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韓國風」的興起促生了中國東北朝鮮族大規模的跨國流動。不同於「韓流」對外輸出服飾、音樂、影視作品等流行文化，「韓國風」特指中國朝鮮族對前往韓國務工表現出的極大熱情。在韓國，朝鮮族主要從事的是困難、骯髒而危險的3D(difficult, dirty, dangerous)工作。包括在餐館、工廠、旅店、建築工地等打工，雖然身處底層，但這仍成為他們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積累財富和實現向上流動的有效策略。2014年，韓國移民局公佈了在韓中國人的統計數據，其中中國朝鮮族為590856人。通過在韓國打工積累的存款，他們維持着留守中國農村的朝鮮族社群的日常生活，並維繫着跨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由於「韓國風」的影響，留守中國的朝鮮族變得更加城市化，現代的、韓國式的生活方式得到大力推崇，消費主義在當地社會盛行。跨國務工潮也使中國朝鮮族逐漸從土地上得到釋放，從原先傳統的水稻農業民族變為具有很強流動性的勞動力群體。而原有的土地資源以及水稻種植技術等文化資本，從90年代初開始以土地承包的形式逐漸轉交給當地漢族農民。可以說由於跨國務工，目前中國朝鮮族正處在自他們進入中國以來最富裕的時期，過着遠比當地漢族優渥的物質生活。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年輕勞動力的大量流失，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成為中國東北韓族社會中最主要的成員。伴隨着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以及來自韓國現代社會文化源源不斷的輸入，東北韓族的社群關係與身份認同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在半年的田野考察里，筆者見證了吉林省梅河口市朝鮮族鄉村的生活情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里，貫穿着他們模糊的自我認知及無法在地化的文化困境。而自我想像與空間想像，則成為了一種處理身份焦慮以及考量其與中國主流社會關係的手段。
▍誰是朝鮮族：朝鮮人的少數民族化過程
中國朝鮮族並非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民族，而是在一個世紀前從朝鮮半島大規模移民進入的外來民族。正因如此，朝鮮族在80年代後期開始向韓國的跨國流動才顯示出了它的特殊意義--這是向着「故土」(ethnic homeland)的大規模回歸流動(returning migration);反映了他們在官方層面的「祖國母親」(中國)與民族血緣層面的「故土」(韓國)之間曖昧的位置，與模糊的自我認知。朝鮮族在中國經歷的少數民族化過程體現了國家力量的滲透和民族主義的實踐。這一過程與當今他們面臨的歸屬困境與身份焦慮相呼應，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改革開放後朝鮮族在中韓兩國之間的尷尬處境，及其在處理與中國主流社會，和土地關係時的困難。
自朝鮮族來到中國至獲得中國公民身份，並成為被官方認定的56個少數民族之一，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從朝鮮半島向中國的移民發生在1910?1945年間。1910年，隨着《日韓合併條約》簽訂，朝鮮半島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失去土地的朝鮮農民被迫從朝鮮半島遷往中國的東北開荒種田。1911?1920年，約有40萬朝鮮人向海外移民，其中22萬人進入中國東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也淪為日本殖民地。隨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關東軍進一步推動日本人和朝鮮人向中國東北移民，並建立集團部落、開墾水田，為其亞洲戰場提供糧食。在這一時期，約153萬朝鮮人被遷至中國東北。至1945年二戰結束，在中國的朝鮮人超過216萬。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登記在冊的中國朝鮮族共有1830929人，其中吉林省朝鮮族1040000人，居全國首位。
最早進入吉林梅河口地區的赤貧朝鮮農民，或從漢族地主手中租賃土地成為佃農，或開墾荒地種植水稻。1947年的土地改革使朝鮮農民與當地漢族貧農一樣分得鬥爭果實。在梅河口，110萬畝的土地被重新分配，華原鎮鐵路以北的低洼農田被分給朝鮮族村民以種植水稻，鐵路以南的旱田則被分給漢族人種植。土地改革使朝鮮人在異國他鄉獲得了與漢族人相同的待遇，同時也極大提高了共產黨在朝鮮人中的聲望。
如果把土地比作共產黨給朝鮮人的禮物，那麼積極參加紅軍則是朝鮮人表達忠誠的方式和獲得公民身份的條件。朝鮮人積極支援國共內戰，約有65000人加入了紅軍--當時朝鮮族人口約為110萬，也就是說6%的人都加入了前線，而超過10%的人口則在後方提供支援。所有參加國共內戰的朝鮮士兵隨後也全部參加了韓戰。對朝鮮族進行戰爭動員既是國家權力滲透的過程，也是將其納入民族主義範疇的表現。自1927年共產黨成立，朝鮮人就始終是其聯合的對象。1928年，共產黨正式承認了朝鮮人與漢族相等的權利與公民身份，不過在1949年以前，朝鮮人擁有中朝雙重國籍。1957年，國家正式取消了他們的雙重國籍身份，自此中國朝鮮族的民族識別被正式確立。
▍中國朝鮮族為何能大規模前往韓國務工?
