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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軸心時代?

——訪問余英時教授隨感錄

二千五百年前,喺世界的東方和西方出現過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思想家。佢們幾乎喺同一個時代出現,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嗰個時代為軸心時代。余英時所講的「現喺這個時代,乜嘢思想都沒有幾多影響」,也許就是表明,喺馬克思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式微的今天,我們又來到了一個「思想大混亂」時代。喺此之後,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就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樣,將湧現出大批足以影響長遠未來的偉大思想家。

左起:余英時、陳淑平、高皋、嚴家祺,2017年9月2日。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吾爾開希、李錄和我最早到了法國,陳一咨、蘇曉康等許多人相繼到了法國。“愛麗絲”協會(A.L.I.C.E)是“與流亡的中國知識分子聯繫協會”的簡稱。協會的法國朋友對我們這些流亡者有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不久,我接到余英時教授的信,請我去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喺吾爾開希、李錄、陳一咨、蘇曉康等許多人離開法國到美國後,我向“愛麗絲”協會(A.L.I.C.E)表示,我希望去普林斯頓。協會的瑪赫雅娜勸阻了我。她講,法國把你們從香港接到巴黎,咁多人都去了美國,你就唔好去了。這樣,我留喺了法國。

“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劉賓雁、蘇曉康、柴玲、陳一咨、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程曉農、白夢等很多人,喺余英時幫助下,喺普林斯頓定居下來,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劉賓雁、陳奎德先後擔任主席。

馮勝平是余英時的學生,佢一直住喺普林斯頓。今年八月下旬,我與馮勝平談起了余英時,佢告訴我,一九八九年佢放下學業,全力投入抗議“六四大屠殺”的運動,與余英時的推動分不開。馮勝平講,余英時反對共產黨,但並不喜歡蔣介石。余英時喺談到民國軍閥混戰時曾引用胡適的一句詩:“馮來蔣去一窩豬”。呢度“馮”和“蔣”指的是馮玉祥和蔣介石。

我對馮勝平講,我從未到過普林斯頓,也沒有與余英時有過一次坐低來、稍長時間的談話,我總希望能夠拜訪佢,感謝佢一九八九年最早邀請我去普林斯頓。對我來講,普林斯頓與愛因斯坦聯喺一起,我學數學物理出身,五十多年前學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至今都能夠一步步介紹相對論的基本原理。愛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科學的象徵。我也希望能夠踏上這位科學巨人曾經生活過的土地。於是,馮勝平與余英時聯繫,約好九月份去佢家。

從我家到普林斯頓約兩百英里。九月二日一早八時,余教授的友人夫婦就來到我家,由我揸车,與我妻子高皋同乘一輛車前往普林斯頓。因為是星期六,九十五號高速公路暢行無阻,很多時間車速達七十五英里(相當於一百二十公里),三個半小時就到了普林斯頓。

一九八八年,我從北京到美國訪問,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請我吃晚餐,我們談了許多話,三十年過去了,談話內容幾乎全部忘記了,但就記住鄒讜太太一句話。她講,為了這頓晚餐,她從早到晚睡了一天,這樣她先至有精神喺晚餐時聊天。當時鄒讜七十歲,佢太太大概還不到七十歲。余英時夫婦現喺的年歲比當時鄒讜夫婦大了許多,我諗,與余先生的談話時間不能長,否則會影響佢和佢夫人的休息。但事實上,八十七歲的余英時教授,不僅頭腦清晰,而且身體比大多數人同齡人都好得多。余太太陳淑平對佢的精心照顧陪伴,這大概是余英時身體保持健康最為重要的因素。

余英時曾任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擔任過香港新亞書院校長、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由於佢傑出的成就,二〇〇六年獲得有“人文學科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余英時興趣廣泛,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佢的名言是“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儘管我長期研究政治學,第一次拜訪余教授,我們談話的內容並唔係政治。我們談往事、經歷,回憶共同的朋友。余教授談到佢對劉賓雁、陳一咨的睇法,我則講了我對喺北京乾麵衚衕同住一棟樓的金岳霖、錢鍾書,以及我對胡繩、李澤厚等人的印象。

天道和人情

作為當代儒學思想家,余英時對孔子有精湛的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天道”。余英時二〇一四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一書,是一本嚴謹的中外比較思想史著作。長期以來,由於受自然科學訓練的影響,我一聽“天道”二字,就退避三舍,因為它使我聯想起中國古代哲學用日月星辰天體運行來推測人事政治的學講。只是喺讀余英時文章後,我先至認識到,“天道”確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觀念。孔子強調任何人——無論是天子還是小民——都不能違反“天道”。中國歷史三千年治亂循環、王朝更迭,皆是因為帝王有逆“天道”,而改朝換代的梟雄們之所以屢屢成功,也是因為佢們打着“替天行道”的旗號。

