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康生死前曾對人說過大體是這樣的一段話：1920……1921……1922……，沒有；1923，沒有；1924，沒有叛變；1925，沒有叛變；1926，我沒有叛變；1927，沒有……接着說，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康生吞吞吐吐，欲說又止，他心懷鬼胎，究竟想說些什麼呢？！本文作者凌雲曾長期隨康生工作，原載於《百年潮》2012年第10期。
1937年11月，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留影（圖源：浙江圖書館）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只是因為已經死亡，依照我國法律，決定對他不再追究刑事責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領，直接、間接挨過他整，遭他陰謀誣陷，被打成特務、叛徒、內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喪失生命的，難以計數，他亦以此出了名。人們談到康生時，都想刨根究底弄個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壞？為什麼這樣狠毒？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延安時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長的中央社會部工作了5年，接着又隨他領導的中央土改工作團一起到山東，其間約有大半年的時間擔任他的秘書。從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長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軼歐的誣陷與迫害。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談談康生的情況。其實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細，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回答不了。前些年我有機會比較系統地了解到康生製造的「謀殺蘇枚」案的翔實情況，由此聯想起我親身經歷或間接聽聞的一些往事，回憶和思索，使我有話想說，不吐不快。
我以為，從1948年以後我所接觸的事實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左」，搞什麼「逼供信」；也不能簡單地解釋成為了抓權，排斥異己，結黨營私。我認為康生的整人與他和曹軼歐這家「夫妻店」的利害緊密關聯。在他們倆看來，周圍的人都不可信，總有人想整他們，不是「壞人」，就是「特務」；而他們自己總像是在緊張地保護着什麼私隱，生怕被人發現或抓住他們見不得人的什麼秘密。而康生與曹軼歐製造的這起「謀殺蘇枚」案，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佐證。
蘇枚自殺，偏說他殺
蘇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軼歐的親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紹入黨。歷史上曾被捕，出獄後，康生給她恢復了黨籍。1950年春夏間，康生與曹軼歐在杭州療養，蘇枚同他們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樓。康生硬說是保衛人員把她推下樓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康生還把「殘害蘇枚」作為當時擔任他秘書的沙韜的一條罪狀。蘇枚跳樓無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幹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正當造反派組織到處「揪叛徒」的時候，蘇枚競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了。時間是1967年4月6日。上午10時許，她的兒子回家，見房門緊鎖，呼叫沒有人應答，便從廚房破窗而入，發現蘇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無法叫醒，當即報告校方，叫救護車送往北京醫院。經搶救無效，蘇枚於當日下午3時47分死於醫院急救室。
為了查明蘇枚死因，北京醫院進行了屍體解剖和藥物檢驗，於4月18日對蘇枚之死作出結論。結論報告說：「根據患者處於昏迷狀態，各種反應均消失，血壓下降，唇印紫紺及心電圖檢查有心肌缺氧等臨床現象，死亡後病理解剖在胃內發現有多量藥物存留，經過驗定該藥物為導眠能。小便檢驗導眠能為陽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為安眠藥(導眠能)中毒」。另經解放軍總後勤部、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衛生部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等單位多次化驗、鑑定，結論是一致的：蘇枚是服安眠藥自殺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組織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幹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屍體檢驗和現場勘查，未發現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跡，排除他殺的可能，認定蘇枚確屬自殺無疑。
但是，康生與曹軼歐堅決不接受蘇枚自殺身亡這個確鑿無疑的事實。他倆不等醫院的結論，也不等公安部門現場勘查的結果，當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醫院向政法幹校造反派的人講述起蘇枚的生平，說她在白區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貢獻，「是個好同志，不會自殺」。責令公安部成立「蘇枚被害案件調查組」，並要立即為蘇枚開追悼會。康生說：「你們不開追悼會，我們開家庭追悼會。」開追悼會時，康生、曹軼歐特意帶一個警衛班，威風凜凜，到場示威。
