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43期2014年10月31日—11月13日
習近平10月15日剛剛開罷「新文藝座談會」，10月31日又召開了「新古田會議」。「新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倒是沒有搬到延安去，想來是總書記一念之仁，不忍心讓那幫大作家、老藝術家千里迢迢，舟車勞頓;但「新古田會議」就不同了，雖然會議的名稱並非解放軍黨代表大會(老古田會議的正式名稱是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會議)，但它真的是搬到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那地方非常偏僻，山多路險，交通不便，說實話，只適合山大王開黑會，並不適合執政黨、國家機關、「黨和國家領導人」去開會。
這是做什麼呢?人們或許會問：這是惡作劇嗎?這是模仿秀嗎?不是的，習近平很認真，他是玩真的。在這兩次會上，習近平都開宗明義，特意向與會者交代，「文藝座談會」是他親自提議召開的，把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移師古田，也是他本人的高見。這是跑步追趕偉大領袖的節奏啊!當然，他不說大家也知道，除了他本人，還有誰想得出這種餿主意?想得出，也不敢做、做不到啊。
1929年的古田會議是一次被中共所神化了的會議。會址上方常年懸掛着「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八個紅色大字，營造出一種邪教崇拜的古怪氛圍。古田雖然沒有擠進「四大革命聖地」之列，但也是大名鼎鼎的「紅色教育基地」。古田的名氣是怎麼來的呢?據說，古田會議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發源地，九年之後，毛澤東又把這一原則簡化為「黨指揮槍，而絕對不能槍指揮黨」——這句話言近旨遠，流傳至今，被中共各代領導人奉為傳國寶典，真是「一句頂一萬句」了。現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條公然與軍隊國家化的普世制度背道而馳的黨衛軍原則仍被中共奉為解放軍的「軍魂」。如此說來，習近平率全軍高官駕臨古田小鎮，是要去追魂的?
如果習近平真是這麼理解的，他就上了毛澤東的當了。把古田會議視為黨軍原則的誕生之地，這種說法並不準確。黨軍旗號並非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才打出來，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始，共產黨的軍隊就以服從黨、效忠黨為特色。自古以來，中國的軍隊有三種：王師、諸侯(方國)之師、私屬之師，即後來所謂的中央軍、地方軍、私家軍。不屬政府軍編制的，即是私家軍。私家軍無論是可以合法存在的家丁、部曲、民團，還是合法性不足的土匪軍、軍閥軍、起義軍、「志願軍」，在被政府招安收編或「武裝奪取政權」之前，都以效忠個人或家族為鮮明特徵。
在理論上把軍隊與國家剝離，而與階級、政黨掛鈎，採用黨軍這種全新的形式，乃是國共兩黨從蘇俄引進的新生事物。但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畢竟與蘇俄有別，黨軍體制未能全面、徹底貫徹，故國民黨所建軍隊不倫不類，最後成了黨軍、國軍，中央軍、地方軍，政府軍、軍閥軍，正規軍、雜牌軍的超級大雜燴，共產黨則不同，其意識形態、內外處境、建黨建軍理念決定了它除非不建軍，要建軍就是純粹的黨軍——中共建軍之際，從名稱(紅軍)到體制，就是一支講階級成分、講政治立場、講意識形態、講黨的領導的不折不扣的黨軍，這並非古田會議的功勞。開過古田會議的朱毛紅四軍是黨軍，沒開過古田會議的彭德懷的軍隊，賀龍的軍隊，張國燾、徐向前的軍隊，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的軍隊，哪一支不是政治掛帥、聽黨指揮的黨軍呢?可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跟古田會議並沒有多少關係。
其實，古田會議之所以被中共神化，不過是為了神化毛澤東個人而已，因為在黨史、軍史上，古田會議是毛澤東大獲全勝的第一場黨內權力鬥爭，也是毛式整風運動的第一次成功實戰演習。本來，在紅四軍里，毛澤東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軍事委員會書記，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大體上，毛代表黨，朱代表軍，陳只是個打雜的角色。但毛獨斷專行，一向聽不得不同意見，與朱德的矛盾日積月累，越來越深，公開爭吵越來越頻繁，而包括陳毅在內的大多數紅軍幹部都站在朱德一邊，反對毛澤東的「家長制」。轉戰閩西時，為了削弱朱德，毛澤東撤掉了軍委，改團為縱隊，實際上置朱德於無權之地，遭到朱的強烈反對。正在此時，上海的中共中央派留蘇歸國的劉安恭到紅四軍，毛立即拉攏劉安恭，用劉取代朱德、陳毅出任重建後的軍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只是毛弄巧成拙，他沒有想到，年輕氣盛的劉安恭遠遠不如敦厚老實的朱德容易合作，反而讓劉的軍委瓜分了毛的前委的權，讓毛處於尷尬境地。毛威脅辭職，在隨後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毛的「家長制的傾向」和「一年之內佔領整個江西」的計劃受到批評，陳毅撿到便宜，取代毛當選前委書記。在自己親手創建的軍隊裏丟掉了主要領導職務，毛澤東大病一場，趁機躲進山里養病不出，於心不忍的陳毅只好帶着朱毛爭議到上海去請示周恩來定奪。
