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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對比驚人:「希特拉不會殺柏林交響樂團的猶太人指揮和音樂家」

專訪反“文革”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劉文輝同案倖存者、劉文輝胞弟劉文忠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喺《五·一六通知》之後,中共中央又於1966年8月8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此後不久,上海青年技術工人、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劉文輝先生寫出小冊子和傳單,明確反對“文革”、反對“十六條”、反對專制暴政。佢於當年11月26日被逮捕,於四個月後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槍殺。

劉文輝是目前所知因為反“文革”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喺今天的節目里請繼續收聽長篇專訪與劉文輝同案的倖存者劉文輝的胞弟、現喺上海的劉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三輯:同監難友、指揮家陸洪恩之死。

劉文忠:陸洪恩——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畢業於天主教學校徐家匯公學、上海音專

劉文忠:“這13年當中,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是監獄的磨難,等於讀了一個共產黨的監獄大學。

因為我是個政治犯,特別是喺第一看守所的四年多,基本上都是跟啲政治犯……而且是重要的政治犯呆喺一起。因為大陸的政治犯當中有一句話‘北有秦城監獄,南有上海第一看守所’。華東地區重大的政治犯基本上都喺第一看守所。所以我19歲進去就喺第一看守所,兩次(共)四年多里接觸了很多政治犯。

比方講難友陸洪恩先生,是上海交響樂團的總指揮,當時我(按序號)的‘座’喺佢旁邊。陸洪恩比我早進來,佢是1966年5月份進去,因為批‘三家村’時,佢當時是保護性的拘留,但是佢進去以後並非如此。

1967年、1968年時,革命組織隨便乜嘢人把佢們從監獄裏拉出來批鬥,每一次批鬥打得很厲害。特別是像陸洪恩……我碰到的這些人,用共產黨的話就是‘頑固不化’,用我們內部的話,佢們是真正像信教的人一樣,已經做了最大的準備,學耶穌一樣。像陸洪恩,佢是個天主教教徒,佢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佢從小就喺徐匯公學……是徐家匯一個天主教學校,畢業後……1949年以前,佢進了一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當時上海沒有音樂大學,就是上海音專,佢是第一屆,大概是最早畢業的。”

劉文忠:與陸洪恩同監鄰座,佢戴銬我服侍佢,佢給獄友講音樂,我們感情非常深厚

主持人:“你們最初見面是乜嘢時候?”

劉文忠:“1967年大概是1月份。佢49歲,我19歲。我跟陸洪恩的‘座’安排喺一起。佢是‘1座’我是‘2座’。沒有床,是地板。同監十四個人,住了一圈。晚上睡覺時把鋪位推下來,也是緊挨着睡。佢喺受刑罰時,比方銬子銬了很長時間,都是我喺照顧佢。所以私下交流比較容易。

這兩年中,不誇張的講,佢三分之一時間是受罰的。也就是戴銬子,唔係前銬就是後銬,佢吃飯睡覺或是大小便都要我服侍佢。那時我是個小兄弟,我幫佢是應該的,再講我從佢身上也接受了很多知識。佢年紀大、經歷的世面比較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當時不懂音樂,佢一個一個告訴我們西方啲音樂大師……特別是像貝多芬的故事啦,或者西方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或者俄羅斯……蘇聯佢當時也談……芭蕾舞……喺專業方面談的比較多。佢告訴我不少事,所以我們的感情非常深厚。”

劉文忠:陸洪恩的妻子與兒子。佢託付我將來有機會揾到佢的兒子,告知佢怎樣死去

劉文忠:“所以佢到最後臨死時,還會託付我做一件事。佢講‘小兄弟,你已經服侍了我兩年,我非常感謝你。我的命運我自己有數,我走咗以後,你幫我……有機會時完成兩件事。一是揾到我的獨子’,這個兒子實際上唔係佢親生的,是佢領養的。叫陸於偉。‘

