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告密成為一個社會熱點，我曾寫過兩篇文章，分別以《從〈聞香識女人〉看中外告密觀》和《漫長的1984：竊聽風暴結束了嗎？》為題，從文化的角度解讀告密。文章發表後貼到博客上，陸續看到網友的一些反饋，感到有必要回應一下，並把想說的話說完。
我在文章中曾談到基督教文化的「告密對象」是上帝，有網友跟帖說：還有宗教裁判所。不錯，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時，很多婦女被告發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問，被判監禁甚至處以火刑，一些科學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樣命運。基督教徒的懺悔，當然是向神父或牧師告解，因為他們是上帝在人間的牧人。將告發異端視同告密於上帝，這與個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觀極其相似。
我提出了評判告密行為的三條底線：一看動機是被迫坦白還是主動陷害；二看告發的內容及傷害程度；三看事後有無補救和懺悔。有網友在表示贊成的同時，指出這是「良心」層面上的，還應考慮「愚弄」、「受騙」層面。我很同意這位朋友的觀點，在極權主義時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腦」後主動「大義滅親」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但是，在信仰權力的狂熱年代告密不斷，在沒有信仰的功利年代告密不絕，才是一個民族的雙重悲哀。
我談到1989年東德倒台之際，秘密警察的檔案被公開，人們震驚於至親好友的臥底身份，引發了一場社會休克。有網友說：「我建議焚毀。時過境遷，何必還要一些人惴惴不安呢，曹操戰勝袁紹後燒書信的做法德國應該學學。」接着又有網友跟帖說：「那是因為曹操要接着玩那一套。」生性多疑的曹操，在焚毀部下通敵書信之前是否看過？誰也說不清。他無非是玩弄「使功不如使過」的權術，與起用「右派」當告密者同出一轍。
有朋友訪德歸來談到，經歷過希特拉時代的人，特能理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威權時代不僅有集團作惡，而且有群體作惡，很多人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或崗位，程度不同地做過傷害他人的事情，是一個互害的體制及群體。引爆告密材料「傷人太重」，招致各方的制止和反對，是因其觸發了很多人靈魂深處的罪孽感：從八九十歲的老人到莘莘學子，都可有能幹過這種下三濫的勾當，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干……
回顧告密的歷史：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教化體系，在道德價值上都不認同非正義的告發；但只要有專制政治存在，統治者都鼓勵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獄史不絕書；極權政治更發展到以權力為上帝，倫理屈從於權力，不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靈魂。事無巨細都在權力的掌控中。
在20世紀，當一種外來的威權文化被輸入到中國後，個別地區開始「以革命的名義」，開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迅速實現了本土化。50年代推廣到全中國以後，不斷鼓勵告密和背叛，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極，不僅革命「觸及靈魂深處」，而且文鬥武鬥並舉，令全國陷入「紅色恐怖」的活地獄。如今，這套違背良心和倫理的「特色文化」雖早已衰敗，但仍蟄伏於我們的生活中。
當告密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們便習慣於「以不正常為正常」，一旦把這套告密體系晾到陽光下，各種反應反令人大跌眼鏡。或許是出於善意，有朋友主張歷史創疤揭不得，一筆糊塗賬推給體制當總替罪羊，不追究多數人的責任。應該承認告密是體制的產物，但如果沒有眾多的告密者，告密體制也無法維持，一個告密成風的社會，同時也是多數人參與的暴政。
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也會有什麼樣的人民。壞政府也是人民的兒子，毛病是爹媽慣出來的。一個壞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為有好公民它就幹不了壞事，所以從教育上重點培養奴才、告密者和小人，蓋因其內部就不乏小人之輩。這種惡性循環的文化怪圈，難道不需要徹底打破嗎？
有人指責「鞭屍式」的拷問對於長者太過嚴酷。尊老是一種美德，但不包括他的錯誤，「大家有錯」不是免責的理由，提出控訴者也是受害當事人，非你所指的道德審判者。請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長者傷害了你家長者，難道事後連求證真相的權利都沒有嗎？如果你傷害了他人且天良未滅，難道連道歉的勇氣都不具備嗎？寬恕應以懺悔為前提，無原則的「恕道」等於鄉愿。儒家講「反求諸己」「三省吾身」，但中國人很少反思自己從權從眾、助惡為虐的「國民性」。
曾有作家對德意志民族發出這樣的感嘆：作為個人是那麼優秀，但作為群體又那麼可悲。第三帝國滅亡後，德國的孩子們經常會向父親發問：「爸爸，那時候你幹過什麼？」東德政權倒台後，孩子們再次提出同樣的問題。這不僅是未來對歷史的拷問，也是對一個民族靈魂的拷問。
今天，我們嚴肅地向自己的長輩和同胞求證真相，進行從歷史到文化層面的反思，就是要從根本上祛除這種扭曲人性的「低俗文化」，不再重犯歷史的錯誤，讓孩子們健康成長，讓這個民族有未來。
2009年5月17日風雨讀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