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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用朱鎔基換江澤民流產內幕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有批評江澤民的內容。1992年4月鄧小平在視察首鋼時講到,朱鎔基懂經濟,不服氣不行。還說對朱鎔基用晚了。人們猜測鄧是打算用朱換江。江當時也感覺不妙。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報告起草班子時,起草者看到他情緒不高,面色不好。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有批評江澤民的內容。1992年4月鄧小平在視察首鋼時講到,朱鎔基懂經濟,不服氣不行。還說對朱鎔基用晚了。人們猜測鄧是打算用朱換江。江當時也感覺不妙。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報告起草班子時,起草者看到他情緒不高,面色不好。他還對起草者說:“報告一定要寫好,不管十四大誰來作這個報告。”他是總書記,還會有別人作這個報告嗎?對政治十分敏感的“筆杆子”們感到:江澤民話中有話,他對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鄧“換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陳雲表示:“江李體制不能變。”薄一波說:“事不過三,你已經換了三位領導人了。”

1992年4月鄧小平在視察首鋼時講到,朱鎔基懂經濟,不服氣不行。還說對朱鎔基用晚了。人們猜測鄧是打算用朱換江。(網絡圖片)

由於陳雲陣線的抵制,鄧小平1991年過年上海之行以及發表的講話,不僅沒有產生作用,“兩種改革觀”和“反和平演變”的調子還越來越高,改革開放還繼續倒退。

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使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危機感。但如何看待蘇聯劇變的教訓,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改革派認為,蘇共的失敗在於一黨專政,在於沒有民主,在於沒有搞好經濟改革。而傳統勢力則認為,蘇共的失敗在於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在於沒有防止和平演變。

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來自陳雲。1989年9月8日,陳雲同李瑞環談話時說:“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沒有過時。”“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後來‘文’‘武’並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9月16日,陳雲致信薄一波、宋任窮並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提出要大家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還送上最近給李瑞環的談話以及1987年同趙紫陽、胡啟立的談話(《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北京,第428頁)。

蘇聯劇變使得陳雲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響應,防止和平演變一度成為主流思想。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反和平演變幾乎成了主調。中央黨校也辦起了反和平演變學習班,學員是省委書記和部長。

在這段期間出現了“毛澤東熱”,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語錄歌”又在社會上瀰漫著,只是把原來那種戰鬥旋律改為輕音樂化的旋律。這實際是改革受阻後群眾對現實的不滿和彷徨,而左派們卻利用這個機會借屍還魂,重新祭起了毛澤東的“反和平演變”的理論,不僅在中央黨校舉辦了省部級幹部“反和平演變學習班”,還準備在農村重新搞“社會主義教育”。

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處境和政治態度怎樣呢?

1989年5月30日,江澤民奉調秘密進京。十三屆四中全會(1989年6月23日-24日)上被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接替了趙紫陽的職務。江澤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薦的(實際是李先念先聽取了陳雲的意見),鄧小平也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是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的一種妥協。十三屆五中全會上(1989年11月),鄧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了江,但留了一手,讓他信得過的楊尚昆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讓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這說明鄧小平對陳雲陣線提名的江澤民,還是有一定保留,還想看一看。

楊尚昆不僅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在軍隊里也有很深的關係。

楊尚昆和鄧小平1932年相識,60年來關係一直很好,深受鄧的信任。

早在1981年7月1O日,經鄧小平提名,楊尚昆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軍隊的問題較多,你到職後,要多調查研究,把軍隊建設理出個頭緒來;要擬幾個制度,解決‘一進二出’的問題。同時,要設想五年內把這支軍隊建設成什麼樣子,以後又怎麼辦。”可見,從1981年開始,楊尚昆就替鄧執掌軍隊。

1982年9月,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楊尚昆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軍委不設常委,日常工作由秘書長、副秘書長處理。楊尚昆在軍隊中的地位更為重要。

1987年10月,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楊尚昆繼續擔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4月,楊尚昆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他的政治份量更重了。

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上,鄧辭去軍委主席,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楊尚昆為軍委第一副主席,協助軍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在這次會上,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江澤民雖然是軍委主席,但由於資歷淺,又沒有軍中的經歷,只能聽命於楊氏兄弟,而楊氏兄弟是聽鄧的。也就是說,鄧雖然不當軍委主席,但對軍隊還有絕對的控制力。

江澤民的地位既然是鄧、陳政治妥協的結果,一旦妥協的條件改變,政治妥協就會變成政治對峙,江澤民就會夾在兩座政治山峰之間備受煎熬。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已經清楚地擺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風波那種嚴峻而複雜的形勢下,江澤民臨危受命是很危險的。對突然升遷,他家裡沒有喜悅和興奮,卻有無名的恐懼。據接近江澤民家庭的一位記者對我說:“江澤民奉調進京時,夫人王冶坪有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當時的江澤民不是政治強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他只能權衡左右,在兩個山峰的鬥爭中見機行事:哪邊的力量大,就傾向哪邊。在“六四”以後,左邊不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躍。江澤民就說了一些左邊喜歡聽的話,做了一些左邊喜歡的事:

對一些私營企業主的某些違法行為,他提出的處置辦法是:“把他們搞得傾家蕩產!”

