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也好，調離也罷，反正法院從來最不缺的就是人。沒有誰是不可替代的，外面還有那麼多擠破頭想進來的呢。」
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區法院院長劉洪軍於2015年3月在幹警大會上號召，面對司法改革帶來的暗潮洶湧，法官要「點亮信仰這盞心燈」，靜心工作。
事情正在起變化。2015年4月，隨着各地公務員考試報名的陸續結束，基層法院的真實吸引力浮出水面。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至少有8個省份出現了法院崗位無人報名或人數不夠而取消考試的情況。
與之相呼應的，是一些法院對法官離職的限制。4月3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發佈文件，要求符合特定條件的法官在五年服務期滿的情況下，簽署延長服務期的承諾書。
想來的少，想走的多。傳了很久的法院人才荒，可能真來了。
離開法院：有人跳，有人逃
4月14日，是法官陳特離開工作了14年的北京市高級法院，到德恆律師事務所報到的第一天。新單位開出的價碼，是「享受合伙人待遇」。
比他早一年離職的廣東省高級法院前法官劉仕畢，現在在一家金融公司做產品銷售，同時籌備成立一家律所。
據他們介紹，原單位這兩年離職或調走的法官都有五六個人，比以前略多，有一線辦案法官，也有後勤和審判輔助部門的。提辭職時，法院領導會挽留，但基本不會卡人。
發達地區的高級法院一般不太擔心缺少人才，既可以從轄區內的下級法院遴選，也可以從落後地區的法院招。劉仕畢就是2004年從雲南省霑益縣法院到的廣東。
基層法院情況就很不一樣。特別是發達地區，有些辭職法官的狀態更接近「逃離」。
薪酬低並不是最直接的因素。據劉仕畢了解，下海做律師的只是少數。《人民法院報》2014年8月的一篇文章可佐證：相關調查顯示，離職法官選擇最多的是去其他黨政機關，佔比為31.6%，調到其他企事業單位或者從事律師職業的分別僅為1.5%和1.9%。
北京市房山區法院離職法官趙明介紹，該院2014年走了一位副庭長，去的只是一家小國企，月薪一萬二。趙明為他感到虧得慌，問為什麼還走，得到的回答是，「工作辛苦，責任太大，走了再說。先把這個做跳板，看看將來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趙明對此很能理解。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離開，也是因為責任和風險太大。
對於北京等發達地區的基層法院來說，一線法官每年辦幾百件案子是常態。特別是民事案件，千頭萬緒，很難保證不出問題。
趙明曾處理過一個財產保全的案子，應當事人申請到銀行凍結另一方賬號六個月，六個月期滿時，正趕上他結婚，休完假回來就忘了，當事人也沒再次申請凍結。等過了幾個月趙明想起來再去銀行，對方卡上的錢已經沒了。幸虧他運氣好，當事人沒鬧，溝通後得以順利解決。「要不那幾十萬可能就得我來賠。」
趙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法院之前也有過類似的例子，內部交接出了差錯，造成了當事人損失。最後為了避免追責，承辦人自己把錢補上了，一共十幾萬。在商事審判庭，有些案子動輒千萬甚至上億，法官根本賠不起，「弄不好就可能進去了」，這是他最擔心的。
類似的情況後來又出了一次，也是成功調解結案。但事後想起來，還是讓趙明心有餘悸。「責任太大了。而且確實造成了當事人損失，說不清的。說是疏忽，人家會想你是不是收了對方的好處，故意的。」
趙明認為徇私舞弊的法官其實不多，但如果因干預導致錯判，追責下來，恐怕還是法官扛。「領導定的案子，回頭出了問題不認賬。追究責任的時候，還得是你承辦人。」他說。
五年服務期滿後，趙明向法院申請了辭職。離職前開收入證明，算上公積金等，一年剛過八萬，「性價比太低了」。
法院「發大招了」：延長服務期
如果不是在房山區法院，趙明的辭職恐怕不會那麼順利。
2015年4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關於辭去公職的有關要求》正式發佈，在5年法定服務期的基礎上，又對法院工作人員的辭職提出了更多限制。
文件規定，辭職只能在每年6月10日-6月25日和12月10日-12月25日兩個時間段內集中提出。享受過一些「恩惠」的，如已被任命為中層副職的，享受過租房或住房分配的，解決了配偶進京子女入學的，公派出國深造的，等等，要在5年服務期的基礎上再延5年。
