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恆漢因「錢信莎事件」被扣上陷害軍委領導葉劍英的罪名。圖為中共九大期間，冼恆漢(右一)陪同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
一、「紅縱」造反前史
所謂「二醫大造反派」，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簡稱「紅縱」。文革初，二醫大幹部子弟多，得風氣之先，造反甚早。這「紅縱」是軍隊院校中最早成立、也是總後系統院校乃至全軍院校最響噹噹的造反派組織〔2〕。
1966年「紅八月」，「紅縱」組建於滬上。據錢信莎後來交代，8月下旬，張春橋接見了錢信莎等，表態支持「紅縱」派人到北京上訪。上訪隊一行十人由錢信莎帶隊，到京後經全軍文革同意並通知總後文辦解決食宿問題，又同意他們住進總後機關大院內。經串聯，上訪隊協助成立了總後系統內後勤學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團」和總後機關「紅色造反團」兩大造反派組織，加劇了總後機關的動亂。
1966年9月中旬，經毛澤東、林彪批准，全軍院校來京參加國慶檢閱。9月下旬，二醫大的大部隊到達後，總後負責人令上訪隊歸隊，上訪隊不從，總後部長邱會作決定：強行歸隊，如不執行，以軍紀論處。9月25日，邱與饒正錫(總後副部長)在總後辦公區指揮了二醫大對上訪隊的圍攻，將錢信莎等從總後大院中抓了出去，在大部隊內部看管起來。
9月27日，由學校領導主持，二醫大學員在其臨時住處後勤學院召開「民主辯論大會」。大會過程發生混亂(「紅縱」的對立面說是「紅縱」故意製造的)，「紅縱」趁亂搶走錢信莎等人。搶人時錢的衣服被撕破，皮膚被抓傷(對立面說是「紅縱」故意撕壞的)。被撕壞的衣服，還有一封血書，被送至全軍文革辦公室，又由當時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送到了釣魚台。
10月1日，「紅縱」核心成員、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就「紅縱」被總後邱會作等負責人「鎮壓」一事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林彪「告御狀」。這一狀告准了。據劉志堅回憶：「在天安門城樓上，二醫大『紅縱』一派的頭頭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軍文革』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法」〔3〕。
陶斯亮的告狀，無疑加速了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進程。10月5日，毛澤東同意的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下發。《緊急指示》稱：「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以前軍委總政對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個別規定，如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關於指揮學校的學員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與連隊相同的規定;關於只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內不在軍種兵種範圍外和地方學校串連的規定等，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佈取消」。這些話，體現的都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思維。
《緊急指示》下發當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來京串聯的軍隊院校十萬人大會。葉劍英在大會上宣讀了《緊急指示》。劉志堅的回憶，將其與次日在同一地點張春橋的宣讀混淆了，不過，劉志堅如下回憶倒是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情形：「1966年11月，北京相繼發生了多起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領導幹部的事件。有些來京學員到各軍種、兵種機關和總部，不分日夜地輪番地要求領導接見，要求解答問題。如不接見，有的『造反派』就靜坐、寫血書、絕食。還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領導同志，如許光達、崔田民等揪到旃壇寺國防部大門外來，把裝有文件的鐵櫃也抬來，詭稱文件櫃裏藏有鎮壓學生的『黑材料』，非要『全軍文革』接見不可」〔4〕。
二醫大「紅縱」，就是衝擊、揪鬥的姣姣者，遂成為軍隊院校著名的「八大造反派」之一。
《緊急指示》下發的前一天，「紅縱」就已聽到風聲。10月5日上午10時，「紅縱」發佈了「第一號命令」：學校的文革運動由「紅縱」領導;學校的一切權力由「紅縱」行使;學校的原有領導幹部由「紅縱」集中辦學習班。
10月8日，江青在軍事博物館接見了「紅縱」勤務組全體成員。據悉，這是江青首次接見軍隊院校造反派代表。
11月5日，「紅縱」以總後黨委拒絕交出院校文革中的有關材料為由，封閉了總後司令部保密室，並稱其「完全是革命的行動」。
二、「打倒邱會作」
「紅縱」批判的對象，除本校當權派以外，主要是總後的領導，尤其是時任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5〕
從《緊急指示》下發後的10月9日到11月17日，邱會作天天處於「紅縱」車輪戰式的連續批判之中，不能正常工作。批判的時間，是每天晚上七時左右直到次日早晨六時。大約休息不到兩個小時，又派人來向邱「提問題」。這樣的批判，大約連續了一個月，主要是批判邱「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對院校搞摸底排隊」，「沒有將海醫研究所的領導關係立即轉到二醫大，是分裂造反派力量的陰謀」、「要求承認『紅縱』是革命左派」等。11月17日，邱會作在後勤學院禮堂連續十多個小時的大會批判中暈倒在會場上，總後文革辦公室人員將邱送到301醫院搶救，「紅縱」還派人跟到醫院，葉劍英遂將邱送到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休養。
1966年12月底，「紅縱」大部回到上海。翌年1月中，中央文革認為軍隊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遂由張春橋建議，江青批准「紅縱」大隊人馬再次來京。1月19日下午，邱會作接到新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的電話，徐以軍委副主席名義命令邱立即下山，回總後參加運動。在回總後途中，葉劍英派秘書趕來勸阻，邱稱：已經牽涉兩位元帥了，為了葉帥，我也要回去!
