂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就是這個統治階級的利益,這個獨裁者的利益。黨和國家,和這個獨裁領袖,是一榮俱榮,一辱俱辱。試想一下,如果八九民運能夠導致像稍後的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的解體那樣的成功,不僅是鄧小平的倒台,共產黨的統治以及那個特權階級也會完全不復存在,土崩瓦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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