追悼會前，康生、曹軼歐多次接見政法幹校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還連續召見聯合調查組聽取匯報。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匯報會上，康生講了很長一番話，他說：「蘇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勢力打擊她是必然的。」「她雖然受到打擊，不等於動搖革命信心」，強調：「要從一個具體問題看出階級鬥爭」。康生最害怕的是醫院檢查和現場勘查作出的科學結論。他擺出理論權威的樣子，假惺惺地說：「要通過這個案件學會用辯證的方法，不是主觀片面，而是實事求是，全面、客觀、辯證地看問題，做調查工作。」接着，話鋒一轉，說：「調查中涉及很多技術，凡是接觸到技術，就很容易形而上學，如法醫、化驗、偵查，越是技術專家，越容易形而上學、片面。」他對醫院和公安部門作出的科學結論，全都不予承認。
曹軼歐配合康生，隨心所欲，信口製造「謀殺」的論據，提出了一大堆「謀殺」的疑點。比如說：蘇枚屍體的藥斑是「外傷」；廚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為的」；鋁壺底有兩個凸起，是「兇手」為嚇唬蘇枚敲打水壺形成的；奶鍋里殘渣發臭，有點水底，是「有人沖刷毀滅罪證」。最惡毒無恥的是說「蘇枚胃裏的安眠藥是醫生解剖時放進去的」等等。這些為了掩蓋真相而製造出來的奇談怪論，當然經不起核證，被調查組一一否定了。
曹軼歐還亂指亂咬「謀殺」嫌疑人。她說，政法幹校副校長石磊住在蘇枚樓下，蘇枚死的當天，她在蘇家就見到石家的人兩次上樓歸還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這是打聽動靜。又說，幹校衛生科科長聞伯俊在北京醫院搶救蘇枚時「出來進去，一定是在策劃什麼」。公務員段學思「不能因為是貧農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聯繫起來看」。先後被指名為「謀殺案」嫌疑人的共8位，強令調查組進行重點調查。
這個調查組還是實事求是的，根據事實依然確認蘇枚是自殺。對此，康生、曹軼歐極為不滿，一再指責「不突出政治」，「單純技術觀點」。調查組把蘇枚自殺的證據材料匯總寫成書面報告，送給當時公安部的負責人李震。李震不得不承認蘇枚是自殺，但也耍了個花招，要調查組「一次不要報這麼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報，時間長了，不了了之」。
直接操縱，濫捕無辜
真能不了了之嗎？1967年底風波再起。李震接到政法幹校某人的誣告，說王久成(政法幹校主任教員)私下到遼陽東北警察幹校調查蘇枚歷史上的被捕問題。曹軼歐得知後，神情激動，全身顫抖。第二天，康生與曹軼歐經由謝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被捕的有石磊、聞伯俊，罪名是「謀害蘇枚」。還以「進行黑調查」、「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動開始前，調查組一再向李震申辯：懷疑石磊與聞伯俊殺人沒有根據，王久成到遼陽搞「黑調查」沒有查對核實。這時，李震卻一改原來不了了之的態度，不顧調查組的申辯，強令執行，決定另行成立「幹校軍管組」和「石磊專案組」，對所謂嫌疑人嚴刑逼供。
康生、曹軼歐利用中央政法幹校歸屬公安部領導的特殊條件，藉口「防止案情擴散」，把「石磊專案」交給當時由公安部負責的「中央專案三辦」代管，並指令政法幹校軍管組組長兼任「石磊專案組」組長，實際上是直接對康生、曹軼歐負責。康生、曹軼歐把此案定性為「反革命謀殺」，多次在家中召見專案組負責人，當面作指示，逼令抓「兇手」。案件進行情況，「作戰方案」，以及專案人員的變動，受審人員到醫院看病，都要向他們匯報，經他們批准。用「專案組」負責人的話說，「是在康老關懷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後來有人譏諷說，這是康生、曹軼歐的「家庭專案組」。「專案組」成立後，捕人越來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區月壇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專案組竟以「群眾專政」的名義，將其抓到政法幹校院內，單獨關押了6年。聞伯俊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也被不分青紅皂白逮捕入獄。1968年4月以後，又將政法幹校另一副校長張效良、衛生科醫生宋公田、公務員段學思等逮捕入獄。北京醫院的內科女醫生顧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診室值班，參加了對蘇枚的搶救工作。根據蘇枚的症狀和解剖化驗的結果，她從醫生的職業道德出發，認定蘇枚是自殺身死，為此觸怒了康生、曹軼歐。1969年11月11日，以有「嚴重問題」為名，被捕入獄。
1968年1月，政法幹校實行軍管。在「專案組」迫害無辜的同時，按康生、曹軼歐的指示，政法幹校的「文化大革命」圍繞「謀殺蘇枚」案進行，開展「大揭發」，「查兇手」，「追後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軼歐再三強調，「蘇枚被害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問題」，凡是對蘇枚提過意見或對「謀害」表示過懷疑的，都被誣為「反康生」，「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遭到批鬥和挨整。這起「謀殺」冤案，遭誣陷迫害的多達99人。其中捕押在監獄的9人，隔離關在政法幹校內的23人，逼死2人，逼瘋3人，整成終身殘廢的1人。
曹軼歐對「專案組」刑訊逼供、以假作真的卑鄙行徑極為讚賞，又寫信，又送「語錄」，一再表揚是「高舉」、「活學活用」。在康生、曹軼歐的鼓勵下，刑訊逼供愈演愈烈。他們要攻破石磊這個「堡壘」，但直到最後還是連一根稻草也沒有撈着。石磊是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關押了7年，受盡了種種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極大摧殘，九死一生，始終頂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軼歐的旨意，公安部領導小組謝富治、李震等製造了一份報送中央的假報告，以逼供出來的假口供為依據，加上拼湊捏造，硬把蘇枚自殺說成是「謀殺」，誣說是石磊、聞伯俊、宋公田「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地謀害的」。謝富治等同康生、曹軼歐一樣，最害怕他們所謂的「黑調查」，也就是害怕揭開蘇枚歷史上的謎團。說「黑調查」是對蘇枚「進一步進行政治陷害，惡毒地攻擊康老」，「其用心險惡，無以倫比！」總之，蘇枚的歷史是觸動不得的。在報告中還說：「他們的黑後台還有待於深挖」。看來是想把他們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羅織進來，這才是真正的用心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