邱一到總後機關大院，即被造反派包圍，「紅縱」將其拉到總後衛生部辦公室關了起來。從第二天晚上起，每晚都要對邱「審訊」，每次時間都在四個小時以上。
1月23日、24日一連兩天，「紅縱」等造反派在總後大院大操場批鬥邱會作。
24日上午的批鬥會，由主持，邱一被押上台，錢即將邱的領章帽徽扒掉了。一個大個子走上前去，一拳打在邱的胸前，邱側身倒下，大個子又將身上已經流血不止的邱拉起來，給邱掛上一塊二十多公斤重的鐵牌子，要邱雙腿跪下，施行「向毛主席請罪」、「向造反派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打倒鎮壓群眾的兇手」、「打倒劉鄧反動路線」、「打倒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萬歲」、「向造反派致謝」(又稱「噴氣式」)等七八種嚴酷的體罰行為。
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邱會作，當天下午趁看管的人不在，在地上檢了個紙煙盒，用嘴咬着一個鉛筆頭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寫了一封求救信，交總後保衛隊人員、邱原來的警衛員蔣平安送出給邱的小孩，轉送到通信兵後勤部胡敏(邱的老伴)處。據說，邱的信於當晚12時才送到林辦，惟此前晚上9時多，林辦已得到消息。葉群當即持林彪、陳伯達的親筆信到總後，從造反派手中解救了邱，將邱送到翠微路五號院。在五號院，葉群向邱會作宣佈：「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陳伯達組長、葉劍英副主席的命令來救你的。這裏是楊代總長暫時住的地方。現在你就在這裏休息，以後到什麼地方去，葉副主席早已有安排。」
1月25日晚上，葉劍英派西山工作人員在警衛車護送之下，將邱接回西山邱原來養病的房子。葉劍英、聶榮臻和西山工作人員在宿舍門口等候，當工作人員將邱由車上抬下後，葉等各人流下熱淚。翌日下午，劉伯承到邱處看望。
邱會作被葉群解救之後，「紅縱」仍不甘罷休。1月29日，由「紅縱」領頭，總後各造反派組織派人到三座門三號全軍文革辦公室靜坐，以對全軍文革實質是對軍委施加壓力，堅持要揪出邱會作。
2月1日，徐向前接見在三座門靜坐的「紅縱」等九名代表。徐向前在講話中按中央、軍委的統一口徑，力保了邱會作。徐向前稱：「邱會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今天我還是這樣看，儘管他有錯誤、缺點，作了些錯事，說了錯話，但不是反革命，這我們軍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歷史，他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副主席的，是屬於好人的，你們要認清什麼是敵人，這兩條路線鬥爭的鋒芒，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們搞政變集團的那伙人。我們軍隊過去以彭德懷為首搞陰謀，以及羅瑞卿、廖漢生、梁必業等，這一類人都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劉少奇、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講話搞了許多壞東西，劉志堅也對中央封鎖消息，不請示匯報，搞了許多私貨，他搞獨立王國，這樣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了。那時候劉少奇、鄧小平是以中央名義，下面只好執行，如不執行不就是反黨了嗎?如劉志堅搞三點黑指示，下面的這些人都執行了，軍隊裏大多數當權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是資產階級陣營里的人。他們有的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人。對邱會作我們並沒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這樣看，現在這樣看，以後還是這樣看，邱會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人，因為你們沒有足夠的材料說明他是三反分子，從你們揭發的材料來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問題。不能說明他是劉鄧的人，這些並不是我說的，軍委對這些幹部還是了解的。」〔6〕
2月4日，「紅縱」出版的《紅色造反報》隱瞞了葉群1月24日晚到總後大院的主要目的，發消息稱：「[本報北京二十五日訊]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葉群同志(全軍文革小組成員，林副主席辦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的委託，帶着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親筆信件，來到我校紅色造反縱隊勤務站，會見了我紅縱代表和總後機關，四、七醫大、獸醫大、後勤學院的革命造反派代表，聽取了我們的匯報，並作了重要指示」，「葉群同志說，我們認為你們紅縱是很革命的組織，我們支持你們，向你們學習」〔7〕。