佢進去時,兒子16歲。1966年5月佢進來,兒子8月份就被發配到新疆。佢從審訊佢的人嗰度知道,兒子到新疆去了。佢告訴我’你以後如果有機會出去的話,揾到我的兒子,告訴我兒子佢的父親喺裏面是点样死掉的。

陸洪恩的老婆姓胡,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她是紅色家庭出身,一個哥哥是共產黨高幹,南開大學校長。

喺我們裏面,離婚是很普通的事情。每個有家庭的人,喺判決以前佢最要過的一件事就是先離婚。這是審訊員……就是監獄裏唯一能夠幫犯人做的一件所謂‘人道’的事情。就是……你被判刑以後,要株連九族,特別是你的子女、你的愛人,所以喺你被判刑以前,審訊員都會給你一次機會,就是‘要是你跟你的妻子離婚,你的子女就不會受到你的株連’。據佢當時告訴我,佢兩次向審訊員提出離婚,但是都沒有答應。是審訊員不答應,還是佢老婆不答應,這個我沒有具體研究。

但是我(後來)聽佢的兒子告訴我,‘母親跟父親感情不怎麼好,特別是佢進去以後,母親始終想不通,受佢的株連,母親後來被迫害也死得比較慘’。”

劉文忠:託付我到貝多芬墓前,告之中國學生陸洪恩是唱着佢的交響曲去死的

劉文忠:“陸洪恩要我完成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揾到佢的兒子,告訴佢父親是怎麼死喺裡邊的。第二件事,叫我‘有朝一日你能夠出國時,你幫我到奧地利,到貝多芬大師墓的雕塑像前,給我去獻個花’。因為佢遺憾的一件事就是佢曾經有個機會可以出逃的,是喺‘文革’以前時佢曾經帶團到奧地利去參加……蘇聯還是哪一個……音樂的交響……”

主持人:“是哪一年您記得嗎?”

劉文忠:“我估計是喺六幾年時,記得是類似國際性的一個交流乜嘢的,當時佢沒有喺歐洲出逃,佢一生的願望……佢最尊敬的就是奧地利的啲音樂家,特別是貝多芬,因為貝多芬的這些交響樂,特別是宗教當中的啲曲子,佢老是喺監獄裏念。

所以佢告訴我講‘你如果能去的話,代我還一個願,告訴佢們(這些音樂家),曾經崇拜佢們的一個中國的學生,就是唱着佢的一個靈魂交響曲去死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劉文忠:幫助陸洪恩達成了佢這兩個心愿

主持人:“佢這兩個的願望,後來您都幫佢達成了嗎?”

劉文忠:“對,對。第一個願望幫佢達成,一個人幫了忙,就是王友琴,你知道的,她看到我的一本書。她這些年記錄受難者,把陸洪恩事情寫上去時,講陸洪恩是發精神病(被殺)死掉的,就是講共產黨不應該殺一個發精神病的、搞音樂的交響樂指揮。後來她看我的書,非常吃驚,知道陸洪恩發精神病,是季節性的精神病,唔係喺死的時候發精神病。佢喺死的時候非常正常。臨死時發表的講話,完全是個有作為、有良知的了不起的人物。

王友琴告訴我陸洪恩的兒子的情況,我先至通過她揾到了佢。”

主持人:“到貝多芬大師雕像前獻花的事情点样?”

劉文忠:“對,對。我經商時出國的時候,應該是喺2002年吧,我幫佢完成了這件事。我到奧地利去時,幫佢還願,我也寫了一篇東西。”

主持人:“到貝多芬大師雕像前獻花時您講了乜嘢話沒有?做了乜嘢?”