他幾次重提毛澤東說的、多年沒有人說的“這兩把刀子不能丟”

的話(“兩把刀子”是毛澤東在1956年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來的,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他批評蘇聯“修正主義者”丟了“兩把刀子”,強調中國不能丟。詳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32l-322頁)。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紀念會上,江澤民在講話中重提階級鬥爭,他說:“當前階級鬥爭的焦點是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知識界對這句話有不寒而慄之感:按他這麼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再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階級鬥爭的焦點”了。

他在中央黨校開辦省部級反和平演變學習班。

他同意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在湖南搞試點等等。這些有的並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這位總書記的同意和支持。

江澤民的這些表現,鄧小平當然不滿意、不放心。

“兩個基本點”這架天平過度向“左”傾斜,使鄧小平深感不安。在他88歲高齡的時候,他決定採取大的行動,把改革的目標進一步明確,把改革的大政方針固定下來,把“改革”這兩個字深深地銘刻在他身後的歷史上,把有點冷卻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思想重新炒熱。他決定又一次南巡。

他這次南巡是有風險的。他沒有任何職務,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共黨員;他沒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談話中有些內容是批評在台上的人;他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評黨內的傳統力量。鄧小平知道這次南巡的風險,他對身邊的人說:“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險。不冒一下,什麼事也別干,什麼事也幹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帶着全家老小,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很多針砭時弊、富有衝擊性的談話。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首先針對黨內想把“一個中心”(經濟建設)變為“兩個中心”(經濟建設和反自由化)的那種思潮,反覆強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不能變。並且警告他們,誰想改變這個方針,誰就會被打倒。他說: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舉世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變也變不了。

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條路線方針政策不變。

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

當然,隨着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十三屆八中全會原來說是要討論在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後來由於支持鄧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棄了原來的議題,重新肯定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當然是滿意的。南巡時鄧小平對左派發出警告之後,又批評了在改革開放中縮手縮腳的行為,為改革者壯膽。他回擊了“兩種改革觀”的指摘,解除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緊箍咒-姓“資”還是姓“社”。他說: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的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

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或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要敢闖,往哪裡闖?鄧小平點破了中國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區-市場經濟。而在這之前,有的報刊還批判改革的“市場取向”,說“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鄧小平說: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在這裡,鄧小平又一次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又批評了左派理論家,認為他們也會葬送社會主義,主要是防“左”。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們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談到經濟特區,鄧小平說: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

辦特區從一開始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大家都記得,當年陳雲批示了《舊中國租界的由來》這個材料,把經濟特區和舊中國的租界並提;大家也記得,當年鄧小平要多搞幾個開放城市,陳雲提出了不要“口子開得太多”的限制。鄧小平在這裡說的“我的一個大失誤”,是明批自己、實批陳雲。

鄧小平南巡雖然有風險,但不是沒有底。他雖然沒有當軍委主席,但還有忠於他的楊尚昆兄弟執掌軍隊。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楊尚昆緊隨鄧的身邊,楊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軍事按鈕。鄧在深圳期間,多次和楊尚昆在媒體上同時亮相。香港《大公報》1月23日報道:《鄧小平和楊尚昆在深圳參觀植物園動手植樹》,1月27日報道:《鄧小平和楊尚昆在珠海見面》,1月28日報道:《鄧小平和楊尚昆在珠海參觀電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隨形,2月1日,鄧小平到上海,楊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鄧楊兩人“同上海黨政軍負責人和各界人士歡聚一堂,共迎過年”。明眼人一看便知,鄧、楊的這些舉動和報刊的着意宣傳,是顯示鄧的力量,顯示有軍事力量為鄧的南巡“護航”。

在這期間,楊白冰又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這一說法雖然使楊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認為這個提法不合適,但對於反對鄧小平改革思路的人來說,不能說沒有震懾力。

鄧小平南巡,香港報紙當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報道,可大陸報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聲息。在北京,從廣東、從香港傳來了大量的關於鄧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過年期間探親訪友,鄧小平南巡是主要話題。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傳閱2月4日(壬申年過年)上海《解放日報》的一篇評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懷》。這篇評論透露了南巡講話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這是中央報紙第一次正式亮牌。

當時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當作喜訊來傳播。也有人抱着觀望的態度。有人說,鄧小平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黨員,他說的這些算數嗎?

也有人說,鄧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講這些中央沒有討論過的重大問題是不合適的。

鄧在南巡講話中有批評江澤民的內容。1992年4月鄧小平在視察首鋼時講到,朱鎔基懂經濟,不服氣不行。還說對朱鎔基用晚了。

人們猜測鄧是打算用朱換江。江當時也感覺不妙。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報告起草班子時,起草者看到他情緒不高,面色不好。他還對起草者說:“報告一定要寫好,不管十四大誰來作這個報告。”

他是總書記,還會有別人作這個報告嗎?對政治十分敏感的“筆杆子”們感到:江澤民話中有話,他對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鄧“換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陳雲明確表示:“江李體制不能變。”薄一波說:“事不過三,你已經換了三位領導人了。”(註:指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

面對鄧小平南巡的衝擊波,江澤民不得不重新權衡左右的力量對比。江澤民最終還是站到了鄧小平這一邊,接受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

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這個講話的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黨委,要求傳達到全體黨員。中共中央認為,這個講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3月9日至10日,江澤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會議接受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3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長篇新聞,這等於以政治局的名義向全民通報。當時人們猜測,這次會議結果不是以會議公報形式,而是以新聞形式發表,是不是還有保留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選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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