朝鮮族被納入中國的56個少數民族至今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但老一輩尤其是第一代進入中國的朝鮮族移民對朝鮮半島仍舊保留着深厚的記憶和情感，許多人在韓國仍有在世的親屬。民族歷史記憶和血緣紐帶成為了80年代後期朝鮮族大規模赴韓務工最重要的文化資本。
弗吉尼亞大學的人類學教授Freeman認為，中國朝鮮族的跨國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韓政治經濟關係重構的產物。中國在後毛澤東時期對全球經濟的開放，恰與工業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韓國勞動力的缺乏相吻合。改革開放使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得到釋放，而對於東北地區來說，作為中國曾經的重工業中心，其地理政治與軍事優勢在改革開放來臨時未能成功轉化為經濟優勢。計劃經濟下「鐵飯碗」的抽離，使一大波國企工人下崗，與脫離土地的農民一樣成為剩餘勞動力。因而在筆者看來，在國內改革開放的「推力」和韓國經濟發展的「拉力」下，改革開放後朝鮮族可能是中國包括漢族在內最具流動性的族群。除了國際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增強與國內經濟變革的影響，朝鮮族的跨國流動還牽涉到他們與中國主流社會的關係、對中國土地的歸屬感，以及朝鮮族的歷史記憶。因此朝鮮族的跨國流動是探究在國家權力之下少數民族與地方脈絡關係的合適案例。
在改革開放後，梅河口華原鎮同樣面臨着勞動力的大量剩餘，人均2畝的土地僅夠年吃年用，連送孩子上學都成為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隨着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梅河口地區的實施，農村剩餘勞動力積極投入第三產業，朝鮮族也開始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資源尋找機遇。最初，他們在全國各地開朝鮮族飯店、賣泡菜。80年代早期，華原鎮5800個朝鮮族人中，就有超過1000人外出經營食品生意。這些小生意能為他們帶來1000元左右的年利潤，這也是朝鮮族最早脫離土地的嘗試。
到了80年代後期，一些朝鮮族人通過假結婚的方式前往韓國打工賺錢。71歲的張明華就是當年張家村里第一批去韓國打工的人之一：1985年經同村人在韓的親戚介紹，她認識了一名願意與她假結婚的韓國人。在支付3萬元費用後，她成功嫁去韓國，並在一周後更改了國籍。之後的十年，她都在韓國的一家化妝品工廠打工，最終賺了錢回來在鎮上買了樓房。
1992年中韓建交後，朝鮮族被允許前往韓國探親。借用探親的名義，更多的朝鮮族人開始在韓國找工作。兩年後，梅河口當地政府與中介開始代辦赴韓的勞務和研修生培訓。華原鎮鎮政府還聯合吉林省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選拔年輕健康、年齡在18?30歲之間的青年勞動力前往韓國打工。到2014年，韓國政策允許凡中國朝鮮族都可以申請五年多次往返簽證。至此，在我進行田野考察的吉林省梅河口市華原鎮，共有8個朝鮮族村，5130名朝鮮族人，其中超過4000人在外打工，人口流出地主要是韓國。在韓國打工能給他們帶來每人每年約十萬元人民幣的淨利潤，朝鮮族與韓國之間的血緣紐帶及天然的語言優勢，是朝鮮族得以實現大規模跨國流動的重要民族文化資本。