劉文忠:“當然了,我把老陸對我私下講的啲佢的心裏的話喺貝多芬大師的雕像前我也講講,同時我也告訴了佢們,陸洪恩臨死的時候是点样哼着佢們最欣賞的《莊嚴的彌撒》……是貝多芬寫的……佢臨死時就哼着這樣的調子走出去。”

(插播:貝多芬《莊嚴的彌撒》選段)

劉文忠:關於陸洪恩, 中共當局有另一種講法

劉文忠:“陸洪恩的事情喺國內實際上引起了很大轟動,我寫陸洪恩這一段故事,自己都沒有想到引起咁大轟動。因為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老是被海內外羞辱,認為知識分子缺乏良知,特別是喺‘文革’的時候都得了軟骨病。喺鄧小平的時候,被人民幣塞滿了嘴,所以很多知識分子活得彎曲。

當我寫陸洪恩事迹時,引起中國大陸很多知識分子的強烈願望,佢們把陸洪恩的事情幫我喺宣傳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關於陸洪恩,當局有另一種講法。

劉文忠:“有關部門來揾過我,佢們講,佢們已經為陸洪恩平反了,正名了,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交響樂團為陸洪恩做了一個規模非常大的追悼會,甚至北京的文化部乜嘢乜嘢領導都出席了……

佢們看了我的書,講我寫的跟佢們宣傳的陸洪恩是截然不同的。佢們宣傳的陸洪恩是‘佢聽黨的話,跟黨走,被四人幫所迫害。但是佢的一生給中國的交響樂……’乜嘢乜嘢的……

我書上寫的東西佢們感到是‘負能量’的,把陸洪恩這個人好像扭曲了,為這個事情也來揾過我。我對佢們的解釋非常清楚——我是實事求講真話,陸洪恩的檔案都喺你們手裡。我如果有半點講錯,你們可以把佢的檔案公開出來,佢的檔案能夠講明一切。再講當時陸洪恩喺監獄裏,唔係我一個人喺跟佢蹲喺一起,有十幾個人。除了有些人死掉之外,還有些人喺國外,還有些人喺國內,佢們也知道的。儘管佢們知道不敢像我這樣寫出來,但是佢都能夠認證我講的是真話。”

劉文忠:希特拉殺人再多,也不會殺柏林交響樂團的猶太人指揮和音樂家

主持人:“您怎麼認識的陸洪恩的?其中有哪些您印象最深的,佢點解被槍殺?您所認識的陸洪恩……”

劉文忠:“點解喺判決最後講佢精神病呢,陸洪恩喺監獄裏佢犯的最主要的‘罪行’就是攻擊毛澤東。因為我們喺裡邊時,佢每次出去被批鬥,回來時都被打得鼻青臉腫。

佢攻擊最多的一個人就是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因為佢對江青非常恨,佢認為佢的所有追求的音樂、中國的文化都被這個巫婆——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所糟蹋了。佢認為佢一生所貢獻的……對上海交響樂團這所謂‘毒草’,都被江青的所謂‘八個樣板戲’所否定。所以佢講到江青……佢喺監獄裏經常罵江青是巫婆。

佢喺監獄裏做的一個最大的要命的事情,是看到毛巾就用牙咬,看到紅色的東西都要咬。晚上睡覺時,佢是戴着手銬的。佢睡不着覺,經常要我把毛巾放喺佢的嘴裏,佢咬着毛巾先至能睡覺。當時這個動作,叫‘防擴散言行’,乜嘢呢?‘毛巾’就是毛澤東的‘毛’。監獄裏面檢舉揭發‘佢恨毛澤東,咬毛巾’,所以當時審訊員判佢時講‘出於對毛澤東的仇恨’當然還有其它,有的時候受到虐待被打罵的時候,佢會非常衝動,佢會罵。

佢喺裏面受到的……我喺書中寫了,三言兩語也講不完。

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因為你也知道,希特拉這樣一個法西斯的人,殺人再多,佢也不會殺柏林交響樂團的猶太人指揮和音樂家。因為就是像希特拉這樣的人也知道,音樂是無界的,也不會殺。但是像陸洪恩這樣的音樂人先至,喺毛澤東年代是照殺不誤。”

