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當總書記時吃的生豬肉，嚴謹的說法，應該是「知青習近平吃生豬肉」。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結合自己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生吃豬肉的經歷談糧食安全問題，這事當時沒報道，前幾天才翻檢出來發新聞。
這算領導人生活故事，肯定要進傳記。故事有點慘，所以不能說是領導人的「趣聞」，但它挺生動，還能說明當時基本國情等歷史背景，應該說秘書班子或新聞官的這次翻檢與遴選有益、有水平。
在那會上習近平說：我們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飽、餓肚子的記憶，三年自然災害時，我在學校住校，吃的也是很差的，晚上只能喝湯，叫做「保證七分飽」。「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到農村插隊，曾有三個月沒見過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裏寄來幾塊錢，我和同窯洞居住的同學買了幾斤石槽子裏冷凍的豬肉，回來還沒燒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鮮美!後來我們說別再吃了，再吃就沒得煮了。這種窮日子我們都是經歷過的。
這話讓我產生好感。第一，絕對個人原創，寫作班子寫不出，脫稿揮灑，說明其時心態放鬆，自信即席原創貼切穩妥，用親歷情節增強聽眾印象的同時也照應會場氣氛，有底氣、有考究。
第二，貧困環境中與室友共個人私產，顯示樂群性格，乃大氣青年之作為。「家裏寄來幾塊錢」，對人均年收入僅三、四十元的農民雖說不算小錢，但這數額透露出習總家裏經濟上也不寬裕。怎麼花這錢，別人無權干預，而「共產」全無道理。營養缺乏狀態下，錢要用到吃上，而不吃獨食，已是克己為人，比我強得多。(1980年在工廠實習期間嘴裏淡出個鳥來，我曾賣燒雞直奔田野，似這樣吃獨食的事我幹過無數次)
這事早就顯出領導素質了，道理在於，哪怕總共只有三個人，要讓另外兩個人心悅誠服的拿你當頭兒，你在這一最小團伙中，也得代表先進的利益分配力，最能代表其他二位的欲求方向。
「三月不知肉味」，這是用典，典出《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昧，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說的是孔子在齊國聽了題為《韶》的樂曲，三個月的時間吃肉都不知道肉味美。音樂對孔子之所以有如此的感染力，歷代學者都將原因歸結為樂曲的藝術水平高，強調孔子注重精神生活，有高超的藝術鑑賞力，而我大俗之人卻能看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孔子的營養狀況相當不錯，他這是吃飽了撐的。要不，孔子在韶樂和生豬肉之間做選擇，他就會和青年習近平一樣英明。
三月不知肉味，和習近平的知青點「三個月沒見過一滴油星子」，還不是一回事，不是同檔次的伙食。前者，可用來表示生活清苦、貧困，而後者挑明的是悲苦與赤貧。三月食無油，什麼概念?這幾乎等同於當地純農民家庭的伙食質量。知情在農村滿一年，國家優惠一撤，知情就陷入艱難境地，也就是在伙食上和農民基本扯平。那時種地的理由極端高尚，說是「支援世界革命」，「站在田頭望北京，五洲風雲裝胸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可多數知情壯勞力一年到頭出全勤掙工分，卻連自己都餵不飽。理想肥頭大耳，現實瘦骨嶙峋，沒有比這更能打擊雄心壯志的，於是好多赤誠的革命青年突然明白了自己原來是這麼無能，就像一塊被遺棄了的廢料。
