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2日，在毛澤東廬山新別墅的書房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五個常委除毛澤東外，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主張設，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
周恩來說：「如果設國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動中過於勞累，今後在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其他國家領導人代理。」
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
林彪沒多說話，附和大家意見。
這樣，五個常委中除毛澤東本人外，其餘四人都同意設國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國家主席。其所以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是因為毛四次公開講不設國家主席，他不當國家主席，背後又佈置林彪發起動議推薦他當國家主席。大家對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沒有摸准。袁世凱是在「兩推兩讓」後答應做皇帝的。
據頗知林彪集團內幕的大陸報告文學作家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對黃吳李邱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對我至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建議。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們知道，當時軍隊和中央黨政方面的很多領導，都對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動員我，想和我結盟，推張春橋當總理。我看清了，如果張當了總理，以後江青就會當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絕對不能在那樣一個女人下工作。
這段話是理解撲朔迷離的廬山會議的關鍵。從九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兩次推舉林彪當主席團主席來看，毛兩次與林彪個別交談說「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當黨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當。所謂「可信」，是說這個話確實說了，不是說毛誠心禪讓;恰恰相反，這是毛誘使林彪犯「搶班奪權」錯誤的大陰謀、大陷阱。當林彪「奉命做事」，帶頭髮起建議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時候，毛澤東判定這是林彪個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搶班奪權」。搶哪個班?搶黨主席的班;奪什麼權?奪黨主席的權。毛澤東所看重的是黨主席和與此相連帶的軍委主席的權，不是那個虛君元首國家主席的權。因為毛私下對林作過承諾，把黨的主席讓給林彪，自己「當國家主席」，林彪堅持要毛當國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讓出黨主席的位置，毛澤東的雷霆之怒起自這裏。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南巡講話中，毛澤東說漏了嘴，泄露了天機。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說：
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議程和九大路線。「九一三」之後，當毛澤東審定準備下發的南巡講話稿時，親自把講話記錄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有意混淆視聽。毛講話時，是講林彪要當黨的主席，但林彪在廬山講話並沒有表示出這樣的意向來，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審定記錄稿時改成「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這就引出一個新問題來，為什麼周恩來、康生提議設國家主席沒事，林彪提議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反黨綱領呢?因為毛沒有對周、康許諾過要把黨主席讓給他們，自己去做國家主席。在毛澤東看來，周、康提議設國家主席，讓他當國家主席，是善意的，沒有逼他交出黨主席位置的潛台詞，而林彪有這個潛台詞，是惡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於奪權」的野心家了。毛澤東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與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談話時說：
那個司令部要我當國家主席是假，林當(黨的)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當(國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樣。
林彪認為，打倒劉少奇之後，召開九大選舉主席團主席時毛在大庭廣眾面前動議林彪當主席團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寫入九大黨章，兩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談話，都是毛澤東真誠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輕信，他認為毛在大躍進中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全黨搞翻，毛應該比誰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後只有林彪能壓得住台，能穩得住局面。離開林彪的支持，就沒有毛澤東一貫正確的歷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澤東會耍他，會給他下套。當他看清了毛的陰謀詭計的時候，憤憤地跟家人說：「你們不覺得他像個痞子嗎?太像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只會輸在我痞子勁不夠上，」據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第二十章記述，林彪確實不想當國家主席，而準備當黨的主席。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步步緊逼中，林彪對林立果說：
老虎，我告訴你一句話，你記住了：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不要說現在千瘡百孔，就是正常情況，我也不知道怎麼管理國家。這樣大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各種事業，都是非常複雜的。我不喜歡行政事務，不喜歡交往，身體情況也不好，不能管理國家。這就是我為什麼覺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從來沒想當什麼國家主席。