劉文忠:陸洪恩離開家的那天,父子永別

劉文忠:“陸洪恩的死喺我們國內知識分子中引起巨大震撼,我寫出這個,有很多人跟我聯繫。佢的一個喺澳大利亞的侄女,據講唔係嫡親的,也跟我聯繫,把陸洪恩早年生病的事情,以及過去的事情……還有陸洪恩的那些學生,現喺喺北京的那些知識分子、交響樂團的……也跟我聯繫過,都認證我所寫的陸洪恩是這樣的一個人。”

主持人:“聽上去,陸洪恩進看守所時並唔係因為佢這些反毛言行進去的,但是佢後來喺監獄裏的這些表現,導致作為‘罪狀’後來讓佢受了這樣的極刑,是咁一個過程嗎?”

劉文忠:“對,對。佢進去的過程佢跟我講得很清楚,佢兒子也跟我講得很清楚。就是喺批‘三家村’時,這天佢去返工的時候,佢的妻子叫16歲的兒子勸父親,講‘爸爸你到單位里唔好再跟人哋爭論了’,每次批鬥都因為佢是交響樂團的指揮,要佢作出‘檢查’,批‘三家村’批鄧拓、吳晗(‘三家村’三人還包括一個廖沫沙),以及要打倒修正主義。因為前一天晚上,佢交響樂團的同事到佢家告訴佢妻子,勸老陸唔好再頂撞‘造反派’了,所以佢妻子就叫兒子勸佢。小陸告訴我,佢摸著兒子的頭,告訴佢‘父親知道了,不會再頂撞了’。但是邊個也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永別。

小陸告訴我,佢(陸洪恩)這一天受到了造反派的毆打以後,還是控制不住。佢的精神受到了刺激以後,很容易控制不住,非常激烈。所以這一天人哋批鬥、打佢的時候,佢講,佢認為‘鄧拓和吳晗沒有乜嘢錯,三家村也沒有乜嘢錯,你們講我修正主義,我就修正主義’甚至佢叫了一句‘修正主義萬歲!’就是為這句話,當時被造反派押到第一看守所。”

劉文忠:四十九歲的陸洪恩看上去像七、八十歲的人

主持人:“您喺監獄裏認識陸洪恩之後,看到佢的外貌身體情況,您對佢有個乜嘢印象?”

劉文忠:“佢進來了半年多就跟我調喺一起了。當時佢只有49歲。我看到佢的頭髮越來越白,簡直是慘無人道。我跟佢呆的時間也比較長。看到佢臉上皺紋越來越大,鬍子越長,看到佢的背越駝越厲害。當時49歲的人,看到完全像70到80歲的人一樣。

1968年4月份……佢與林昭被槍殺相差一天,是28日。佢喺上海被拉出去槍殺的時候,上海整個的廣播和電視都是播出來的,所以愛好音樂的人看到陸洪恩的,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陸洪恩是被拉出去槍斃的,像我哥哥一樣,作為‘未決犯’拉出來,判死刑,拉到萬人的公判大會上。佢喺被槍斃以前是遊街,沿着淮海路一直用卡車遊街到龍華機場嗰度的槍殺地方把佢槍殺。”

劉文忠:陸洪恩15分鐘演講答審訊員,同監難友喺場,獄方讓四難友喺筆錄上簽字

主持人:“我們再回到……獄中接觸過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乜嘢?”

劉文忠:“最使人震撼的一件事就是,佢臨死時也就是喺1968年4月28日之前大概一個月,審訊員把我們監室當時14個人全部叫到訓導室去,這種情況是罕見的,沒有的,要我們作為見證。佢來了三個人,一個據講是上面派過來的,還有一個是佢的訓導員,還有一個是監獄的負責人。佢們就是這樣發言的——陸洪恩是1844吧,當時不叫名字的,是叫番號‘1844,現喺給你一次機會,你到底要死還是要活?你喺監獄裏幹了很多防擴散的言論,你喺外出批鬥的時候一直喺進行反革命叫囂……’要佢表態。

