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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從中國海外憤青的「版畫事件」到《中國向西行進》

—從「版畫事件」到《中國向西行進》 圖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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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生的言行無意中漏了中國新一代社會精英的底:他們很多人不但對「歷史課」這三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稀里糊塗,而且缺乏在別人家作客時最起碼的禮貌。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教育」下,整個「中國近代史」這五個字在他們心中所能喚起的就是「國恥」和仇恨,以至於培養出一種病態的敏感,老是覺得別人要存心侮辱自己,為了捍衛「國格」常常不顧起碼的「人格」。

濮德培(Peter Perdue)是美國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研究領域是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和邊疆史,曾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現在耶魯大學。對於對美國研究中國的近況感興趣的讀者來說,濮德培近年的一些學術和社會活動值得關注。

麻省理工學院的「版畫事件」

2006年4月,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學生就學校網站上發佈和中日戰爭有關的圖像資料向校方和有關教授提出抗議,在當代海外憤青史中稱為「麻省理工學院版畫事件」,在美國校園掀起了一場「愛國」風波。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和其他報刊作過報導。濮德培也捲入了這場風波。

事件的起因是麻省理工學院有一門「視覺文化」課程,內容是從一個民族在特定條件下所創作的視覺作品中看這個民族的文化,教授是美國人道爾和日裔學者宮川茂,因為是通過網絡授課,所以教學中使用的視覺材料都上網。2006年4月,這門課程的一些視覺材料被放到了「公開課」網頁上,主要是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版畫家描繪的日本士兵屠戮中國戰俘的場面。

這些當年用來為戰爭作宣傳的材料(表現日本士兵的勇猛和中國人的束手待斃)當然有一定的視覺震撼力,但遠不能和一些更為廣泛流傳的南京大屠殺和納粹集中營的圖片相比較,何況這些展出本來就是在校園和學術的特定環境下。兩名授課教授之一的宮川茂是一個出生在日本的日裔學者,他在自己課程上公開這些反映日本軍國主義血腥歷史的資料是對自己原來的母國文化深刻反省和批判的表現。這種對原「家醜」的態度,正是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在近現代史上給世界人民和自己國家的人民帶來災難的國家——在海外的學者應該深思的。一個對美國校園文化的現狀有一定了解的人,應該不會對這些畫面的出現大驚小怪。

但這些畫面立刻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學生引起了一陣騷動,很快就掀起了一場被新華網稱為「強烈抗議」的運動——抗議這些畫面宣傳日本軍國主義,侮辱了中國人,「往中國人的傷口上撒鹽」。無數電子郵件發到貢川茂的信箱,這些郵件很多都帶有辱罵和威脅性內容。學校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以缺少必要解釋和歷史背景為由,向院方提出抗議。這種抗議實在匪夷所思,因為這些都是歷史材料,讀者不是幼童,而是選修這門課的大學生,他們並不需要「正確引導」。只要是對大學課程處理歷史材料有一定了解的人,尤其是生活在美國這樣對種族主義極端敏感的社會,從這些畫面上看到的無非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而不是中國人的懦弱(內心深處時刻有被歧視狂想症或民族自卑感的人除外)。但這並不是說,對使用和公佈這些材料——即使從歷史創傷和民族主義角度——就不可以討論。問題是這種討論如果不顧學術和校園的環境,一開始就把問題上綱上線到「辱華」的高度,還大量向教授發送譴責性的電子郵件,並以學生組織的名義對學校提出正式抗議和交涉,這種方式不但把歷史和學術問題政治化,而且是企圖用政治壓力的手段解決學術問題。久經政治運動的中國人或許習慣了這樣激烈的方式,但他們忘了這是在美國的校園。