然而，對於已經在中國落地生根半世紀之久的朝鮮族來說，跨國流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與許多中國農村留守家庭的情況相似，朝鮮族的大規模流動改變了傳統的家庭結構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引發了諸如代際矛盾、兒童關愛缺失，以及道德和價值觀念上的困惑與混亂等問題。而跨國流動給朝鮮族帶來的族群變遷相比起來卻更加複雜：首先，朝鮮族的跨國流動須在中國被納入全球資本流動和國際勞動力市場作用的背景下來理解。朝鮮族在中國和韓國之間充當着資本流通的媒介。其次，如前所述它同時反映了中國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即城鄉斷裂和農村發展困局之中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況，揭示了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第三，朝鮮族的現狀，是中國邊境地區少數民族與漢族，少數民族與當地生活資源，及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一種反映。同時，對於朝鮮族內部來說，還是對其地方社群關係與空間想像的展現。接下來，筆者將嘗試從家庭結構、留守老人的生活，和朝鮮族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入手來討論在跨國流動下的朝鮮族的族群變遷、身份焦慮與文化困境。
▍跨越國界的家庭
如同漢族的留守家庭，朝鮮族也面臨赴韓務工和撫養子女的兩難。為了更好地滿足經濟上的需求，更多的家庭選擇夫妻雙方共同赴韓務工。然而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時，兒童撫養和老人的贍養問題也顯得更加棘手。家中的老人尤其是女性親屬(奶奶或姥姥)成為了替換母親角色的最佳人選。在筆者的考察中，絕大多數的家庭都選擇了這樣的模式來進行家庭分工，因為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在城市裏上學，家長也都在學校附近買了樓房，所以看管孩子的老人便跟着孩子從農村遷入了城市。三代人之間的家庭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傳統朝鮮族家庭中處於家庭結構最上層的老人，由於代替履行自己子女的父母職責，而從最上層轉移到了中年人和孩童兩代人之間，成為了家庭關係中重要的中間人和代理人，其職責包括撫養孩子和家庭財務管理。在韓打工的夫妻一般會定期給家中老人匯款，以保障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消費。67歲的崔英愛對在韓子女質疑自己的消費情況表達了擔憂：「我給我兒子看他的兩個孩子。兒子每月往家裏寄3500元作為生活費，但是現在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一個月3500塊經常是不夠用的，我又不好意思老開口多要，子女賺錢也不容易，就會經常跟鄰居借，等下個月錢進來了再還回去。兒媳聽說了這個情況，就很不明白為什麼錢老是不夠花，問我錢都用到哪裏去了，讓我覺得很不自在。」儘管有時候會抱怨自己承受着來自孩子的父母監督的壓力，但與在農村留守獨居的老人相比，仍舊可以說這些老人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接管撫養孩子的責任和分配財產的權力實現了自身在家庭中的價值。
在筆者看來，跨國家庭在流動中表現出一種「積極分裂」(active disintegration)的狀態--即一方面因為空間上的距離，對留守兒童和父母之間造成了情感的疏離。許多多年未見過父親的孩子不願意和父親溝通感情，而一些從小就與父母分離的孩子會認為父母是可有可無的，認為父母只要定期往家裏匯錢就可以了。這可以理解為家庭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分裂。另一方面，對家庭關係的衡量並不能簡單地以空間距離為標準，儘管親子關係產生了異化，但父母總是盡其所能地維護着跨國的家庭關係，對他們來說，這種維繫的途徑主要有三種：通過電話與社交網絡進行日常聯繫，偶爾從韓國回來探視，以及定期的匯款。
