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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所未聞 親遇中國大陸十餘種慘烈「自殺方式」

文革的悲劇是中共對中國人民欠下的,永遠無法償還的血債(網絡圖片)

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長之死能再次引起人們的反省、爭論、辯駁,這說明文革在中國人心裏的陰影是任何勢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長是他殺,他殺在文革中是一股風潮,有的死在群眾的棍棒下,有的死在專政機關的槍口下,有的死於兩派武鬥,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盡也是一股浪潮,席捲全國。那時的自盡,既不像陳天華,也不似王國維,連阮玲玉式的自殺都不屬於。其實都是他殺,因為是逼不得已,實在走投無路。

他們被逼自殺

說起自盡,我深有感觸,因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段歲月里,我幾乎每天遇見一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體育場游泳池游泳,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從館頂一躍而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象生前特意穿上整齊的中山裝,然後以死明志。我驚恐地盯着他的屍體,他的左臉貼在地面,壓着一灘血跡,兩條腿呈扭曲狀。

我父親帶我和弟弟去北京東直門外放鴨子,那時出了東直門就是一片水塘,我獨自趕着鴨子往蘆葦深處走,不料,一具屍體浮在眼前,腦袋腫脹得奇大無比,皮膚被水泡得慘白。

自盡,最後還輪到了我的親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親的抽屜內發現了一封發自上海嘉定縣公安局的電報,稱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婁塘鎮一池塘自盡,遇難時還不到60歲。誰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縣檢察院和法院又懷疑這是一起他殺事件,理由是我祖母從北京帶回嘉定老家的一筆錢無影無蹤,另外,她投河為什麼不選擇附近的一條深深河流,卻偏偏去了路途稍遠的淺淺池塘?

我當時知道的各類自盡,最難忘的還有這樣幾位。

鄰居蔣蔭恩伯伯,他家住二層,我家住一層。那時他是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副主任,畢業於燕京大學,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從事過新聞學研究,曾經是《大公報》的名記者,還先後當過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授。抗戰時期,蔣伯伯的文字激揚,名重一時。八一三淞滬抵抗,他坐車東奔西跑,四下採訪。車行經大世界時遇上紅燈,大家都在那裡耐心等待,而天上飛機轟鳴。此時他也不知哪來的預感,忽命司機猛闖紅燈,一路狂駛,隨後一顆炸彈落下,紅綠燈四周的人全部喪生,唯有他們幸免於難。聽說了這個故事,我的感慨是,那時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戰火紛飛之際也不忘紅綠燈;蔣伯伯儘管預見了炸彈,卻沒有預料他會死在自己所嚮往的時代。1949年10月1日當夜,他從美國毅然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不想,最終等待他的卻是不幸,自縊身亡。

同班同學的父親孫泱,人民大學當時的副校長,曾在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因而被說成是日本特務。他的自盡也很慘烈,因為關押他的地下室內沒有任何可供自殺的工具,他就把床單擰成一條,捆在暖氣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氣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勁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將自己的一條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記載說他是遭群毆致亡,屍體解剖還發現他腹內空無一物,或許是餓死亦未可知。其實這也正是那時非正常死亡的一種常態,既可能打死後偽裝成自盡;也可能是被打得難以承受,以致自我解決,一死了之;或是飢餓加傷害,導致最終病死。

北京師範大學的名教授劉盼遂夫婦就是如此,被發現時他們雙雙的頭部都沉浸在水缸內,於是,有人就推論出他們自行將頭沉進水缸以自盡,可另外有人說親眼見他們不斷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殺後兇手們刻意裝扮出一個自盡的現場,矇混視聽。孫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學的母親石琦阿姨,相貌和風度特別出眾,每次見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據說她也曾因丈夫的罪名屢遭摧殘。孫泱的兩位公子極其聰明,我的同班同學孫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孫寧,與我同年紀而不同班,一身藝術家氣質,老是在那裡憂鬱地拉着小提琴。他們兄弟倆總給人一種心理負荷極為沉重的感覺,這也難怪,他們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變”時被腰斬於上海;他們的父親死於非命;他們的姑姑孫維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傷痕,而且頭部還插進一根釘子。每每回憶起孫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們的那位祖父孫炳文,若九泉有知,這位中共烈士看見遺下的一對子女死得如此悲慘,會做何感想?

語文系的講師李尚公自殺的方式恐怕空前絕後,這是我父親和周圍長輩們經常說起的一個故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以後,李尚公將一根通火爐用的通條燒紅,然後刺入胸部,其自盡之法可謂慘絕人寰。在那根通條刺進時,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實在難以名狀,如果沒有天大的悲憤,誰敢選擇這樣的死法?

一門悲劇的尚鉞

我家的另一位鄰居,也是我後來讀大學時的系主任尚鉞,儘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後才去世,但終其一生都與非正常死亡相聯繫,真是滿門悲劇,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傳來尚鉞夫人在洗澡間懸樑自盡的消息,她只是歷史系的一位教師,燕京大學畢業,為什麼會自盡,眾人議論紛紛。我記得她平時溫和平淡,不料卻有如此劇烈的舉動。不久,又有長輩來說,尚鉞的二兒子在長春被刑訊逼供致死,也有人說是自殺。這個兒子當時在吉林工業大學任教,從小就隨父親參加中共組織的革命活動,以後考入西南聯大先修班,再考入清華大學,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還當過一個地方的團委書記,最後落腳于吉林工業大學。文革中他和妻子雙雙被指為特務,說他們用無線電給敵人發報。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舉着沉重的牌子受批鬥,台下有人用大棒猛擊他的腳踝,晚間還要繼續被工宣隊、軍宣隊嚴刑審訊,斷氣以後又說是自殺。文革結束,他被平反,說是冤案,可是怎麼死的,兇手是誰,如何處置,卻沒了下文。