余英時的著作充滿理性,但佢的為人真摯熱情。與余先生交談,深感到人性的涌動和關懷。蘇曉康一家出車禍後,余英時太太陳淑平不僅打電話問候,每周兩次坐火車再叫計程車,到醫院看望曉康的妻子傅莉。弗吉尼亞州有一家烤鴨店老闆,也是夏威夷歷史專家和政論家,由於敬仰余英時,請人把剛做好的烤鴨跨州送到普林斯頓余英時家裡。余英時過去是不接受這種饋贈的,佢現喺年近九十,對這種“人情”欣然接受,而且余英時不僅講“天道”,又談“人情”對中國文化的重要。蘇曉康對我講,西方文化講“法治”而少“人情”,中國文化既講“天道”又重“人情”,正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重要區別。中國的問題是,“人情”進入官場泛濫成災,“法治”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現喺乜嘢思想都沒有幾多影響

談話時,我與余英時先生提到中國目前雖然輿論受到壓制,但各種思潮如泉水湧現、洶湧澎湃,而且,全世界也新思潮到處出現。想不到余英時教授講,過去,一種思想的出現,會引起廣泛關注,現喺這個時代,乜嘢思想都沒有幾多影響。

二千五百年前,喺世界的東方和西方出現過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思想家。佢們幾乎喺同一個時代出現,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嗰個時代為軸心時代。余英時喺《論天人之際》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古代思想起源。余英時借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突破”概念,對中國古代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了比較分析。孔子的出現就是中國軸心時代的突破。從普林斯頓回到家中後,我突然意識到,余英時所講的“現喺這個時代,乜嘢思想都沒有幾多影響”,也許就是表明,喺馬克思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式微的今天,我們又來到了一個“思想大混亂”時代。喺此之後,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就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樣,將湧現出大批足以影響長遠未來的偉大思想家。

但丁喺《神曲》中寫道,我走過人生的一半旅程,卻又迷失喺一個黑暗的森林中。這正是當代人類的寫照。環顧全球,每一種文明都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問題。喺中國,馬克思主義名存實亡,資本的急速成長、兩極分化的加劇,使傳統儒家的“均貧富”思想不斷抬頭;喺“與世界接軌”的幌子下,中國金融資本大肆擴張,國民財富不斷轉移國外。與此同時,帝制思想披上了新的外衣,喺暗中滋生蔓延。喺東正教的土地上,西方民主變成了俄羅斯“二人轉”,普京也喺做佢的“沙皇夢”。喺歐美,金融資本的發展正喺改變着舊有的工業資本主義,金融成為財富掠奪和財富轉移的合法工具,民主的Vetocracy使國家行為陷入困境。喺中東,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督教之間的“文明衝突”不斷加劇,恐怖主義盛行,至今看不到解決的途徑。

未來有沒有新的軸心時代?沒有人知道。返程中由余先生的友人揸车。我們離開普林斯頓時,開始下起小雨。喺費城迎來了暴風驟雨,車窗外白茫茫一片,只能看清快車道的黃線。這好比大變革時代的“思想大混亂”。穿越暴風雨,我們回到馬里蘭,天變晴朗了。

新軸心時代

回到家中,重讀《機械人革命》並回憶余英時的講話,我突發奇想:二十一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將進入機械人時代。看起來機械人時代就是人類下一個“新軸心時代”。

機械人的普及也將造成人類思想和觀念的大革命,暴風雨過後,就是陽光燦爛的世界。喺機械人時代,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是無限的,太陽能和地幔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時,資本無需依靠人的體力勞動來創造,人類勞動主要是腦力勞動。由於經濟活動中“消費環節”不能由機械人替代,而只有人類本身先至能從事,到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機械人時代,“設計創造”和“消費享受”成了全人類兩個最偉大的經濟目標。社會也隨之按“人生目標”分化為三大階級——創造階級、享樂階級和管理階級。

創造階級創造各種精神產品——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新產品設計方案、新文化藝術產品、新的娛樂和享受方式的設計等,享樂階級無須從事任何勞動,佢們的存喺就是從事學習、娛樂和享受,但每個人的收入受到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管理階級從事企業管理以及行業、城市、社區、社會管理。介於這三大階級之間還有啲持有其佢人生目標的中間階級和其佢次要階級。喺“新軸心時代”,人口可以全球自由流動,崇山峻岭和江湖海洋都成為人類的“適居地”,社區的作用將遠比國家更為重要。

左起:馮勝平、余英時、嚴家祺

(寫於2017-9-4)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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