濮德培和中國學生的衝突

麻省理工校方突然受到如此壓力,不知那個網頁究竟犯了什麼天條,急忙下令先暫時關閉網頁。然後很快安排了一個有兩位教授和中國學生出席的會議,讓雙方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作為一個東亞歷史教授,濮德培參加了這次會議,後來在麻省理工學院院報上發表了「關於『視覺文化』事件的感想」一文。他說,在會上,很多中國學生指責兩位教授對中國人民在日本軍國主義下曾經遭受的苦難麻木不仁,一個學生為此還帶來了一本南京大屠殺的書,以示這兩位教授的無知(這位學生大概忘記了或根本就不知道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正是由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撰寫,在美國出版並引起學術界和一般讀者的高度評價)。這些學生還在會上傳播書面要求,要校方永久關閉這個網頁,向被傷害的中國人社群正式道歉,取消和這個網頁有關的學術討論。濮德培說,儘管這些學生的動機能讓人回想起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從他們的言行所表現的傲慢和狹隘中他看到的更多是1966年的紅衛兵。

聽到這些要求,濮德培站起來說以他教了25年東亞歷史的經歷,看不出這些畫面用在教學場合有什麼不妥,歷史學家都用視覺材料,道爾教授也已經解釋了使用這些材料並不等於在立場上支持這些材料所要宣傳的觀點。他認為這事關學術自由,學校不應該為此道歉,並建議馬上恢復被暫停的網頁,但開闢一個相關的討論區。話音未落,會場上響起一片「No!」的喊聲。面對這些粗魯而不可理喻的學生,濮德培不得不離開會場。這在美國學術場合是非常罕見的。

事後,濮德培寫了一封致中國學生的公開信,特別針對那些用惡意電子郵件攻擊兩位教授的人。濮德培說他讚揚了這些學生對問題的思考和對本國榮譽的捍衛,但指出他們損害了文明討論問題時應該遵守的基本的學術規範和對對方的尊重。作為領導未來中國的一代人,為了中國的強盛,他們有責任保持心胸開放,不要沉緬於破壞性的、心胸狹隘的和自以為是的憤恨之中。他說他的歷史系同事都為這件事而震驚,尤其因為校方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態度給人以誤解,好像兩位教授確實錯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麻省理工學院喪失了捍衛學術自由、保護自己員工的基本立場。在取得系主任同意後,濮德培把這封信公佈在系的電子佈告欄中。誰知很快他就取代了貢川茂成為中國學生惡意電子郵件攻擊的對象,充滿了謾罵的電子郵件蜂擁而至,有的甚至使用了以F打頭的美國的國罵。這些學生指責他的理由千奇百怪,說他侮辱了中國人,根本就不懂中國人過去受到的苦難,外國人沒有資格聲稱對中國歷史有解釋權,麻省理工學院沒有資格把亞洲人民過去受到的苦難任意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等等。還有人向學校提出要對那兩位教授進行紀律處分。毫無疑問,如果照此辦理,等於讓這些中國學生去決定所有和東亞有關的課程的生死存亡。

除了那些使用了下流語言的電子郵件,濮德培說他對多數郵件都作了答覆。濮德培說他並不想改變這些學生的觀點,只是想讓他們知道正常人應該有什麼樣的理智。他說這學生應該明白,除了中國人,也有很多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中國人才受苦受難。他說此外,中國人也給他們自己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例如義和團時期,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

這起版畫事件最後的結局是麻省理工學院並沒有正式道歉,那個網頁事後很快重新開放,不過補充了一些說明文字。讓人欣慰的是,很多麻省理工學院的已經畢業的中國校友都覺得這件事是中國學生小題大作。今天看來,這起風波雖然一開始來勢洶洶,但最後在客觀上卻給人們上了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校方與學生之間的平等關係的生動的一課。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生的言行無意中漏了中國新一代社會精英的底:他們很多人不但對「歷史課」這三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稀里糊塗,而且缺乏在別人家作客時最起碼的禮貌。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教育」下,整個「中國近代史」這五個字在他們心中所能喚起的就是「國恥」和仇恨,以至於培養出一種病態的敏感,老是覺得別人要存心侮辱自己,為了捍衛「國格」常常不顧起碼的「人格」。濮德培說把這些學生往好處說可以讓人理解起「五四運動」,往壞處看則讓人聯想起紅衛兵,這個歷史的對比過於嚴肅。其實和這起「版畫事件」最相似的應該是四人幫時期的「蝸牛事件」:當時中國一個技術代表團赴美商談引進一條流水線,那家美國公司按照待客慣例送給中國代表團每人一隻玻璃蝸牛(那家公司的吉祥物),誰知四人幫大發雷霆,說這是諷刺中國人近代史上技術落後,跟在別人背後爬行,發起了一場流產的大批判。這種聲嘶力竭其實是色厲內荏,暴露的不過是內心的脆弱而已,徒然授人笑柄。