知青伙食和農民差不多，而農民還是羨慕知青，這是因為有家的農民比知青受苦受難多。知青不會吃不起鹽，而為買鹽錢發愁的農戶卻有不少。生產隊收工後，農民男女老少還必須為家打拼，不然別說蓋房、娶媳婦，連吃鹽都成問題。有位壯年農民曾告訴我，在隊裏幹活沒有出傻力氣的，幹家里的活才出全力，要論出力，知青至少要比農民壯勞力少一半。
習總書記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且不是生在沒特供的尋常百姓家，但餓肚子的記憶還是刻骨銘心，算是和全民災難共命運了。他這紅二代，屬於比較倒霉那一類，不過說真的，習總的飢餓記憶，和許多農民家庭的飢餓記憶差別也不小，一個是伙食特差，一個是生死離別與死亡威脅。僅從伙食方面說，再倒霉的紅二代也比同齡的工農子弟幸運。劉少奇子女也回憶過三年困難，其實他們那營養狀況，在平民看來很了不起了。他們家收入五百多元，拿出一百元吃飯，在當時也是土豪生活。要知道，不包括農民在內的中等人家，一月幾十元保命維生，就這麼湊湊合合地活着。
習總等紅二代，成長發育過程中沒遭遇營養嚴重缺乏的困擾。中共官員與公職人員，從1956年全部實行工資制，之前主要是實行供給制，伙食分大、中、小三灶。算起來，習總享受供給制近三年，嬰幼兒階段營養不成問題。有種一般人不知道的歷史現象：上世紀50年代初，黨的青年幹部一般還沒來得及生兒育女，較高級別的幹部才拖家帶口，其時供給制對革命後代相當慷慨。隊伍里的大人沒薪水，但孩子有「工資」，有孩子就領生育費、保育費、保姆費，用來養孩子綽綽有餘，大人就沾孩子的光，生活的滋潤些。所以，隊伍里流傳「重劃階級成分」的戲言，稱幹部家庭「有一個孩子是富農，兩個孩子是地主，孩子再多，就是大地主」。
中共的等級工資制等級森嚴、高低懸殊，對高級幹部非常有利，況且不享受供給制之後的高幹有「特供」，另享受專車、專廚、勤務、保姆、特殊醫療保養等待遇，若不是減、停工資或其他特殊情況，其家人的生活質量比平民高得多。其他幹部家庭的情況，據我觀察，級別仍是決定因素，到行政18級的幹部，就能保障家人的簡單生存需求，不至於發生很嚴重的營養問題了，18級以下情況各異沒準頭，那要看崗位分工和運氣，看其人「活泛」程度，比如文革時期，最低級別的幹部迫於經濟原因，還有在機關食堂干炊事員的。
面對現在60歲左右的人，看他們的身高、體格、氣質，一般就能斷定他原來的戶籍類別、家庭經濟狀況以及教育程度。這代人的經歷，較之千百代的華夏人，特別地「整齊劃一」，基本都可以視為倒霉蛋。出生就挨餓，繼而常期營養不足，再加上沒書可讀，於是餓出了眼下滿大街逛盪的身形彆扭、氣質猥瑣的習總書記的同齡人，更難聽的說法，是「壞人變老了」。
有人說了，毛澤東時代的豬肉特別香，食品和飼料都是綠色的。對極了，就說豬的部分主食吧，那是一味中藥材，叫「人中黃」，也就是鮮大糞。當豬在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容易，那時特不容易。每天餓的吱哇亂叫，豬急跳牆時常發生，人一蹲在砌成狹道斜坡的茅坑，豬頭立馬拱到人屁股底下，呱唧呱唧接屎吃。農民屙的屎品質雖差，但對農家豬來說已是上等美味，人見此景，自謂不多也，豬也是這麼想的。
作為人才研究專家，在下順便告訴大家，毛澤東時代，看人的排泄物便知他所處的階級地位。屙黃屎的是上等人，屙褐屎、黑屎(不是醫學意義上的血便)是中下層的主體人口，屙灰屎或無凝聚力散屎的，處在賤民社會的最底層。那時階級鬥爭形勢嚴峻，特務很厲害，傳言軍隊裏的大糞也在保密範圍，據說美蔣與蘇修特務取一小口大糞，就能把軍隊的戰鬥力給化驗出來。