同一期的小報還刊載了《邱會作的滔天罪行》一文，稱邱「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一貫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推行劉少奇的黑貨。在組織上，搞宗派，任人惟親。在生活上腐化墮落，荒淫無恥。在文化大革命中，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8〕。
然而，邱會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力保的對象，「紅縱」打邱的種種言行，也就必然全是無用功。
三、「紅縱」後史
2月8日，陳伯達到三座門接見了「紅縱」及總後機關、院校其他造反派代表。陳伯達說：「你們在這裏待了好幾天了，我們沒來看你們，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單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單位去，回學校去，有問題可以到那裏商量。在這裏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陳伯達還表示：「我是保護你們，也保護邱會作，不是沒有原則的保，我保他的同時，也就是保護你們，你們這樣呆下去不好。」〔9〕
對於造反派來說，陳伯達講話比徐向前管用。陳伯達現身講話之後，在三座門靜坐已有十天的造反派也就散了。
打邱不成，3-4月間，「紅縱」打道回府，返回上海。小部分如錢信莎等仍留在京活動。
應該指出的是，「紅縱」批判的對象雖主要是總後領導尤其是邱會作，但又不限於此。「紅縱」從1966年12月起就參與「鬥爭羅瑞卿」的活動。1967年中，「紅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羅大會籌備處」(簡稱「斗羅籌」)的主要成員。5月12日，由其參與聯合發起，召開了批斗羅瑞卿大會，陪鬥的有劉志堅(總政副主任，原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部長)、蘇振華(海軍政委)、劉震(空軍副司令員)、宋烈(原公安部隊副政委)〔12〕。
1967年「五一三」事件，是軍隊文革的一個轉折點。「五一三」之後，曾經支持軍內造反派的全軍文革基本停止活動。8月，代替全軍文革主管駐京單位、院校文革運動的軍委看守小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成立，類似「紅縱」這樣的軍內造反派組織失去了靠山，迅速走向了消亡。
四、「錢案」與葉劍英及其他
冼恆漢說，錢信莎1968年畢業分配到蘭州軍區駐青海西寧的第四醫院工作，未幾，總後來人審查錢，並要蘭州軍區協助看管。後蘭州軍區在軍委辦事組施壓之下，接下「錢案」，「九一三」事件後解除審查。
冼恆漢又說，文革後分別任蘭州軍區政委、司令員的蕭華、韓先楚將「錢案」作為「冼家幫」要「陰謀陷害軍委領導同志」即葉劍英的主要罪證，寫在冼的審查結論里，「那麼，一個二醫大學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麼聯繫呢?免職以後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來錢信莎據說是葉劍英元帥的一個親戚!」〔13〕
冼恆漢沒有說清楚的是，錢信莎與葉劍英到底是什麼親戚關係?審查錢信莎暫且不管對錯，原意是否牽涉到葉劍英?
錢信莎的父親錢益民，是參加過長征的江西老紅軍。從紅軍時代起，一直在政治保衛部門工作。抗戰爆發後，曾歷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保衛部科長，軍委總政治部保衛部科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鋤奸部副部長，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保衛部部長，說起來，也是四野的老人。建國後，歷任四野暨中南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長，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工作部副部長，文革初期，任湖北省計委副主任。錢益民的女兒、錢信莎的妹妹錢玲戈，文革中期嫁給了葉劍英的次子葉選寧，說白了，錢信莎就是葉劍英二兒媳的姐姐。
文革結束後，在湖北地方宦海沉浮多年的錢益民重返軍隊，由地方一位廳級幹部擢升為副大軍區級的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時國防工辦列入軍隊編制，任副主任的還有葉劍英的女婿鄒家華，葉挺的兒子葉正大等)。錢益民的升遷是否與其親家的提攜有關?旁人不便妄自猜測，況且這些都是題外話，暫且打住。
客觀地說，錢信莎受審查，與葉劍英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其一，錢信莎受審查時，錢玲戈與葉選寧恐尚未成婚，且審查者十之八九並不知道錢信莎與葉劍英有如此七拐八拐的「親戚」關係;其二，前文所述，在1967年葉劍英是站在邱會作一邊的，對邱採取了保護性措施。葉並沒有站在「紅縱」的頭頭，他未來的「親戚」一邊，支持「紅縱」甚為過激的行動。在一定意義上說，葉劍英對邱會作是有救命之恩的，邱如知道錢與葉家的關係，想必也會對錢網開一面吧?
