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達文件後，要求我們一定要「自願地」同意，要與「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時想不通，也要先冷靜下來，不要有不恰當的舉止。我們堅決不同意那樣。父親是一個公民，去世了可以發喪，親朋好友可以悼念，這是公民和家人的權力。那個文件的前六條表現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條是謊言，「應家屬的要求，骨灰自行處理」。我們從來沒有那樣說過，也不可能那樣說，因為我們之前根本不知道「兩案辦」還存在，也從來沒去過那裏，此刻父親屍骨未寒，我們哪能想到將來安葬。為了父親看病，他們有很多無須管的具體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這件事卻完全推給了家人，因為這對他們很棘手。
面對「上面」的精神，我們很無奈，只好與陝西老幹部局溝通，他們被尷尬地推到了第一線，當某些始作俑者的擋箭牌。
老幹部局說，沒想到會這麼嚴厲，因為這和近年來對父親的寬鬆是相反的。他們勸我們，無論有什麼想法，都不要鬧。如果出了問題，他們會受到牽連。服從「上面」的規定，就算是幫助他們個人的忙了。我們深知，如果不同意，那麼老乾局的人會有什麼政治後果，這些年來他們對父親不錯，不能難為好人。
但我們不能同意那六個「不許」，它們是何等殘酷。對一個已經去世作古的老人，對他還怕什麼?即便有人還把父親看成是政治對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對戰場上敗北的戰將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禮安葬。
事情就那麼僵持着。
父親病逝的消息傳了出去，是有些以為他還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撲了個空之後說出去的。知道父親去世的人越來越多，都以各種方式表示悼念和慰問，已經造了相當的傳播，如果再不辦喪事，影響會越來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壓我們家屬，但不敢衝撞那些想要悼念父親慰問家屬的人，就責成陝西老乾局快速辦理後事。
陝西老乾局說，「上面」的意見他們不能違反，那就打「擦邊球」吧。雖然規定了不許有遺體告別，哪總得把人送走吧。陝西老乾局說，到底怎麼搞，大家可以動腦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參照。
我們拿出一本公開發行的書《陳伯達遺稿》，裏面有一些插圖照片，是陳伯達去世後在八寶山舉行告別儀式，生前好友和親屬來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陝西老乾局幾經討論，說在八寶山那兒火化只是「手續」，並不是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他們明知「手續」與「儀式」難以區別，他們如此上報，得到了同意，因為再拖下去，引起的問題會更多，一旦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責任是躲不掉的。他們「理直氣壯」地說出那「六不許」，但此時反倒有點「氣短理虧」的味道。
我們到了八寶山聯繫事宜。那裏問父親是那一級的幹部，若是使用一號告別大廳，須「部級」以上、要有介紹信。我們說沒有，但能提供證明，拿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錄》，原以為無法當作「文件」的書，居然被八寶山默認了。告別大廳里掛的橫幅上寫什麼?上面要求不准掛橫幅，不准散發生平簡歷，不准當眾念祭文，不准稱「同志」，不准稱「紅軍」，不准……我們提出，按《將帥錄》叫「將軍」吧，他們不允許，說那樣顯示了父親的經歷。他們說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樣就把父親說成是「民主人士」了。他們建議稱作「老人」，我們說，這樣獨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們要問為什麼如此?他們一聽就怕了。雙方幾經商議，找不到一致認可的詞來。中華文化豐富，漢語文字悠久，沒想到父親走的時候，居然找不到一個合適於他的稱謂，我們百般無奈，只好不用任何稱呼，橫幅就寫「會作千古」四個大字!(後面應留「奇冤」兩個字的空白)
陝西老幹部局上報了他們做工作的結果，說沒有追悼會，只是遺體火化前有親朋好友送行簡單手續，人數控制在幾十人之內。父親去世了快半個月了，喪事再不辦，社會影響越來越廣，情況難以預料。看來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鬧大，形成新的社會新聞和關注。這次他們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批准了。
我們決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親走。
7
我們忙着做準備工作。
中國有傳統，人之已去，寄託哀思，訃告多是追憶功德。我們考慮到「六不准」，草擬訃告上說的父親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裏人氏，作過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個字，比文獻部門出版的資料中父親的簡歷字數還要少：
邱會作同志1914年出生於江西省興國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8年在家鄉參加蘇維埃革命，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歷任團青年委員、少共區委書記、紅軍總供給部黨支部書記兼統計員、軍委軍事工業局黨總支書記、軍委四局三科科長、供給部糧秣處處長。參加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鬥爭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長、豫皖蘇財經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四師組織部長及供給部政委;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委員、解放軍第四十五軍政治委員。他率部參加了決定中國命運大決戰三大戰役中的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以及衡寶戰役等許多重大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任第十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國防工辦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
