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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最後一次談話:共產黨的腐敗已經「沒治了」

——叩訪富強衚衕六號

老爺子講「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但是像中國這樣,腐敗的面這樣廣,腐敗的速度這樣快,腐敗的程度這樣嚴重,這是全世界都少見的。審計署最近審計出許多嚴重案件,各地貪官也殺了不少了,沒用!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我問:「那以後點算呢?」老爺子講:「沒治了。」

1989年5月19日清晨,趙紫陽喺天安門勸學生停止絕食。這是趙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7月的一天上午,我喺細雨中來到富強衚衕。

緊鄰着繁華的王府井,小衚衕愈發顯得蒼涼靜謐。6號院灰牆上圍着一圈鐵絲網,門旁牆上鑲嵌着的“北京市重點保護四合院”,石匾旁註有“非開放單位”的提示,身穿黃綠軍裝的兩個警衛站喺大紅門口,喺周圍的古舊灰暗中顯得十分扎眼,這一切都暗示着住戶的不同尋常。

我走上前,警衛問我有乜嘢事,我講揾趙家老五。佢讓我按門鈴。門鈴響了以後,門上打開了一個小窗口,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我再自報揾老五,門開了,一個工作人員挺客氣地問我,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身分證,原以為佢看一下就還給我,沒料到佢講,一會兒再還給你。後來知道,來客的證件都要登記。

從旁邊繞過大概是工作人員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柵欄,有人搬開柵欄讓我進去,我就到了趙家人的居住區。

五軍已喺等我,把我帶到老爺子的屋裡。

這個房間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戶面對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習慣,這並唔係最適合居住的房子。東牆一排黃色的書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機關用具,一張黑色大寫字檯上零散地擺放着書刊,旁邊有一張電動按摩椅,椅子前面放着一個紅色的鐵皮暖水瓶,是那種喺很多人哋里早已見不到的舊式暖水瓶,佢自己倒開水。椅子後面放着氧氣瓶,西牆一排電視音響,兩個單人沙發靠着南牆,門口還有一個塑料三角架擺着雜物,陳舊的地板已被擦得紅漆脫落了。這就是趙老爺子的書房兼客廳。

坐喺按摩椅上的老爺子站起來迎接我。佢比15年前最後一次喺電視上露面消瘦了許多,但精神還好。我握着佢的手,講,趙叔叔,我們很想念你,我爸爸媽媽很想你,但是不方便來。我們大家都很想念你。佢講,知道知道。

我喺一個單人沙發上坐低來。我講,五軍講你肺不好,講嘢氣喘,那我給你講點外面的事情,你要是累了,或者不該講的,五軍提醒我,我就不講了。老爺子講,沒關係,我能講嘢。

我告訴佢今年最受關注的兩本書是《往事並不如煙》和《中國農民調查》,佢講,“我都看了。”

“你知道後來被禁了?”我問。

“知道,分兩個階段,先是不宣傳,不批判,還有一個不乜嘢?”

“不炒作吧?”其實我也講不大准。

“後來不讓賣了。”老人接話講。

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佢也看了,還知道《南方都市報》案任仲夷、吳南生都給省委寫了信,還是判了8年。

我講:“你消息靈通啊!”

老爺子有點得意地講:“有些人告訴我各種消息。”

我講,那我給你講講去年下半年我去黨校學習的情況吧。

我就講了黨校教授怎麼把各種觀點往“三個代表”的筐里裝;講了關於法制建設、黨大還是法大的不同觀點;講了一黨專制與皇權政治的比較;講到一個教授對政治體制改革前景的憂慮,講“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實現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兒子也看不到,我的孫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講”等等。佢聽得很有興趣,講:“黨校現喺很敢講啊!”

我講,我聽的課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講老話,有三分之一比較左或者講是教條,而有啲教授講得相當客觀甚至前衛,很尖銳,很實際。我感覺黨校許多教員都有過出國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的機會,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作了許多研究。

老爺子講:“現喺中國的明白人愈來愈多了。”

佢頓了頓又講,“其實現喺的領導人也明白,但是佢們沒有辦法改變現狀。現喺的領導人沒有理想、沒有信念,佢們不知道要把中國帶到哪裡去。中國的一黨專政是歷史形成的。共產黨認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國老百姓也認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傳統。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主義建設的黨,它控制了全國的所有資源。過去搞計劃經濟、平均主義、大鍋飯,也就是多一點少一點的區別,毛主席也不過是建個別墅嘛!可是搞市場經濟了,私人擁有資本、財產合理合法了,共產黨就必會腐敗,有權勢的人必然會利用佢們對資源的控制權把社會財富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佢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但是像中國這樣,腐敗的面這樣廣,腐敗的速度這樣快,腐敗的程度這樣嚴重,這是全世界都少見的。審計署最近審計出許多嚴重案件,各地貪官也殺了不少了,沒用!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印尼蘇哈托軍人政權也很腐敗,佢那一家人也很厲害,但是和中國比,因為這個軍人政權沒有掌握國家的全部資源,不至於像中國這樣,腐敗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進每個角落。”

這時候老爺子的小女兒妞妞進來了,我們打過招呼,老爺子接着剛先至的話題,憤怒地講:“中國現喺搞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西方早期資本主義也壞,但可以逐漸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而中國這個最壞的資本主義不可能走向進步!”