結果，毛澤東碰到了好運氣，蘇聯《真理報》剛剛頌揚了毛「史詩般的英雄行為」，莫斯科誤發了他的訃告，卻充滿了溢美之詞，因此，周恩來不同意撤毛的職。陳毅親自起草了為毛挽回面子的中央「九月來信」，與此同時，人品厚道的朱德也幾次捎信給毛，請他不計前嫌回來主持工作，但毛澤東拒絕出席朱德召開的第八次黨代會，雖然這次會議又把前委書記職務還給了毛。毛澤東不僅要復職，還要藉機大做文章，他要「糾正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深挖各種錯誤思想的根源，討論它們的危害，決定怎樣改正它們」，此即毛式整風運動之濫觴，於是，就有了「永放光芒」的古田會議。會上，毛澤東上綱上線，給他所有的批評者、反對者定下了政治罪名，雖然沒有點名，但「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主觀主義」等政治帽子正是奉送給朱德等「軍人同志」，以及曾支持朱德、批評毛澤東並把毛罷官的那些人如陳毅的。毛點名批評了第二縱隊的「封建習俗」，這個縱隊正是由朱德的老二十八團所組成。
對毛而言，在朱毛紅軍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首先就意味着毛澤東對朱德的絕對領導;紅軍聽朱德的話而不聽毛澤東的話，就是「單純軍事觀點」;在黨代會上公開批判毛澤東，用選票讓毛澤東下台，這就是「極端民主化」。古田會議決議洋洋灑灑近三萬字，由毛澤東在油燈之下親筆所撰，其政治報告的第一部分後來以《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之名收入《毛澤東選集》，成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那一段歷史也就成了朱德終其一生永遠摘不掉的緊箍咒。古田會議之後，朱德自愧不如，自居毛後，心甘情願做有職無權的名義總司令，從此再沒有對毛的權威構成過真實威脅。恐怕這才是毛澤東要神化古田會議的真正原因。
錙銖必較、睚眥必報的毛澤東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對朱德、陳毅窮追猛打，誠然與二人在古田的權力鬥爭中自舉白旗、主動退讓有關。1972年1月，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親自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受寵若驚的陳毅夫人張茜當面替亡夫向毛作檢討：「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主席。」毛回答說：「陳毅跟我吵過架，那個不要緊嘛，、、、、、、我們一直合作得很好。」
至於黨代表領導軍事主官，這一格局其實只適用於朱毛之間，在共軍里從未形成此種體制。到了延安，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甚至完全不把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眼裏，頤指氣使，呼來喝去，而張聞天從來也不曾援引「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偉大原則來為自己維權。對於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這些人，毛的教導是「黨指揮槍」，而對於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這些無從染指軍權的政治對手來說，毛澤東還有另一套理論說辭是留給他們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85年過去了，習近平未必了解當年古田會議背後的權力鬥爭史實。1929年整朱德的古田會議與1959年整彭德懷的廬山會議、1962年整習仲勛的八屆十中全會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那時候毛澤東還年輕，剛滿36歲，整人手法尚不成熟，整人體系尚不健全，發起脾氣來「無產階級義憤」也沒有後來那麼厲害。但作為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真的有必要去古田朝拜，東施效顰，向開啟了毛式整人之風的老古董會議隆重致敬嗎?
荒淫暴戾的中非獨裁者博卡薩一心想做非洲的拿破崙，他戴拿破崙式的帽子，穿拿破崙式的服裝，學拿破崙的榜樣登基做皇帝。後來他被推翻了，在科特迪瓦和巴黎做政治難民，但此公自以為科特迪瓦是他的厄爾巴島而非聖赫勒拿島，還有回國復辟的好事在等着他，結果自投羅網，成了世人的笑柄。如今，習近平召開「文藝座談會」、「古田會議」的離奇舉動，讓人疑心他模仿毛澤東正如博卡薩之模仿拿破崙，已至亦步亦趨的地步。接下來，如果我們某一天在《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看到了總書記語錄專欄，或者某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見到新偉大領袖在城樓上揮手呼喊「人民萬歲」，也不必感到驚奇了。嗚呼，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信然!
2014-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