定期的匯款是支撐留守老人和兒童現代的生活方式，滋生消費主義和維繫家庭關係的重要因素。留守的家庭熱衷於使用韓國品牌的產品，並相互攀比。韓國產品覆蓋了當地朝鮮族家庭用品的方方面面，從日常生活用品到衣物、保健品和家用電器，家家戶戶都安裝了韓國衛星電視。韓國品牌往往被認為比中國品牌的產品有着更好的質量和更高的價格。因此基於對韓國的民族認同以及對更好的產品質量乃至生活質量的追求，從日常消費到休閒娛樂，使用這些進口產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生活品位上的優越性。例如，從韓國回來探親的務工者也時常互相展示從韓國購回的奢侈品，以維持自己的「面子」。使用和展示韓國的現代商品，儼然成為朝鮮族區別於其他群體的重要生活方式，甚至不用韓國品牌的人，會被視為異類，無法及時跟進現代文化，融入圈子。相比仍舊從事農耕的漢族農民，追捧韓國文化、使用韓國現代化產品的朝鮮族已經成為了「有錢人」的代名詞。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也使其自身被重新定義，形成了一個可視的族群邊界。
▍老齡化的社會：孤獨、疾病與土地的轉讓
與進城撫養孫輩的老人不同，留守農村的獨居老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他們的孫輩或在城裏的寄宿學校上學，或在外地求學工作，因此他們既不承擔代替母職的責任，同時也失去了掌管家庭財政的權力，在期盼逢年過節子女能回家探望的孤獨中，他們更像是在朝鮮族跨國流動和家庭結構變革的過程中被遺留、拋棄了。
農村裏的朝鮮族社群面臨着嚴重的老齡化。留守老人生活孤獨，且必須獨自面對身體的病痛折磨乃至死亡的威脅。在筆者考察的張家村，留守的32人大多數年齡超過70歲。他們的子女基本都加入了赴韓務工的大軍，其他少部分年輕人也在北京、上海等國內大城市工作，孫輩幾乎都在市區上學。由於年輕一輩的缺席，家庭難以給老年人提供生活趣味，嚴重老齡化的社群為了滿足娛樂需求和在突發狀況發生時擁有保障，幾乎在每個村都成立了「老年協會」，這也是東北農村朝鮮族最重要的社會組織之一。協會成員時常一同打門球、唱民族歌曲、跳民族舞和郊遊。除了組織娛樂、社交活動和健身項目，梅河口市的老年協會甚至還為會員提供免費的喪葬服務。因為大多數朝鮮族老年人很少與當地其他族群(如漢族)有密切往來，所以老年協會幾乎成為朝鮮族社區維繫族群關係和文化歸屬的唯一紐帶。
在老年協會無法組織活動的嚴冬，老年人只得自行排解寂寞。男性聚會吃飯喝酒，女性則做家務、看韓劇、打麻將。相比起來，當地漢族的老年協會只是一個「空殼子」。由於大多數朝鮮族老人可以依靠子女從韓國的匯款生活，他們幾乎都不再從事經濟效益相對低下的農業生產，在移民中國初期和建國後分得的土地也基本都轉讓給當地漢族農民進行耕種，對韓國現代文化的追附及更加城市化的身份認同日益替代掌握精湛水稻種植技術的農民身份，成為留守老人的文化資本。而與此同時，從承接土地到掌握原先朝鮮族的種植技術，留守當地的漢族老年人卻更多地投入農事勞動，忙於生計，無暇組織娛樂活動。在朝鮮族老年協會娛樂活動更加豐富和物質生活日益優渥的表象之下，反而更體現了朝鮮族留守老人的寂寞、無助與矛盾。在對追認民族身份的希冀，對現代化生活的追求，和留守落後閉塞的中國東北農村的現實矛盾的漩渦中，朝鮮族老人的生活顯得尤為空洞。當這種孤獨與病痛糾纏在一起，東北農村漫長的冬天顯得更加蕭瑟。
在訪談中，筆者無數次聽到朝鮮族老人表達對肢體病痛的恐懼及內心的無助感，心臟病、關節炎、風濕、中風等常見的老年人疾病在這裏的發病率非常高。有助於朝鮮族進行跨國流動的語言優勢，在留守老人這裏卻成為導致無法及時就醫的語言障礙--除了地方領導或精英能熟練掌握漢語並流利溝通外，大部分人只能聽懂一部分漢語。即便在韓國的子女會時常從韓國給他們郵寄各種保健品、藥品，但這種跨國流動帶來的些許支持在留守老人的實際生活中，幫助幾乎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數人只得默默承受家庭缺失和疾病帶來的痛苦。