我講:“其實,也可以有些辦法限制腐敗呀!比方講,給媒體充分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力,對各種貪污行為、對各種違反科學的決策及時曝光,可以使官員的行為有所顧忌,這是對黨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點解中宣部老是阻止輿論監督,老是限制媒體呢?”

老爺子講:“佢們害驚。佢們害驚裂開一條縫,各種矛盾衝出來弄得不可收拾。佢們必須維護佢們自己和佢們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溫,不知道佢們對政治體制改革怎麼想,即使佢們有想法,也很難,要得罪那麼多既得利益者,很難。”

我問:“那以後點算呢?”

老爺子講:“沒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沒想到佢竟用河南口音講出這句北京話,佢用手指喺空中寫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講的‘沒治了’。沒有辦法了。”

佢咳嗽一下,接著說:“有人給我講清末歷史。戊戌變法不過只是啲改良而已,比起後來的晚清新政,新政的變革還徹底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變法鎮壓了。到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權已經爛得無法維持,後來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動,孫中山就領導辛亥革命了。”

“中國的問題怎麼解決呢?”我們問。

“邊個都不願意出現劇烈動蕩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運人士,也不希望中國通過暴力動蕩改變舊體制。可是像現喺這樣發展下去,到社會情緒無法承受的時候,不能預料會發生乜嘢事。”

我們聚精會神地繼續聽老人講:“中國當時有一個歷史機會,中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鄧小平!”佢加重語氣講:“只有鄧小平有這個能力和實力!”

“搞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是下決心的,佢看到中國窮,佢要發展經濟。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是富國強兵。佢多次講,我們經濟發展了,我們就有錢壯大軍事力量,我們就會成為世界強國。佢希望中國強大。我和佢共事咁多年,經濟改革佢很放手,你想怎麼改就怎麼改。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佢很警惕。後來經常引用佢的一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就是講制度好,壞人不能做壞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變壞的嗰個講話,不知是喺哪個場合講的,我沒有聽到。佢好像以後也不再這樣講。”

“鄧小平很看重效率。佢不喜歡討論,佢喜歡高度集權,甚至決策人愈少愈好。佢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蘇聯出兵阿富汗。佢講,政治局開個會,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國能做到嗎?美國邊個是政府?總統是政府?國會是政府?議會是政府?邊個講了也不算,一個事翻來覆去討論半天也決定不了。”

“鄧小平喜歡講‘拍板’,佢常講,看準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佢不喜歡討論,後來也反對爭論姓資姓社。”

“佢不喜歡權力分散。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佢打電話來特彆強調:‘你可唔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呀!一點影子都唔好有!’體改委搞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計劃,佢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睇吓有沒有講三權分立。我認為,佢希望共產黨強大,佢對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設想。即使想過改革政治體制,但當佢看到波蘭團結工會鬧大了,出了問題,認為不能搞了。”

我問:“領導人如果好,那中國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國家的命運交給幾個人,這唔係很冒險嗎?我是講,這個賭注下得太單一,唔係很危險嗎?”

“所以佢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講。我不想討論接班人問題,太敏感。

我接着問:“嗰個時候鄧家也有人到美國留學了,沒跟佢介紹過美國的政治體制嗎?我諗起不久前看過的一本政治小講《遺囑》,裏面描述了鄧的子女和父輩討論各種體制的情景。”

老爺子依然很認真地回答我的問題:“一個,是嗰個時候出國的人還沒認識到學習外國的政治體制。另外也和佢的性格有關係。鄧小平不喜歡聊天,佢不愛講嘢。”我講,這從佢子女對佢的回憶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佢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歡聊天,海闊天空,無邊無際,也許讓聽的人云里霧裡迷迷糊糊,可見佢愛聊。鄧小平不愛講嘢,佢意志堅定,性格剛強,但是佢不想搞政治體制改革。現喺就更難了。”

這時候我問:“如果不發生六四,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嗎?”

佢想了想,講:“不能,我也不能。”

“點解?”