邱會作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邱會作同志從少年時代就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解放事業，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建立「「新中國」」的艱苦卓絕的戰鬥中，他英勇奮鬥、有勇有謀、戰功卓著;在把祖國建設成為強大的國家的繁重複雜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軍後勤建設中，他嘔心瀝血、積極工作、屢有建樹、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成績和貢獻。作為人民解放軍傑出的指揮員，現代化後勤建設和國防工業的卓越領導人，被毛澤東、周恩來評價為「歷來最好的後勤部長」。
「歷來最好的後勤部長」這一句話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滿，責問有此評價嗎?我們找出了原文，是周恩來於1967年3月30日在總後幹部大會上的講話，他強調這代表了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澤東被當作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周恩來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公開否定領袖公開的言論很難。他們要求不要發送這個簡歷，說這是組織上對我們家屬的「關心」。
訃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無疑應當是軍裝像。但他們不許那樣，無論是戰爭年代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還是和平年代有軍銜的、沒有軍銜的，所用照片不能顯示他曾在人民軍隊工作過。我們決定採用一張父親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經歷了苦難之後，還是那麼樂觀地面對人生。那是陝西省一位著名攝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當他聽到了父親的噩耗，立即表示慰問。他聽說要用他的作品作遺像，非常欣慰，連夜買來最大號的相紙全幅洗印數張，請西安奔喪的親友及時地帶到北京。
父親是軍人，訃告裏總得有張像吧，我們用了《將帥錄》裏的一幅，放在了訃告內第二頁，沒有違反「封面不許用穿軍裝的像」的嚴格規定。
我們準備好了訃告底稿，到印刷廠洽談。業務接待的人叫我們稍等，難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給印?工廠領導來了，說這活他們接了，但是有個條件，不能收費，算是他們對老將軍的敬意。我們執意不肯，他們只好同意代收從外面購進的紙張費，廠里現有的紙質量不夠好，他們立即出去採購。我們要印一千份，雖然那天到現場告別的人規定只許幾十人，但我們要把這份訃告於事後送達給親朋好友。到我們取貨的那天，清點後發現有二千份，工廠說，多的是他們贈送的。
為了留住父親離開我們的最後場景，我們想攝影。然而那「六不准」中嚴厲規定「媒體不發消息，不邀請新聞單位參加活動」，這是要堵死了我們的路。但是沒有想到，很多攝影高手要來，他們不是以什麼「新聞單位」的身份，而只是「志願者」，完全是個人行為、免費前來服務。
為父親送別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陝西老幹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囑，人數不能超過幾十人，只能是親屬。我們小心低調地等着那天的到來，可是不斷的電話、問訊、來訪讓我們心裏明白，不可能只是幾十個人參加。
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島時的師長，他托人打電話來說，喪事一定要辦好。還有很多在職的、離休的、去世的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人物和家屬打電話來說，一定要辦好告別。父親的戰友多已不在世了，他們家人的問候多由遺孀作代表，劉亞樓的夫人兩次打電話，說「邱部長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還這樣對他，事情一定不能這樣不聲不響地就過去。」
很多人得知父親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後送他一程。父親家鄉的人要來，江西興國縣主要領導表示了慰問，並提前備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屬要來，他們是延安供給部的，新四軍四師的，四野的，還有中南軍區的，總後的，國防工辦的，那些地方留着父親的工作足跡。從這些致意和問候中，我們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實說明情況勸他們不要來。
要來的人在增多，現場要有人維持秩序。北京十一學校的「校友會」聞訊，會長王魯光不顧身體嚴重殘疾，親自佈置，要求「校友會」全力以赴作好這件事。
8
為父親送行的日子到了。
從醫院到八寶山的靈車是我們請用的紅旗牌轎車，司機五十多歲，和我們素昧平生。靈車開到了天安門，司機突然停車在路邊的金水橋傍，自言自語說：「老爺子過去和毛主席、周總理一起在天安門上，今天讓他再看看這兒吧!」天安門前不能停車，交通警察過來示意是違章，要作處罰。司機想作些解釋，但不知如何開口，靈機一動拿起了放在車子裏的訃告展示了一下。警察敬了個禮，說了聲「別影響交通」，轉身離去。
靈車路過萬壽路總後大院門口，司機又停了車，說「這是老爺子長期工作的地方，讓他再看看吧。」靈車到了八寶山，我們按白喜事的規矩給了師傅一點意思，他表示了拒絕，說能送這樣的老人走好最後一程是他的榮幸。一個普通司機令人非常感動。我們一直記得他——李師傅。
我們預定了一個休息廳，來的人很快就擠滿了，工作人員很快為我們開了第二個、第三個休息廳。但是還有很多人因為人多擁擠不能進到裏面休息。來的有些是白髮蒼蒼的老者，年紀略輕一點的就自覺地聚集在大廳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匆忙趕來，說在八寶山大門外的馬路上車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出租車司機問，是哪位領導人的喪事，為什麼沒有交警維持交通?同學回答，是一個普通老人。司機說，那他一定是個好人，自發來這麼多人送別，那可是積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廳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認識，他們互致問候，談論着，問着為什麼以「會作千古」寫橫幅，為什麼不發逝者生平簡歷?