知道吃生豬肉需要多大勇氣嗎?當時茅坑連接豬圈以方便豬吃大糞，人豬相互循環感染，導致絛蟲病流行，帶蟲卵的肉叫米豬肉、豆豬肉。絛蟲可寄生在人體各處，在肚子裏寄生的，腸子有多長，蟲子就有多長。那東西危害巨大，形象恐怖，巨噁心。防病宣傳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知青比農民更清楚這些。吃生豬肉，吼吼!那真是明知山有虎，顧不了那麼多呀!歷史知識太重要了，不了解我說的歷史事實，你連勇敢、勇士都看不出來。
習總書記以1949年以來包括三年大饑荒在內的二十多年的中國飢餓史，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飢餓，要重視糧食問題。其實他挨餓的時候，黨政和媒體比現在更重視糧食。報紙文字除紅太陽分量最重之外，最多的內容就是糧食、農村、學大寨，「跨黃河」、「過長江」、「上綱要」等字眼隨處可見。解決吃飯問題的辦法，幹部群眾上上下下都知道，即「一包就靈」。可這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不准使，誰說起來就成罪人。總結經驗教訓，還在人權方面——低人權制度下也能解決吃飯問題，也能缺德式發展，可是，太過分就玩完。你讓農民連農奴都不如，結果是人民和經濟挺不住，最終執政黨也挺不住，於是，不改革就無路可走。
就在前幾天，有位稱老子為「民主大佬」的小老頭，給我發過來幾句言論，表示懷念毛時代，指責他們的黨背叛毛主席和社會主義，全忘了主席的豐功偉績。我一時高興就跟他一起犯了賤。我回覆說：毛時代你家人吃的豬狗食(實際上不如現在的豬狗食)，出的牛馬力，就這，呵呵還尼瑪豐功偉績了。你說勞苦大眾在精神上痛快?那時候知識分子寫東西逐個字地反覆推敲，一味歌頌還時不時大禍臨頭，就你們連幾句話都說不利落的文盲，即便最真誠地發表原創的擁護言論，不幾句就會被拿下，你半飢半飽還沒說話資格，懷念個球啊!然後，那位就無語了。
我這態度和思想，得檢查、檢討。畢竟，「毛粉」或「毛左」也是人民群眾，執政黨應該看他們滿意不滿意才對。既然有不少偉大人民懷念毛時代，那我就提個解決方案：「一國三制」，劃出一塊地方，實行原版的「毛制」，由國家扶持自願遷移到該地的毛粉，建一座規模宏大的紅色城市和若干個「人民公社」，任由他們搞階級鬥爭、再行階級劃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
復原原汁原味的毛時代人文與經濟生態，技術難度極大，算經濟賬傾舉國之力方能達成。這就產生了經濟增長點，解決就業，最大幅度地拉動雞的屁。更大的價值，在於政治與精神生活方面，沒準，他們會超越偶像，把偉大領袖在世都搞不成的事業搞的風生水起，那對共產主義運動就有特大貢獻。
在實行「毛制」的地區還沒自行生產出階級敵人之前，需招募一批人充當被專政對象，我當這壞人就有資格、挺合適。在接受鬥爭和改造的同時，我願戴罪立功。初步設想，我將在國家資金和技術力量的支持下，積極從事復原黑斑病地瓜及其脫水產品的工作，復原並推廣雜交高粱，再造毛時代琳琅滿目的各種「代食品」，還要向老媒體工作者學習，大力宣傳各種亂七八糟植物的營養價值，宣傳世界各地的民不聊生、、、、、、為國分憂，為毛粉人民及早進入純毛時代，我再苦再累，值!
打算擁抱毛制、遷入大紅地帶的網友，甘願承當階級敵人重任的知識分子，請排隊集結。
結尾還說飢餓記憶。據傳，劉少奇曾說過，「如果嘗過吃不飽的滋味，就不會讓人民吃不飽」。這麼說，習總書記當領導太合適了。當然，問題不像劉少奇說的那麼簡單，毛澤東手下有些人曾經餓過飯，可這些人就讓人民吃不飽了。可見，在民生、政治等重要領域，一定有比領導者秉性更重要的因素起着決定作用。總之，領導人挨過餓非常好，而欲求更好，還得靠制度的設計與選擇。一國三制，毛制特區，不妨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