佢好一陣沒有回答。妞妞催佢:“人哋問你點解不能,你還沒回答呢!”

老爺子緩緩地講:“我沒有實力。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的幹部隊伍,牽動那麼多人的利益,我沒有這個實力。”

我沒再繼續問“實力”究竟是乜嘢。

老爺子思索着講:“我會搞開明政治。我諗過讓民主黨派發展,我講過,點解只喺政協里有民主黨派的活動?人大代表是按地區組團的,點解人大沒有民主黨派?反正共產黨還佔多數嘛。我還想過像解放初期那樣,讓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當部長、當副總理。”

佢忽然想起似的講:“嗰個字是我改的。原來講‘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我把嗰個‘下’字刪了。我注意過,一直到現喺都是講‘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五軍插話講:“‘領導’和‘領導下’有區別嗎?”

老人有點自嘲地講:“唉,也是文字遊戲吧。但我當時確實有這個想法,去掉這個‘下’字,表示各政黨之間是平等的。改這個字的時候沒作解釋,沒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釋一下,也許還改不了。記得一天凌晨,當時喺人大工作的鄧小平的女兒給鮑彤打電話講,我們家老爺子對發展民主黨派的話是隨便講講的,不能當真,可別寫進報告。鄧和我的想法不一樣。”

佢像是自言自語地講:“如果我搞,民主政治會緩慢推進的。”佢的聲音透出一種冷靜的自信。

我講:“如果緩慢改革,激進派會指摘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會攻擊你改亂了。”

老爺子講:“是的,所以講,我沒有實力呀!”

我問:“嗰個時候你們體改委有沒有一個改革藍圖呢?比方講,那幾年我們的報紙上就討論過國體、政體的問題,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對未來的國家有乜嘢構想,50年後國家體制是乜嘢樣,80年後乜嘢樣?”

老爺子講:“沒想得那麼遠,很難制訂時間表。中國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邊改邊看。”

佢更關注的是中國的未來,是政治體制改革。

“蘇聯赫魯曉夫是想改革的,但時機不好,太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佢先搞總統制,以總統的身分搞改革,唔係以共產黨領導人的身分,就和共產黨有區別了。蘇聯先搞政治體制改革,儘管現喺問題很多,但是以後會有很大的發展,俄羅斯是有希望的。很明顯的是,儘管有困難,邊個也不願意回到過去,回也回唔去了。”

老爺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講:“改革造成蘇聯解體,這是現喺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的非議,是指摘最多的問題。”

我插話講:“蘇聯的民族矛盾本來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國的體制也是相對鬆散的,蘇聯解體很難避免。”

老爺子講:“是的,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呀,如果開明一點的話,早該讓它們獨立了。但是白俄羅斯、烏克蘭很早就歸屬俄國,如果處理得好,是不該分離出去的。蘇聯的薩哈羅夫,還是寫《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任尼琴,曾經寫過一個建議,如果按照佢的思路,蘇聯的改革可能步子會更穩一點,社會動蕩會小啲。”

佢接着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國和現獨聯體國家的過去和現狀……這些話題遠遠超過了我的學識,我已經跟不上佢的思緒了。睇吓對面的掛鐘,已經交談了近兩個小時,而且主要是老人哋講嘢,我驚佢累了,就提出告辭。

我和老爺子拍了合影,祝福佢健康,願佢多保重。臨別時佢講:“我們今天是隨便聊聊啊。”我講:“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後院看望了佢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經雙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風,頭腦時而清楚時而糊塗,但還能清楚講出我母親的名字,這讓我和妞妞高興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我沒想到老爺子能和我講述咁宏觀的政治問題。欣慰的是,軟禁生活並沒能禁錮一個政治家的頭腦。喺近兩個小時的交談中,這位85歲的老人思維清晰,反應敏捷。我深信喺佢那智慧的頭腦中一定還有許許多多對中國未來的思考,它們應當留給中國人民。我還有機會聆聽到它們嗎?

3個月過去了。因為種種原因,我沒有再見到這位老人。但是和佢的子女保持着來往。老人的病情發展很快,現喺已經24小時都需要吸氧了。佢的兒子告訴我,8月中的一天,大約是喺老人哋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後,趙家子女對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許多意見,比如經常斷電不能保證制氧機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到富強衚衕看望了老人。這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

老人聽來人講過寒暄問候的話之後,突然講:“有一句話請你如實轉上去,如實!因為我以前講過的許多話,傳上去之後就變了樣。我要講,我已經被軟禁了十幾年了,這種狀況再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要寫進歷史的!這對共產黨的影響將是很壞的!”

可上蒼留給佢的時間還有幾多?留給當局的時間又有幾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北京之春》2005年3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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