由於缺少子女的陪伴，老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更加被放大--受訪的所有老人都覺得自己將無可避免孤獨地死去，他們遠在韓國的子女是無法依賴的。儘管「孝」在朝鮮族的傳統文化與家庭關係中是一個核心準則，然而在這種大規模流動對傳統家庭結構帶來的衝擊之下，處於邊緣地區的朝鮮族家庭面臨着比漢族更加嚴重的傳統解構的局面。脆弱的留守老人只得彼此團結、依賴，他們是彼此的唯一保障。
除了無法從親人身上得到慰藉之外，如前所述，這些老人傳統上與土地的緊密聯繫也被解構了，他們並未能在中國東北農村的土地上尋得安慰和歸屬感，已經脫離土地的他們，成為了一群游離在土地之外的農村人口。他們放棄了水稻的耕種並將土地承包給當地漢族農民。而自朝鮮人進入中國以來，種植水稻一直是他們最主要的生存、生產方式，東北近代水田的開發也得益於朝鮮人在水稻技術和農田拓展上的貢獻。而由於朝鮮族農村勞動力的極度流失，至今在筆者調查的華原鎮，上萬畝朝鮮族的水田已經全部轉讓，換來朝鮮族老人每畝每年600元的收入。
雖然如今朝鮮族與漢族承包戶之間保持着友好的合作關係(他們選擇將土地以村為單位承包給知根知底、信譽良好的漢族鄰居)，但由於土地轉交後得以較為集中地管理耕種，機械化耕作也逐漸代替原先的手工勞作，人工成本減少，產量也得到提高。因而「東北大米」這個曾經由朝鮮族打造出口碑的文化資本和農業知識技術資源，現在也被完全轉交給了曾種植旱田作物的漢族農民。種植水稻的傑出農耕技術不再是劃分朝漢邊界的標識，而完全被漢族重新吸納。水田的轉讓也正是朝鮮族半世紀以來在中國東北無法在地化的困境縮影，是其對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對中國土地的歸屬感進行重新認知的一種舉措。
▍死亡儀式、自我認知與身份的撕裂
朝鮮族跨國流動帶來的影響還表現在人們對死亡的觀念上，死亡儀式的巨大轉變揭露了他們與中國土地的關係和基於土地關係的空間想像--即在兩個民族國家之間基於歷史記憶的自我定位。
在一次關於死亡儀式的談話中，65歲的鄭成煥告訴了筆者他家裏的故事：「當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弟弟堅持要把他土葬，好給後人祭拜。但是我阿姨說如今孩子們的情況跟以前不一樣了。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生活，他們不可能每年都為了清明節大老遠回來一次。如果建了墓，那就會變成沒人認領的墓地??所以最終我們還是把他的骨灰撒到了江里。我聽到老人們的說法，如果骨灰撒到河裏了，就可以順着河流進入大海，最終回到我們在朝鮮的老家。然後現在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傳統。」
像鄭成煥的家庭這樣在死後拋撒骨灰的做法在現在的朝鮮族社會中是十分常見的。從土葬向火葬並撒骨灰的轉變始於中國的殯葬改革。1969年，梅河口推廣火化取代土葬，但這一年朝鮮族只有10人接受了死後火化。到1984年，梅河口政府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推行殯葬改革的若干規定》，規定要求殯葬必須執行火化，少數民族也不例外。在這一過程中，朝鮮族的殯葬改革貫徹得更加徹底--不像漢族人悄悄地在山上或是自己的田間進行土葬(埋葬屍體或是骨灰)並立碑供子孫後人祭拜，幾乎所有的朝鮮族人都選擇在山上或是流動的河流中拋撒先人的骨灰，此後每年的祭日和清明節，也沒有了必須掃墓祭祀的習俗。不難發現，喪葬儀式的改變與朝鮮族大規模跨國流動的過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頻繁的流動是造成朝鮮族積極由土葬轉變為火葬並拋撒骨灰最直接的原因。由於頻繁的，遍及全族的跨國流動，定期祭拜祖先墓地幾乎成為一種奢望，所以必須建構一套新的文化傳統來處理死亡和人與土地的關係。
