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2008年3月由拉薩蔓延全藏地許多地方抗議的刺激，中國政府於2009年特別設立所謂「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定於3月28日(而1959年的此日，中共宣佈解散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每次隆重慶賀，高分貝宣傳「舊西藏」如何「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而「新西藏」多麼幸福。在這種「新舊對比」的噪音中，我翻開了這本學術譯著——《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原著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凌遲是中國具有悠久傳統的酷刑，雖然該詞來自古籍里悠閒爬山、山勢漸緩的描述。在史記與漢書中都記載的有「五刑」，為秦朝時有名的法家與丞相李斯所發明，即在公開示眾的受刑者臉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雙足，施以宮刑，最後腰斬並斬首、或斷舌及剁成肉醬。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極具諷刺地受此刑而死。《殺千刀》評論：「倘若說凌遲是中華帝國法律上最嚴酷的刑罰，那麼它也是大眾印象中最嚴酷的刑罰。」不過它認為「凌遲最早出現在10世紀和11世紀的遼代和宋朝……登峰造極的凌遲出現在明朝」，「清律兩百餘年凌遲了上千人」。似乎著述此書的學者們遺漏了凌遲這一酷刑上溯至秦朝的事實。
《殺千刀》的三位作者(卜正民、鞏濤、格力高利·布魯)都是國際知名漢學家、歷史學者，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注意到西藏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凌遲，是1727年滿清雍正皇帝趁藏亂派往拉薩的第一任駐藏大臣(滿語「安班」即「大人」，專指派駐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滿洲皇帝代表，又稱駐紮大臣)帶去的，同時帶去了實施凌遲酷刑所需的刀具與劊子手。彼時，駐藏大臣與西藏攝政王頗羅鼐合作，在布達拉宮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園林)以凌遲之刑緩慢處死兩位謀殺同僚的重臣，令拉薩民眾從上至下備受精神折磨，在西藏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在西藏著名傳記《頗羅鼐傳》中，記錄了第一次目睹凌遲酷刑的頗羅鼐如何遭受心理創傷，餘生為之懺悔，並在大昭寺供金燈為死者禱。不清楚西藏歷史上曾有過多少次凌遲，據藏人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在《從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一文中所寫：「哈佛大學最近出版的一本對凌遲的研究里(即《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一書原著)，作者們提到凌遲之刑在圖伯特東部，一直到1910年都還在執行，由趙爾豐所下令。康藏人說到中國兵『會讓人慢慢死亡，把身體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臟，而生命終了為止。』作者們認為『此刑可能被當成軍事緊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據記載，1918年中華民國時，也對反抗的康藏人用過凌遲、剝皮、烹刑、車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歷史上138位駐藏大臣從中國帶去的若干外來刑具——除了凌遲用的刀具，還有木枷，藏語稱gya-go，意為「中國門」;還有拶指即夾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沒有藏語稱呼——雖然在西藏本土極少使用，日後卻成了中共誇張揭批「舊西藏」如何殘酷的「證據」。甚至時不時就會陳設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展示給中國民眾看「舊西藏」的殘酷、野蠻與原始，如網上有中國人說：「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宮常年展覽控訴西藏奴隸主的罪惡行徑，人皮、頭骨、各種刑具全是實物。」事實上至今還常有這樣的洗腦展覽。
凌遲既是滿清法律律例中最為殘酷的律例，也是滿清從中國文化繼承下來的傳統。從某種意義來說，是帝制中國威權之象徵，有如今日拉薩街頭的裝甲車、藏人屋頂上的狙擊手，也具有這樣的象徵意義。而「農奴解放紀念日」對「舊西藏」的各種妖魔化宣傳，就差把凌遲酷刑說成是「舊西藏」原創了。
記得幾年前在北京宋莊美術館看到台灣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是用電腦合成影像的方式來處理歷史影像，其中的《本生土》再現的正是1905年北京菜市口的某次凌遲場景，被法國人拍攝到並被製成明信片引發西方對「中國酷刑」的興趣及研究。特別之處在於，不但遭凌遲者的頭顱被複製，藝術家還把自己的影像放進旁觀者之中。
我當時有感於陳界仁的這幅作品而寫下：「凌遲這種酷刑，是誰的發明?//在鬧市街頭，光天化日之下/行刑者把受刑者切成碎片/卻又不准他過快死掉/給他餵食鴉片/讓他恍恍惚惚/再一刀一刀剜割他的肉體/甚至要割千刀以上//受刑之人，什麼樣的罪過/既不准他活，也求死不得?/因為吞食了鴉片/莫大的痛苦也變得麻木/可能還有點飄飄然//聞訊奔來的人們擁擠着/爭相觀看這奇觀/擊掌叫好，陶醉其中/或者嚇得睜隻眼閉隻眼//惟有執刀的行刑者一絲不苟/沉浸在劊子手的快感中……//這也是被凌遲的西藏/被凌遲的中國/被凌遲的這個世上的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