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息日前突然披露，在未有任何風聲的情況下，習近平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中將「綠色化」納入十八大拋出的「新四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理論體系中，使得「四化」變「五化」。內部人士聲稱，這一變化雖然並非僅僅是單指環境保護層面，但亦表明在習近平力推下，環境保護已被定性為「政治任務」，也意味着中國的環境安全正逐層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不排除對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極有興趣的習近平，可能動用國家強力對涉及環境問題的國民活動進行全面干預。在此之前，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力推將三中改革囊括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新加坡是一個美麗清潔的島國，680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幾乎無處不見花，無處不披綠，享有「花園城市」的美稱。但「花園城市」的建設經歷了一段痛苦的過程。新加坡1965年獨立後迅速工業化，經濟高速發展和人口增長使新加坡完全成為一個城市國家，各類建築覆蓋了三分之二國土，鄉村銷聲匿跡，耕地喪失殆盡，糧食、蔬菜和肉品完全依賴進口，水資源日益短缺，治理空氣污染和保持城市清潔的壓力越來越重。為此，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以鐵腕手段強力干預，甚至不惜留下「獨裁者」干預個人私生活的罵名。新加坡亂掉垃圾會被有關部門召去充當反面教員，穿上標誌垃圾蟲的服裝當眾掃街，藉以示眾。新加坡也設立了相應的專門機構，負責確保各項建設和社會活動不會引起不可控制的健康問題、安全問題和污染問題。李光耀聲稱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柴靜用一系列「驚悚」的數據喚醒了中國人對霧霾的重視，也揭開了環保部門執法無力、利益集團操弄公益要挾公眾、普通公眾急功近利等等惡因。稍早前，中共官方消息顯示，山西省環境保護廳原黨組書記、廳長劉向東「落馬」，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值得一提的是，劉向東曾在柴靜紀錄片《穹頂之下》中出鏡，回應環保部門對違規項目監管不力時直言「環保部門就是地方政府養的貓」。觀察人士指出，藉助柴靜紀錄片的輿論效應，中紀委順勢拿下曾經高調的環保官員，也意味着將開查環保領域腐敗行為，而作為能源大省的山西省自然首當其衝。
柴靜的紀錄片如同打響了環保的「前哨戰」，不獨官場震動，也引起中央在政策層面進行調整的考慮。不久前，飽受炮轟的環保部長周生賢下台。3月7日，中國「兩會」期間的環保部記者會上，談到當前的污染有多嚴重，剛剛履新環保部部長的陳吉寧坦言「中國的排污強度已經成為史上最高國家」，被問道環評方面存在「紅頂中介」的問題，陳吉寧表態，決不允許「卡着審批吃環保、戴着紅頂賺黑錢」，並承諾「8個環評機構將率先脫離環保部」。
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之外，又加入了「綠色化」，「四化」變「五化」。消息稱，該次會議宣稱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將儘快出台方案，波及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方方面面。
黨媒《人民日報》海外版「學習小組」欄目隨即刊文解讀稱，首先，在經濟領域，它是一種生產方式——「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有着「經濟綠色化」的內涵，而且希望帶動「綠色產業」，「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同時，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向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轉變，力戒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並且，它還是一種價值取向——「把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人人、事事、時時崇尚生態文明的社會新風」。
其實，在此之前，習近平自十八大親自主持起草的報告提出「美麗中國」，而後上台又拋出「留得住鄉愁」等「中國夢」內容，便可以清晰地被看到習近平以國家意識強力介入扭轉環境惡化遺患的蔓延。但環境保護問題從來都是說來容易，做來困難，在面對經濟利益的誘惑時更是如此。有評論指出，環保產業重要性不斷凸顯，解決節能環保問題也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一項重要任務，將其上升至國家高度應是中共當局需要重點考慮的戰略之一。2014年11月，在APEC帶來的藍天之下，習近平說道，「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國都能夠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讓孩子們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之中，這也是中國夢中很重要的內容。」目前，政治局會議上「綠色化」的出現彰顯着中共當局的決心與努力，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環境的「逆襲」還需等待「靴子」的落地。
縱觀2009年到2015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近七次國情咨文關於能源問題的講話可以看出，美國對待能源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不在於能源本身。在第一個任期內，奧巴馬國情咨文主要是在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復甦，創造就業崗位的框架下來談能源問題，包括談油氣生產、新能源發展，都意在發揮能源行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而從第二任期開始，在「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均已具備的時候，奧巴馬則更多地是從應對氣候變化角度談美國能源政策，對氣候變化證據及其危害性的表述從未如此言之鑿鑿，詳盡具體。
但高能耗的美國模式從來不是中國所能承受的，相反，與李光耀精神契合的習近平更可能傾向於新加坡的鐵腕。儘管中國無法完全移植新加坡的方式，但習近平可能並不這樣認為。中國現在缺乏的即是鐵腕執行力。
簡而言之，「綠色化」簡單的說就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實現發展方式的「綠色化」，而且要使之成為高級別價值取向。把「綠色化」擴容「新四化」為「五化」，就是把「綠色化」從過去常規手段的「環境治理」提升到「政治任務」的高度。「學習小組」還認為，「綠色化」理論創新意義的地方在於，在十八大提到「五個文明」之一之後，「生態文明」終於有了落實方案和路徑。也就是說，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總體目標，而「綠色化」則是具體道路;中國特色的總體道路中，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其中都要「貫穿生態文明」。另一方面表示，生態將不僅僅是環保部、國土部、甚至是林業局、海洋局的「片內」工作，而將是「全國一盤棋」;不僅是「政績」，而且將是真金白銀的巨大產業;不僅是「肉食者謀之」，而是「匹夫有責」。
將環保問題政治化正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治本之道。如今令人耳熟能詳的「花園型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無一不源自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城市型國家，新加坡高度重視綠色環保節能建設，主要體現在構建智能交通系統、發展清潔能源、推廣「綠色建築」、廢水利用、垃圾處理等方面。日前去世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也正是將環境治理提上了政治高度。他曾強調，除了財政和國防，建立平等社會一直是我治國時優先考量的事項之一。如果無法讓所有的新加坡人都享有乾淨和綠化的環境，就無法貫徹這種平等的觀念。李光耀在憶及防治污染的初衷時曾說：「我們就只是一個彈丸小島，如果我們處理不當，就會深受其害。」新加坡的脆弱性迫使政府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先發展再善後」的模式，同時也促使其在工業化初期就下定了打造清潔與綠化城市的決心。在這一點上，曾有評論犀利指責稱，中國為經濟高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環境惡化。無論怎樣，在略為絕對化的評價背後，中國的環境問題無疑是在拷問着中國的發展之道。 (孟川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