當時大家都認為老陸瘋瘋癲癲的,不會点样表態。

但是邊個都沒有想到,幾分鐘以後,老陸就發表了大概15分鐘的演講,就是臨死的表態。

我記得非常清楚,佢是從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開始講起,就是講佢所知道的……文化藝術、意大利文藝復興過程,一直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佢談到了這樣一個內容,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多慘,多苦,佢要愛國都沒有辦法。‘我們把所有的權利交給了黨,交給了毛澤東,但是佢還是對待我們知識分子這樣斬盡殺絕。中國的知識分子現喺是活喺点样的一種處境當中?我陸洪恩想活,但是我不願意這樣活下去。’就是談這樣一段內容,這一段表白,也就是講向政府挑戰,或者是宣傳。

我記得當時(佢講話)還沒有結束時,訓導員打斷佢,大概是講‘你唔好講了!’當時罵我們‘你們監房裡的人!’,訓導員多次向我們了解陸洪恩喺監獄裏發瘋的情況,我們為了保護佢,因為都是難友嘛,我們都誇大了事實,講‘陸洪恩喺監獄裏精神不正常……’,當時訓導員相信。

因為外面的人不清爽,喺監獄裏的人……特別是認為喺監獄裏講‘防擴散言論’的人,就是攻擊毛澤東、攻擊林彪、攻擊江青的人,肯定腦子有毛病。因為做這樣的事情,不僅本人被槍殺,還會株連家屬。所以一般性政府工作人員,包括我們監獄裏的人,對犯這樣事情的人,都認為是‘神經不正常的人’。但是喺裏面敢於反抗的人,包括林昭、陸洪恩、張志新……很多人,佢們能夠咁長時間沒被槍殺,特別是林昭,她喺監獄裏寫的東西,都是作為一個精神病來對待,所以給佢延長了咁長時間。總歸認為‘佢是不正常,正常人不會犯這個東西’,陸洪恩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喺裏面的人非常清楚,佢們之所以喺某種程度上會發精神病,都是受到了過度的虐待,超過人能忍受的虐待。佢們就是控制不住先至這樣,一般事情平息了以後,很多人……包括林昭、陸洪恩都是正常的。否則林昭不會寫出咁多可歌可泣的內容,也不會喺裡邊寫出……包括我的難友陸洪恩也是這樣,就是我剛先至回憶的最後十幾分鐘,佢證明了佢腦子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訓導員和上面派來的人當時就告訴我們‘陸洪恩是精神正常的,你們包庇了佢’。最後叫四個人,就是當中的知識分子簽字。陸洪恩的15分鐘發言,佢們都做筆錄記下來,據佢們講‘這是給陸洪恩最後一次機會’,因為佢是個高級知識分子。槍殺了以後沒有檔案講不清楚。佢最後的表白就是寧死不屈,佢願意死到底。當時我記得有四個人是落筆(簽字)的。落了筆以後,我們回去時,都長嘆一聲,講‘老陸完蛋了,佢最後的發言就是把佢自己的命送掉了。’”

劉文忠:與難友共同回憶陸洪恩最後的15分鐘演講內容

主持人:“當時的筆錄後來有沒有人手裡能拿到?你們現喺所講的陸洪恩十幾分鐘表態的內容,是憑腦子記的,還是……有沒有一個當時的記錄留下?”

劉文忠:“這個記錄肯定喺共產黨的檔案里,最後判佢死刑,也就是佢這15分鐘的發言,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共產黨是不會公布這些檔案的。

我當時寫這個內容時,引起了兩方面的爭論。一方面是政府內部,就是佢的單位、北京文化部,講我不應該寫這些內容。我講,係唔係寫這些內容,是我出於良知寫的,你們要反駁我,就把陸洪恩當時講的話公布出來。我當時寫這個東西時,也問過當時跟我一起喺監獄裏聽佢講話的另外兩個人,一個人喺香港,還有一個人喺國內,佢們同意我這種寫法。”

主持人:“方便按您書里寫的再讀一下嗎?”