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鉞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蘇區基層組織的負責人,一個是婦聯主任,一個是區委書記,肅反時都死在蘇區政治保衛局的槍口之下,也有說是屠刀的。同時被屠戮的,僅河南羅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黨員。尚鉞和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兒子死於顛沛流離之中,二兒子,就是吉林工業大學的那位,死於非命,第三個,不知所終。等我讀大學時才知道,尚先生出身於河南羅山的名門望族,曾在北京大學英語系讀書,是個文學青年,早年的小說《斧背》、《病》很有名,頗受魯迅的青睞;以後又以歷史研究聞名於世,1949年之後因為歷史觀點不合時宜,一直飽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發動過農民暴動,當過中共滿州省委的秘書長,在寧夏發展了當地第一批中共黨員,不斷因革命被捕,又不斷因意見不同而被開除黨籍。我想,那樣的出身和素養卻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一生與悲劇結為因果,恐為註定。

尚鉞先生一門慘劇,其悲哀在於,犧牲的親人都不是死於敵人之手,而死前連一絲挽救的餘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儘管也曾被敵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順利保釋,一次次化險為夷。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還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殺,也讓我不能忘懷。記得我隨着人群衝進那一家的洗澡間後,看見她正躺在浴缸內。她是在洗澡間屋頂的水管上吊的,繩子斷後,屍身落在浴缸里。她的胸前掛着一個小布袋,人們拿下布袋,發現裏面存放有戶口簿、糧票、糧本、布票、糧本、工業券和購貨本。我聽大人們猜測,可能是老太太因為兒子和兒媳婦都被關押,而她又接到紅衛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孫子無人照看,只得以死換回兒子的釋放。她臨自盡前害怕死後家裡混亂時丟失了那些票證,兒孫喪失了生活供給,所以就想出了這麼一個法子。這個故事後來又被傳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孫子拿到那些票證,她才合上了雙眼。

我生長的那個大院,最早叫鐵一號,就是鐵獅子衚衕一號,後來改為張自忠路三號、工農兵東大街三號、地安門東大街三號,最後又回到張自忠路三號。這個大院那時非正常死亡不斷,尤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蓋起的三座紅樓,洗澡間和廁所上端都有粗粗的水管從明面經過,特別適合懸樑。我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了少年時代,心理留下很重的陰影。近20多年來,鐵一號的那些長輩去世,無論曾經多麼熟識,我從不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或追悼會。我不願意再從那些已經安詳的音容去回想一個刻骨銘心的時代,那個自殺的時代、非正常死亡的時代。

如今數起來,我所知道的自殺之法,大概有10幾種之多,有的方式,簡直聞所未聞,為了踏上不歸路,居然能夠想出無比慘絕的方式。那時的自殺,都是逼不得已,只要還有一線生機,還剩一絲尊嚴,誰也不會如此決絕。江青是文革無數自殺的根源之一,但她最後也選取了這樣的方式,算是為文革自殺畫上了句號。

從自殺看中國

在我成年以後,周圍的自殺就不同了,起碼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屬於迫不得已,但照樣前仆後繼,幼時的夥伴、讀書時的同窗、插隊時的熟人,紛紛一死了之。自盡的原因被認為是患有抑鬱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鄰居,誰曾想,她長大成人後,考大學沒考上,直接進了機關,老是認為領導不重視她的意見,最後以自殺博得了領導的另眼相看。還有一位我在人民公社勞動時的熟人,那個時代的積極分子,真心真意地擁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改革開放後總懷疑四周變“修”了,結果鬱鬱寡歡,拒絕一切象樣的物質生活,最終不得不選擇死亡為他眷戀的那個時代殉節。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夥伴和鄰居,不知為什麼,在他眼中,周圍的人越來越像小丑,整個社會活像是個荒誕的舞台,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着頭自言自語,終於以真實的死亡擺脫了荒誕的存在,離開了醜陋的現實。

不過,他們的自盡都已經回到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那幾類方式:墜樓跳崖、自縊投水、服毒割腕。前些年發生的富士康自殺連環事件,雖然我不認識死者,可是他們選取的死法,我再熟悉不過了。

抑鬱症,我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才知道的。過去有沒有抑鬱症,我未曾調查,不便發言。即使有人內心深處患有此症,恐怕也沒有機會發作,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不是批判別人就是被別人批判,忙得不亦樂乎,哪有時間抑鬱?或許有人真正的原因確實死於抑鬱,但那個時代這樣的死因本身就是罪過,所以,結論無不歸於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文革結束後,經過那麼多的急風暴雨,全國人民都應該接受心理治療,無論整人的還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可惜,當大家還沒有意識這一點。其實,即便大家認識到這種心理疾病,也無可奈何,哪來那麼多的心理醫生啊。那時不要說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們也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幹”,想都沒想過自己還能落下什麼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疾病是如何影響文革後的,似乎無人在乎,他們的心理疾病是否又傳給了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好像無人關心。或許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今天有那麼多的抑鬱症患者,有那麼多的精神病人,還有無數心靈扭曲的人,與文革是一種什麼樣的因果關係。

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的自殺,帶有濃重的中共時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環境不斷威逼,很多人實在難以苟活,可謂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後,抑鬱症又瀰漫全國,造成各色人等於不知不覺間選擇了一條不歸路。最近數年,宜黃鐘家血案那類的自殺原因不時被暴露出來,顯示出普遍的深層問題。在這些自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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