在筆者看來，「撒骨灰」這一新喪葬儀式的形成至少傳遞着三層文化意涵。第一，它是在當地社會脈絡中劃分族群邊界的一種方式。這樣的自我分離是為了強調與當地漢族的區別，表現自己的獨特性。第二，對於老一輩人，撒骨灰是從物質層面與子孫後代切斷聯繫的形式。這解釋了他們在面對死亡時遇到的處理社會關係的困難，也可以理解為在巨大的流動性之下，老人不願自己的死亡成為年輕人的負擔。第三，這也是朝鮮族與中國東北的土地切斷聯繫的象徵性手段--老人們想像在自己死後能通過時間和空間的穿梭，回到朝鮮半島的「老家」，那個他們在一個世紀前出來的地方。換句話說，在成為少數民族的這半個世紀當中，他們未能夠成功地與當地社會和中國土地建立成熟緊密的歸屬聯繫，當他們受到自身家庭頻繁流動的、複雜的身份認同挑戰時，他們無法不在跨國移民的背景下艱難掙扎，而喪葬儀式的改變，也只是在形式上和想像中彌合這種跨越時空的身份割裂。
那麼跨境流動的朝鮮族群體究竟能否真正實現向想像中的韓國故土的「回歸」?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李楠在她的研究中作出了質疑，在韓國務工的朝鮮族回到「故土」(ethnic homeland)之後並未受到韓國政府和社會的公正待遇--他們對人群的劃分不是基於民族或血緣，而是社會階層和技能。在韓國人眼中的「我們」並未包括從中國來的「朝鮮族」。因此在韓國的主流社會中，朝鮮族無法避免地遭受歧視、等級差異與邊界的劃分。因此在韓的朝鮮族同樣被邊緣化，為了保護自己，他們於是傾向於淡化民族認同，轉而強化國家認同，稱自己為在韓國的「中國人」：50歲的鄭先生向筆者抱怨在韓國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在飯店打工時老闆態度苛刻，工作壓力使他在一年內瘦了30斤。這使他認識到從事3D工作的中國人在韓國是不可能被認可的。
在政治和民族的雙重身份(Chinese citizen and Korean nation)之下，朝鮮族似乎成為了在兩個國家之間游離的、無處安放自己的群體，他們既無法融入現代韓國社會，也並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很好地整合入中國的主流社會，在東北的朝鮮族熱烈地追捧「韓國風」，而在韓國的中國朝鮮族卻認識到無法融入的殘酷現實，於是夾在兩個民族國家之間的朝鮮族處境十分尷尬，在文化歸屬和身份認同中經歷着無盡的矛盾與撕裂。
▍結語：何去何從?
自1980年代起，「韓國風」不僅造成了勞動力和資金在中國東北與韓國之間的頻繁流動，更導致了朝鮮族在兩片「土地」之間的彷徨與掙扎。他們最先以佃農的身份來到中國，後來獲得土地，以農業生產在中國立足。然而近幾十年來國際市場和國家發展帶來的流動使他們可以不再依賴土地進行農業生產，在脫離土地、通過跨國務工快速向現代化生活靠攏的同時，也喪失了土地作為一種資本來源和身份歸屬的基礎。與土地之間的關係轉變，雖然使他們完成了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現代化，卻也使他們重新面臨身份認同的困惑。不論是對於不能親身回到「故土」的老人，還是通過跨國務工來到韓國的年輕一輩，雖然韓國代表了文化故鄉的想像和美好生活的希望，但他們始終不能脫離中國人的身份，成為一個「真正的」韓國人。他們只能透過死亡儀式和其中蘊含的空間想像回到他們虛幻的精神家園。在這個掙扎、超離和回歸的過程中，他們沒有一個真正的「家鄉」，而必須實際面對夾在中韓兩種文化、兩個國家之中的身份和歸屬兩難，既不能很深地融入中國主流社會，紮根於中國土地，也被韓國主流社會所排擠。這種空間想像意義中的流動，真正定義了中國朝鮮族這個矛盾的、有歧義的身份，和跨邊界族群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