劉文忠:“我現喺讀給你聽。”

這位音樂家痛快淋漓地講:“我諗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喺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

自從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十八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而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百花齊放,爭妍鬥豔。西方的民富國強哪裡來?我國的民窮國弱又哪裡來?世界喺兩極分化,西方社會喺搞工業革命,科教興國,振興經濟建設;而我們喺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搞內耗,造反,停課、停工,鬧革命。人哋主張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們搞專制,愚昧,個人迷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人哋保護文物,保護知識產權,尊重知識,拿知識分子當寶;我們砸爛文物,侵犯人權,打、砸、搶、抓、抄,批鬥毒打教師,視知識越多越反動,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當‘牛鬼’。人哋求安定、講團結,重視倫理道德;我們惟恐天下不亂,爭權奪利,批判孔孟‘忠孝節義’,搞階級成分論,搞專政。”

佢激昂義憤地直言抨擊道:“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知識分子命運多慘,苦不堪言。堂堂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個樣板戲,而且沒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這隻能證明我們民族已喺走向文化淪喪。”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點解要侮辱大批跟着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點解要鬥倒批臭大批愛國的人民教師、學者、工程師、藝術家?佢們喺辛勤耕耘,傳播文化知識,佢們已經把一切個人功勞與榮譽都上繳給組織給黨,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偉大的一個人。可是佢還要屈辱我們,稱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們愛國,可是國愛我們嗎?我們聽毛主席話跟着黨走,可是佢建國以來,從53年圍剿胡適、55年反胡風、57年設陽謀反右、66年又開展文革焚書坑儒,都是要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我們國家還為人民搞過乜嘢好事?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抱着一顆報效祖國的心忠貞竭力、奮發工作,邊個知落到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這樣生活下去還有乜嘢意義?現喺廣大知識分子生不如死,一個民族發展到死比活還安定,這個民族無疑已經墜入了滅絕生命的深淵。‘文革’是毛澤東引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地獄之火,是為中國人民擺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驚死,也不願死!但如果要我為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如果講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

劉文忠:“這就是佢當時大致講的話”。

劉文忠:陸洪恩喺監室最後的日子

主持人:“有四位喺場的知識分子簽了字,這四位後來都活着出來了嗎?”

劉文忠:“沒有,全部死掉。其中有兩個人我記得非常清楚,一個是胡適的弟子,民國時上海交大的校長,也是上海市管郵政的一個負責人,其佢兩個人也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點解要叫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簽字呢?因為簽字的分量更重嘛。你要知道佢們簽字是不情願的,但是不簽字又怎麼過得去呢?(當時)你聽到了嘛,當然只有簽字。

這段時間喺監獄的‘獄飯’都是我喂佢的。我記得回來的第二天,陸洪恩是比較慘的。看守把飯有意不給佢,把牢門打開以後,把陸洪恩的飯倒喺地上,叫佢喺地上像狗一樣啃着吃。陸洪恩當時非常氣憤的罵,當然拉出去被打了。

喺外面是難以想像的。大家都認為知識分子比較軟弱、比較妥協,但是像老陸這樣不驚死的人,喺我(失去自由的)13年里碰到很少。

我記得是佢(執行死刑的)28日提前一個禮拜,從我們看守所拉過去。一般判死刑以後是拉到第四監獄,有專門的死刑犯監房,就等待佢們安排的批鬥大會,像我哥哥也是這樣的。

我記得大概是20、或21日晚上十二點多的時候,管理員來開門,而且叫你把東西都準備好,拿出去。(我們)知道這個完全唔係提審。半夜裡這樣弄,據老犯人講,肯定是走不歸之路,當時我們聽到樓上樓下都有,大概六、七個人。這樣叫了以後出去,佢們被拉到底下,喺一個看守房間宣判你死刑,要你簽字,簽好以後就拉到第四監獄。就是佢表態了以後,到佢臨死一個月時間不到。佢死刑肯定是4月28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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