「造反有理」緣自於毛澤東1940年代的一段「語錄」，文革初又為毛再三倡導。多少熱血青年，在偉大領袖的召感之下為之衝鋒陷陣，名曰「用鮮血和生命扞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1966-67年，多少青春生命將文化大革命視為盛大的節日。錢信莎等年輕女軍人的造反行動，應也可作如是觀——主要責任，應歸之「偉大領袖」。
而對邱會作等老幹部來說，文革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他們決不會反對毛澤東，但確難以理解那一場「大革命「。更重要的是，總後機關這樣的軍事重地，如何能讓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亂沖亂闖，攪得天昏地暗?總後一旦亂了套，如何向中央、軍委交待?況且對邱來說，最窩火的是錢信莎等人背後的全軍文革、中央文革，以後邱等人對張春橋之流的極其反感，恐怕也因此而來。
造反潮退之後，對錢信莎、陶斯亮等「紅縱」頭面人物(陶斯亮在陶鑄倒台後淡出了「紅縱」)，總後開始也沒有太為難她們。她們仍然穿軍裝、有軍籍，按正常分配渠道到對口單位工作。錢分配到蘭州軍區西寧第四醫院，陶斯亮分配到甘肅臨夏第七醫院。據說，錢信莎比較自負，對文革中所作所為一直不檢討，至1969年，總後才對其組織了專門的審查組，在全國清查「五一六」時，對她進行了隔離審查。
錢信莎當然不是什麼「五一六」。對錢信莎的審查，不排除有總後另一派即保守派及老幹部在重新掌權後藉機找錢出氣的因素在內。當年被鬥得趴在地上幾乎喪命，今天有機會可出出氣，即使如邱會作這樣的高級幹部，想必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是否就如冼恆漢所說：「『錢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無數個冤、假、錯案之一」，「『錢信莎案』，實際上是邱會作搞的打擊報復」?竊以為也未必。由於有明確的政策規管，「出氣」還是有限度的。冼恆漢說軍委辦事組執意要蘭州軍區將錢信莎按「現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恐言之不實。軍委辦事組真要抓住錢不放，第一可不予分配，留校看管;第二即使已分配，也可收回由辦事組直接審查，無須假手他人。冼說蘭州軍區後來在辦事組壓力下以軍區黨委名義將錢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上報而辦事組未批，這究竟是蘭州軍區在壓力下所為還是軍區自己所定?冼是否為自己開脫而將責任推給軍委辦事組(否則軍委辦事組為何不立即批覆)?值得探究。
無論如何，錢信莎當年確實在總後鬧了個天翻地覆，捅了個很大的馬蜂窩，這在總後機關人所共知，一點也不假。保留了她的軍籍，給她分配了對口的工作，內部審查審查，要她認個錯，這對比起以後地方上查「三種人」，把造反派頭頭關進監獄判刑的做法，總後對造反派的處理相對來說，卻也算是比較寬容的了。本文無意對錢信莎們當年的所作所為作任何價值判斷。惟今天即使「黃吳李邱」的案子還未翻(長遠來說，應該有翻過來的一天)，也總不能說錢信莎們當年橫掃總後的造反行動就是正確的。(2008年5月)
注釋：
〔1〕〔13〕冼恆漢：《風雨八十載》(冼玲的博客)。
〔2〕本節內容，參考了二醫大「紅縱」出版的《紅色造反報》、《紅色風暴》，後勤學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團」出版的《燎原》及當事人的回憶。
〔3〕〔4〕劉志堅：〈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風雨征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頁253-254。許光達，時任軍委裝甲兵司令員;崔田民，時任軍委鐵道兵第二政委。
〔5〕本節內容，主要參考當事人的回憶。
〔6〕《中央首長講話》(2)(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翻印，1967.3)，頁15。
〔7〕〔8〕《紅色造反報》第6期(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報》編輯部，1967.2.4)。
〔9〕同〔6〕書，頁66-67。
〔10〕〔11〕《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翻印1967.4)，頁303-304。
〔12〕《斗羅戰報》第1期(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羅大會籌備處編，1967.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