我只懂得點軍事，對國家的統一、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熱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力，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話不當國家主席，說得明明白白;後一段話，說要保證「國家的統一……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顯示了要壓台、掌舵，當黨的主席兼軍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準備這樣當接班人的。
在形勢開始逆轉，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前夕，陳伯達正在觀山景，汪東興跑來找他，惶恐不安地說：「我碰上江青了，她說我們的發言是跟她分道揚鑣，這是怎麼回事?」
陳伯達滿有底氣地說：「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是天經地義的正確，不要怕。張春橋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總放在眼裏，他就是野心家、陰謀家。你放心，毛主席不會只要老婆，不要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這也是大局。」
汪東興連連點頭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這時陳汪仍認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毛澤東寧可拋棄老婆，也不會拋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亂局，毛澤東之後只有林彪能壓得住台。像毛那樣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在大局問題上是不會犯糊塗的;再加上毛澤東對江青小打小鬧的批評，更加深了人們這樣的認識。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內心深處，是要把班交給江青，林彪只是個「二傳手」，他的任務是把權杖從劉少奇手裏奪過來，傳給江青，當林彪攥着權杖不肯交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出面逼林彪交出來；當然，他不會直接把權杖傳給江青，他要再找一個「二傳手」，一個他認為能在他殯天以後，自覺自愿地把權杖捧給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寶座的人。毛澤東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擔「家天下」的罵名。
對鄧小平的定位是「軍師」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和鄧小平參加軍委任總參謀長的建議。13、14和15日，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以及準備委以重任的鄧小平陪同下，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他還說：「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繼續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來，意在告訴大區司令們與周恩來保持距離。然後又說：「我給你們請了個軍師，此人就是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是政治局請回來的。」他還談到：「朱德是紅司令，整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權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縱自如。這是封建帝王的統治術，也是毛澤東的統治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把鄧小平保護下來；在鄧被打倒七年，嘗夠了無權之苦之後，又破格擢升他，讓他重新進入權力中心。憑這兩條，他認為鄧小平這次被起用，應該絕對忠於他，感恩懷德。在這種情況下，他又當面表示對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對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不滿，把鄧小平稱為「軍師」，「軍師」者，諸葛亮也，反襯出對鄧小平信任之專，期望之殷。鄧小平比周恩來年輕，身體也好。毛澤東企圖讓周恩來淡出政治舞台，把鄧小平改造成為第二個周恩來，能挑起治國安民的擔子，又有辮子可抓，甘心永遠當第二把手。他希望鄧小平能夠與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鄧小平治理這個國家，而把江青擺在鄧小平之上監國。換句話說，江青坐天下，鄧小平治天下。這是在鄧第二次復出後毛澤東的交班部署。
當時要整頓林彪統領多年的軍隊，尤其需要鄧小平的魄力和才幹。大軍區司令，所帶的兵，所管的地盤，都是一路諸侯，要有鄧小平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強的人，才壓得住，才統得起來。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陳錫聯、楊得志)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戰鬥過。萬一出現反叛，鄧小平在調兵遣將應付危局上是遊刃有餘的。像王洪文、張春橋是指揮不動軍隊的。那時身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張春橋分管海軍，但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根本不買他的賬，兩三個月也不向他匯報。有一次張春橋開會批評海軍，批了一上午，肖勁光一聲不吭，葉劍英也不發表意見，到了中午散會，肖勁光徑直走到葉劍英面前告別，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這讓一旁的張春橋很是尷尬。葉劍英當了大半輩子總參謀長，在調兵遣將方面也沒有鄧小平的優勢。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不僅要鄧小平代替周恩來，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1973年12月22日，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日，中央軍委發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是他完成家天下佈局的最大障礙。他要重用的兩個人，一個江青，一個張春橋，都是叛徒。這件事情周知道。真要把周恩來逼急了，使出這一殺手鐧，可以一舉粉碎「四人幫」，將毛置於政治上非常被動尷尬的地位。毛無法向全黨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麼多幹部，他依靠的就是這兩個叛徒，最後還要讓這兩個叛徒來接班，這是為什麼?搞得不好，毛澤東要翻車。這就是毛澤東一方面施展陰謀權術整治周，一方面又總是留有轉圜的餘地，不把事情做絕的原因。毛「拉鄧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願。早在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就對工作環境的險惡向鄧交了底，並告知鄧小平，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查。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沒想和「四人幫」合作。