人們很快發現，有兩個人不去簽到，在人群中走來串去，不時地看停車場上的汽車牌號和下來的人。對他們的舉止，人們紛紛投過鄙視的目光。他們察覺後離開，很快又回來，在簽到處翻閱一下籤到冊，然後到一邊在小本上記着。每當新到了一批人，他們再重複着剛才的動作。人群中有人在低聲罵着，有人乾脆向他們發出一聲「呸!」那兩個人萬萬沒有想到，死去後仍被他們羞辱的老人會受到如此崇敬，而他們的「使命」卻被視作如此作賤!
簽到冊一頁一頁地被寫滿，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實際不止這個數。因為有了「不速之客」在簽到處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諱，不便前去簽到。
有的人帶來了鮮花和花圈，或是當場買來花圈和挽帶，請人寫上敬獻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義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別廳的室內，很快就擠滿放不進去了，晚輩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別廳門外，上面清楚地寫着敬獻者的名字，就擺在那兩個「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畢竟奉命而來，消息傳開，給等候在休息廳的人們心中加上了陰影。走在最前面向父親送別的人，一定是重點的監視對像。幾位老同志遺孀說，她們先走，他們的丈夫都是中國老百姓耳詳能熟的功臣名將，又能怎麼奈何了她們。父親的老戰友、解放戰爭中的四野兵團政委、原總政副主任黃志勇說，他走在最前面，記名字就記吧，到了這個年紀這個份上，還怕啥!?
禮儀開始了，人們四個一排，在哀樂中向父親的遺體三鞠躬，然後向站在側面的親屬慰問，這樣一排人緊接着一排人地連續不斷走了兩個小時。
告別儀式結束了，我們撕裂心肺的哭聲也留不住父親。我們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門外，那裏的工人師傅叫我們稍候。原來，平日只開啟一般設備，那個專門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用的設備事先沒有上級通知做好準備。當他們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親，他們自己商議了一下，決定把它開啟，以最高規格表示對逝者的敬重。
9
不知道這個自發的送別得罪了誰，我們又受到了新的刁難。此時下手讓人難過之處，莫過於喪葬費了。父親生前沒有「職業」，沒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勞保」，也沒有「工作單位」，按規定只能由民政部門按社會無業人員那樣發放最低的喪葬費用，金額還是幾十年前的規定，隨着物價的上漲，現今連個體面點的骨灰盒都買不起。封建王朝時有句話，對人最刻薄的是讓他「死無葬身之地」，此時此刻，莫過於此。
陝西老乾局實在看不過去，但無法違抗那個「政治格局」，也不便違反上面「規定」。他們反覆商議，對我們家屬說，趕緊找出一些醫藥和看病的發票，與此相關的或多少能沾上點邊的發票也行，不是說老人家看病吃藥可以全額報銷嗎，那就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儘管撫恤金一時沒有着落，他們還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幹部的標淮，費用一律從寬從優開支報銷，並及時地發放了。在這上，陝西省領導表現出了從容大度，老乾局不願再請示北京了，因為每請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比他們想的差得多，不僅有時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難於向公眾啟口。
10
令人心痛的一幕終於過去。
我仔細地回憶着父親最後的日子，想他還有什麼交代的事讓我們辦。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幕，當父親在喉管切開手術後，就沒有了說話的機會，他被送回病房麻藥失效後，病情很快就惡化了，一時清醒，一時昏迷。有一天我們去看他時，護士對我們說，早上接班時發現父親自己咬爛了自己的舌頭。護士的表情極為驚訝，她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一個人咬破了佈滿神經的舌頭，是多麼大的痛苦，父親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麼。他在彌留之際有話要說，他不願意讓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說，有多少歷史真相不願意讓它們湮滅。
父親初到北京住院時仍然很樂觀，他自認還有幾年陽壽，說病好後要把他的回憶資料繼續修改，他說他不怕死，但不想現在死，他還有事要作。喉管切開手術後父親病情的急劇惡化，令他意識到，他的心願怕是難以自己完成了。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就咬爛舌頭示意我們，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競事業……
我把存在我這裏父親的東西清理出來，有他的手稿，有錄音記錄，有他的書信，還有我記下他談話的筆記。最多的是一些我記寫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長談的實記，有他閒坐或散步時即興議論，有他和來看望他的人聊天談事，有他和我對一些問題的探討，每次之後我都立即整理記寫下來，久而久之，居然記下了五百多張卡片，七個本子，後來有了電腦，就及時輸入，已累積成了幾十萬字的電子文檔。我看着它們，細心作着整理、核對、取捨、歸納。此時，父親一生的經歷，特別是他遭難重新有點自由後走過的二十年艱辛的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當我整理父親留下的談話記錄，重新閱讀這些年來父親寫給我的幾十封信時，我把他的遺像擺放在我書桌上，他面對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勵着我，可是我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寫的修改和批註，已經成了他最後的遺筆。
父親晚年受了那麼沉重的政治打擊，他沒有消沉，他把最後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認定的崇高事業中去了，他要還原一些歷史真相，把它們留給後世。父親耗盡心血和精力作這些事，他的一句話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說：對那段歷史，毛澤東不是最後的裁定者，鄧小平也不是最後的裁定者，歷史才是最後的裁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