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徹底全部乾淨地毀滅中國。因為天地還有良心存在。天解決的閃電已經穿透厚厚的霧霾而出現了。
（一）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報道，中國每年每天都有1500位老年人走失，一年內有將近50萬老年人失蹤。大多下落不明的老年人來自於農村地區和小城鎮的，這些地方的青年人大都離開家鄉，前往迅速崛起的大都會區尋找工作，而遺忘了自己的雙親。大多失蹤者患有各類心理疾病，且伴隨着失憶。幾十年的經濟繁榮促使青年人更多考慮自己的職業生涯，較少考慮同自己分開生活的父母。80%的城市失蹤者被找到。但在農村地區，只有一半失蹤老者被找到。執行了40年的「獨生子女」國策導致勞動力儲備減少，老年人數量急速增加。2013年北京出台法律，規定成年子女必須定期探視父母，關懷父母的精神狀態。觀察家們批評這項法律，他們認為，儘管違規者將面臨嚴重懲罰的威脅，但這項法律仍然難以執行。但目前這是達到讓年輕人記起老人的唯一可能性。《每日電訊報》寫到，到2050年，三分之一中國人的年紀都在60歲以上。
（二）
這種未富先老的局面，肯定會削弱中國的擴張力量。但是可能會加劇中國的復古傾向。
鄧小平的改革，類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陸］向南朝［台灣］模式的投降，其結果必不可免地導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隨著這一改革一起來臨的，不僅有經濟的暫時繁榮，還有社會的全面腐敗；不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會綱紀全毀。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緊接着全面腐敗的就是廣泛的社會危機與持續的政治混亂，還有北周官制的重構和楊堅時代的統一──南北朝終於在孝文帝開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運動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敗和滅亡；1978年開始的鄧小平改革最後可能也是這個結果。
對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禮復興」，決不能簡單地視為復古的兒戲、宣傳的伎倆等等，實在說來，其中有遠為深刻的原因，其最淺顯的一條就是∶「中國精神的回歸」。在經過了數百年的斯文掃地之後，有一種復興的的要求自會興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復古代的光榮與威儀」。當然，根據一般的歷史經驗，這種過分的要求不會完全得到滿足，可是歷史的發展卻也因為這種強力的衝擊而改變了航向。最後，歷史的航道將落在「古代的想像」與「亂世的現狀」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某一處──於是，一個新的場面就此開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來規範現代的創造。
無疑，結束第一期中國文明、開創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時代，已經昭示我們∶結束第二期中國文明、開創第三期中國文明，就是我們這個斯文掃地的現代南北朝時代。要有效結束現代南北朝的混亂，正如有效結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亂，必須有某種程度和某種形態的復古運動。這種復古運動，既不是恢復已經飄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復古之名而行專制之實。復古運動的效用在於結束南北朝的分裂與混亂，在世人心中重建一個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無不託名於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國的未來主義也要託名於憲法精神和五月花號；甚至要到聖經原理和希臘政治中去尋求思想支援。蘇聯的未來主義還要託名於原始共產主義，還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貝夫小組去尋求先行者的樣板。
（三）
我看到，現代南北朝的結束，已經為時不遠，那時也必伴有一場類似的復古運動。因為若不經過一場復古運動的重行約束，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是很難形成，更難確立的。我再次強調這復古運動的可取之處，就在於它所提供的「範式的力量」。範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復古運動的魔力在於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啟動人們的潛意識。心理學揭示的潛意識及隱意識所孕藏的能量，遠遠大於意識的表層，這就是復古運動的魔力所在。
根據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後古代南北朝時代才告結束這一既成事實，可以推測現代南北朝的結束時間，也要在毛澤東文革和鄧小平改革的將近一個世紀以後。而在我看來，北周六官制的復興以及種種漢化文明的建樹，都是發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時代的改革，於是最後就導致了隋唐盛世的來臨。當然在運動的性質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鄧小平改革。毛澤東的文革是排外的，鄧小平的改革則是媚外的；但在我看來，一個同樣明確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實就是∶文革的「鬥批改三階段」的「改」，最後竟陰錯陽差地落實為鄧小平這個走資派的「改革」。就其反諷的意味講，「鄧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完成」──這就是當代中國的最為戲劇性的事件。
現代南北朝已經進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經在望了。這時，雖然已有類似孝文帝改革的鄧小平改革在幫助中國大陸也就是現代北朝在推進其的文明化過程，然還缺乏類似六鎮起義那樣的社會公平化運動，故中國的全面復興，尚需時日。就社會嚴重腐敗和不公這一點來說，中國若不經過一次類似六鎮起義那樣的社會公平化運動洗禮，則絕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統一、唐朝的繁盛。因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國積弱不振的，已經不是野蠻而是腐朽！由此可見，不論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險是社會的腐敗而不是社會的停滯。
在當代中國，類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種危機，就是啟導了六鎮之亂的鮮卑集團內部的分化，也同樣威脅著現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那就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的極端不公，道德沉淪並喪失了是非標準。在這種條件下，六鎮起義的號角也許會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再次吹響。尤其考慮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別的，正是一次結束革命的革命！若要這一曙光成為真正的黎明，而不僅僅是一道轉瞬即逝的曙光，那就還需經過一次卓有成效的「光榮革命」。
在沒有貴族傳統的漢人社會所構建的中國，光榮革命只能是對社會偏頗所進行的激烈糾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維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國的光榮革命那樣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預示的，由於中國沒有一個類似英國的封建貴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樣的中間階層，所以作為社會調節器的革命集團的重要性，就變得極為突出了。
作為這道「南北朝曙光」的發現者和總結者，我們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們的學說既然先於這一時代的結束而完成，就不免會有種種「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後聰明者那樣求全責備。但我們既然做了發現者和總結者，就準備讓後來居上的人們可以從我們思想、行為上踩踏過去，從而幫助人們可以更加便捷地越過這個時代的深淵巨壑。我們因為填平了或僅僅試圖填平這一現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淵，而感到一種滿足。
這就是現代南北朝的最後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徹底全部乾淨地毀滅中國。因為天地還有良心存在。天解決的閃電已經穿透厚厚的霧霾而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