毛澤東想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壞了。
1974年4月，聯合國將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聚會，本來應該周恩來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澤東「跟線不跟人」的指示，越過周，叫王海容、唐聞生直接請示毛澤東。毛點名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並密囑王、唐，不要說是他的意見，由外交部提名寫個報告送上來。意在觀察周的反映。讓鄧小平去聯合國亮相，是毛澤東向國內外發出的用鄧代替周主政的信號。周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外交部報告時，江青跳出來反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附議，其他人保持沉默。當周得知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會議是毛澤東的意圖後，積極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報告在26日得以通過。3月2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4月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起程時，周下令組織盛大的歡送儀式，並抱病到機場為鄧送行。
反對鄧出席聯大事件之後，又發生了風慶輪事件。事情的遠因要追溯到1964年，為了儘快發展遠洋運輸業，周恩來做出造船和買船同時並舉的決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1974年9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試航歐洲成功歸來，姚文元在宣傳上大做文章，並在新華社編的專供中央領導人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把周的主張解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江青寫下大段批語不指名地批周，說：這篇報導「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鄧小平只畫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逼鄧小平表態，並提出要揪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拍案而起，厲聲說：「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的意見嗎?!」說罷憤然退場。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和江青公開衝突。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由鄧小平代行總理職權，對鐵路的整頓初見成效，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誰是治世之能臣，誰是亂世之奸賊，鄧小平一出場就壓住了中央文革的風頭，使江青後黨感到嫉妒、惱怒甚至恐懼。經過一陣密謀策劃，他們舉起了反對經驗主義的旗幟，開始反攻了。
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提出現在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他說：「很多問題理論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發生錯誤，思想上的錯誤就會變成政治上的錯誤，使資本主義大泛濫。」4月1日，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紅旗》第四期發表。江青在4月5日的講話中點明：「春橋同志的文章還有一個重點，黨內現在的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從延安整風以來，周恩來成為經驗主義的代表。中層以上幹部都知道，批經驗主義，就是要批周恩來。上海《解放日報》擴大了批判對象，著文說：「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於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這就把鄧小平領導廣大務實派對國民經濟的治理整頓全批在裏面了。江青後黨批經驗主義，矛頭所向主要是反對鄧小平的整頓。
4月18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鄧小平陪同在座。毛澤東是這樣介紹鄧小平的：
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他，現在無事了，我們要他。
會見過後，鄧小平利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的機會談到，自3月以來，江青等大反「經驗主義」，直率地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澤東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抬鄧貶周；兼有批評江青的內容，給足鄧小平面子，要江青團結鄧小平。
他指着周恩來的鼻子說：你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我講恩來、朱德不夠，沒有林彪、彭德懷還沒有力量。林彪寫了短促突擊，稱讚華夫(註：即李德)文章，反對鄧、毛、謝、古。
他又指着鄧小平說：
鄧是你，毛是毛澤覃，謝是謝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對犯錯誤者進行批評，因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辦。直至5月27日，毛澤東指示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從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書面檢討中有這樣的字句：「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指示江青到鄧小平家裏與鄧談心。
毛澤東給足了鄧小平面子，很有點「託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報，期待着鄧小平與江青聯手接管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國家，期待着鄧小平永遠甘當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寶座。他讓江青以「呂后」之尊到寬街鄧府談心認錯，就是要請鄧小平做當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鄧小平沒有迎接，也沒有送客，拒絕做江青的「蕭何」。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一再頂牛，毛澤東對鄧一再挽留，總是留有餘地，總是手下留情，這使「四人幫」大惑不解。箇中原因是毛澤東直到最後也沒有放棄爭取鄧小平站過來的打算。作為大政治家的毛澤東，他深知在他身後只有鄧小平才能「鎮國家，撫百姓」，保證天下不亂。後來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但鄧小平只能當「軍師」不能當「主公」，他必須接受當今呂后——江青，作為後毛澤東時代的「主公」。鄧小平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這樣的條件，「扣」就結在這裏。