文件還規定，因辭職出現違反紀律情形的，視情形給予開除等處分。根據公務員法和律師法的有關規定，被開除過公職的，不得再被錄用為公務員，也不能獲得律師執照。
這份文件被人放到網上後，很快引發廣泛關注。用法官們的話說，為了應對基層法院的離職潮，單位終於「發大招了」。
在大部分法官看來，上述規定實在不講理。單位根本沒有權力單方面延長服務期，或者限制辭職提出的時間。文件還規定，出台之前出現上述情形的，同樣適用延長服務期限的要求，更違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精神。
事實上，西城法院的規定並非首創。南方周末記者獲悉，已出台類似文件或舉措的，還包括通州、大興等區。
早在一個月前，通州法院就出了類似的規定，只是「仁慈」了許多：配偶進京和享受過公租房等住房福利的才需延長服務期，掛職讀書等不需要。符合規定的，可以隨時提辭職，所以反彈沒有西城大。但有一點更嚴，副庭長以上職務的，除極特殊情況外不得辭職或調離。
大興法院的文件更早，2014年就有了，但只是口頭傳達，沒有成文下發。「誰想走了，才拿給你看下，說明有這個文件，看完就收回去。西城傻，直接貼到內網上，能不漏出來麼?」北京市高級法院的法官孫光感嘆道。
兩位大興法院的法官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該院的規定「沒有西城這麼嚴厲」，每年設固定指標，符合條件的人可以提申請，然後論資排輩，誰貢獻大、工齡長、級別高，誰就可以先走。
據東城法院法官錢亮了解，東城的文件也快出了，具體什麼規定還不知道。雖然是個「惡法」，法官們也都在期盼，「總比現在強，全都卡着不讓走」。
有法官認為，北京的基層法院不約而同「發大招兒」，是因為這兩年剛好有一批中青年骨幹到了五年服務期屆滿或即將屆滿之時。北京法院系統2009年、2010年大規模擴招，分別招收了637和746人。而在正常年份，每年入職的不過兩三百人。
對此，孫光的態度有些模糊，「就法院來說，掛職鍛煉，公派留學，費心栽培了你，回頭拍拍屁股就走了，肯定覺得你是沒良心。但在法律上，出這個東西肯定還是有點兒問題。」北京高院一直沒出類似的文件，「畢竟是高級法院，要注意影響」。
真想走，攔得住嗎?
法官流失早不是新聞。新的問題在於，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年輕人開始對法院持觀望態度。想走的人越來越多，想來的越來越少。
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檢索法院崗位無人報考的信息，2012年和2013年分別只有一條，2014年迅速增加，出現在5個省份，2015年又增加到8個省份。在陝西，無人報名的10個崗位，其中一半是法院，最終通過省委組織部的選調得以解決。
在劉仕畢看來，這說明基層法院升遷慢、工作累的情況已在法學院廣為人知，從而影響了畢業生的選擇。
既然沒人來，只能不讓走。因為離職而和單位強行卡人產生衝突的例子多了。在北京房山和東城法院，分別有過服務期未滿考上最高法院和中紀委的例子，筆試、面試、政審都過了，單位不放沒走成。東城區的那位法官後來還被全院通報批評。至於房山區的法官，則在五年屆滿後提了辭職，去了阿里巴巴，後來考到浙江省高級法院。
「所以說真想走的人，是攔不住的。聽說有的法院開始卡着不讓走，法官竟然到紀委舉報法院的某些事，後來就不敢卡了。關鍵是法院自己要變得有吸引力，讓人願意來。」錢亮感嘆，他覺得自己每天案子太多，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自己的生活，精神壓力也很大，有時候雙方當事人剛出法庭，就在走廊里打起來了。「我要在高院也不走，案子少啊。」
對於這一輪的司法改革，基層法官們覺得思路是對的。但對具體的實施效果普遍缺乏信心。
「或許將來會好，但不可能太快。最少也得幾年後，我不想再當試驗品了。」趙明反問道，「司法改革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喊了，這一次真會不一樣嗎?」
在他看來，各地的司改政策，都是現任的法院領導們在弄，很多人的思路還比較舊，而且要平衡各種利益，資歷老的人還是會佔便宜。
趙明最終辭職，去了一家國企，這樣父母更容易接受些。但他身邊的更多人還是不解，「做法官多好啊，為什麼要辭呢?」
(文中趙明、錢亮、孫光等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