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堅決執行全面整頓方針領導人萬里、胡耀邦等被罷官批鬥，教育部長周榮鑫連日遭到殘酷批鬥，在4月12日的批鬥會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對鄧小平仇視的程度，那是遠遠超過對陶鑄仇視的程度的。為防止「四人幫」唆使造反派衝擊鄧小平，4月7日，毛澤東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秘密保護起來。汪東興立即佈置，讓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老8號的房子，並要參謀滕和松作一安全轉移鄧小平的警衛方案，派警衛局處長東方安排一部不顯眼的汽車把鄧小平夫婦從寬街家裏秘密轉移到東交民巷老8號，孩子們繼續住在寬街。
毛澤東如此關懷鄧小平，並不是這位大獨裁者心地善良起來，如果殺鄧小平能夠穩住局勢，讓江青繼承大統，他完全可以藉助造反派害死鄧小平，看看他害死劉少奇時那份得意，那份偽善，就可以知道。四五運動是全國性的，毛澤東不知道驅散天安門的抗議群眾後，局勢會怎樣發展?他自己已經是風燭殘年，再沒有動輒「重上井岡山」的那種豪氣。真要全國大亂，「四人幫」壓不住陣角，還得請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鄧小平的威望，經過二次復出後毛的鼓吹和整頓文革的亂局，已經是威鎮華夏。他在軍隊有深厚的基礎。抗戰時期是一二九師政委，而一二九師的前身是紅四方面軍；國共內戰時期是第二野戰軍政委，淮海戰役二、三野戰軍並肩作戰，他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打倒彭德懷、賀龍，傷了和一野廣大指戰員的感情，逼走林彪，傷了和四野廣大指戰員的感情。整了劉伯承，整了陳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鄧小平，會和二野、三野廣大指戰員鬧翻。毛的權力基礎在軍隊，和四大野戰軍都鬧翻，他怕不得善終。據姚文元回憶：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讓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防波堤。有這道防波堤在，毛澤東就在一個安全的制高點上，他不僅推掉了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責任，而且繼續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打倒那些「走資派」的大救星。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毀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擔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責任，所以他對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澤東這種複雜的心理背景下，他選擇接班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能忠實地守住文化大革命這道防波堤，至於有沒有治國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都在其次;而生產能不能上去，經濟能不能發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個無關宏旨的「目」。他認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擔當這個歷史重任，會抓階級鬥爭，會整治那些抓生產的幹部，不計個人毀譽，誓死扞衛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夠建立，只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淚，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
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這張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夠「託孤」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毛澤東說過許多批評江青的話。為了與「四人幫」鬥爭的需要，為了把粉碎「四人幫」與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統一起來，大陸在宣傳中過多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1975年5月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批評了「四人幫」。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把毛這次講話作為粉碎「四人幫」的根據。據黨史學者考證，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做等。聯繫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毛澤東講話的本意同華的結論差別太大。」其實，毛澤東真正的「親密戰友」是江青。在批《水滸》運動中，「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着政治局成員的面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是反對我起用江青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這裏所說的所謂『頑固派』指的是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干人。」毛澤東在上邊一講，姚文元控制的報刊緊跟，採取一家發表多家轉載的辦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紹?呂后》、《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章。說什麼「劉邦死後，呂后掌權。」「她為人剛毅，曾佐高祖定天下，當政時繼續推行法家路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紹武則天時，吹捧「武則天是一個敢做敢為的革新政治家」，「武則天做皇帝上表擁戴的就有六萬多人」，「武則天政治統治的社會基礎比唐太宗時期更寬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經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之前，出現了各省紛紛寫信，擁戴江青為黨的主席的事情，中國差一點又退回到封建社會去。
本文作者辛子陵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南京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其七十萬字巨著《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影響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