對《中國向西行進》的政治解讀

濮德培在這起「版畫事件」中的表現無疑使得他在很多中國學生心目中成為一個異類。北大一些尋求美國名牌大學歷史系獎學金機會的中國學生在互聯網上這樣說:「濮德培固然是研究中國史的名家,但是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感情不像別的漢學家那樣。如果你是王千源一類的人就罷了,否則在他手下應該不會很開心。」拿美國名牌大學的獎學金不算,還要計較洋教授對中國的「感情」,也只有美國大學才會把這些中國學生寵到如此地步。說到海外留學,有些問題真的非常滑稽:既然如此愛國,對美國民教育授對中國的態度又如此挑剔,那麼你一個中國人,而且又在中國頂尖學府,為什麼要千里迢迢跑到動不動就歧視中國的美國去念中國史呢?反過來,有誰看到美國人跑到中國去修美國史的博士學位的?

這些都是題外話。其實在「版畫事件」之前,濮德培的中國史研究就已經使得他成為問題人物了。濮德培原來研究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對甘肅等地糧食市場的研究不但在美國受到好評,而且受到中國著名的經濟史家吳承明的重視和推薦。但2005年出版了《中國向西行進:清朝對中部歐亞的征服》一書後,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立刻引發了學術之外的解讀。《中國向西行進》一書是美國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果,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印行,700多頁,裝幀精美,配有多幅地圖和其他圖片資料。濮德培在書中採用近年來流行的從世界史的角度考查國別和地區史的思路,把清朝歷史放在中部歐亞大區域的地理範圍內來研究,還從同一個角度考查了清王朝的社會經濟和國家管理,闡發了他對史學界流行的有些觀點的看法。他支持了加大「爾灣學派」彭慕蘭和王國斌等人提出的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國家能力在18世紀以前並不落後於西方主要國家的論點,強調了中國歷史上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為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在後毛時代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更引起讀者——尤其是史學以外——重視的是他把清朝對中亞擴張——主要是對準葛爾的征服和與向東擴張的沙俄帝國的周旋——和同一時期世界史上其它帝國的擴張放在一起來考查,強調清朝的帝國性質。這個角度不但和中共官方史學所說的清朝平定準葛爾部的叛亂、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不「和諧」,而且把中國和那些「帝國」相提並論,無形中挑戰中國歷史教育着力塑造的中國是近代史上「受侵略者」的形象。這樣,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很多人就把他看成從歷史角度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人。

中共方面很快就注意到了他的研究。2005年中國的《美國研究》發表一篇「『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美國『意象』的由來」的文章,說「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研究中國崛起和中國未來可能的政策選擇之間的關係中,強調中國歷史上作為一個龐大的東亞帝國所具有的『歷史特徵』對今天中國的政治文化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的觀點,仍是目前有關『中國威脅』看法中常常被引用的重要論述之一。這些歷史性研究著述常常力圖發現中國古代」侵略性「和『帝國特徵』,試圖以此說明今日中國與其『帝國特徵』的歷史之間有着斬不斷的聯繫。」文章說史景遷、白魯洵和特里爾就是這樣的學者,而最新的證明中國歷史上就「好戰」的研究則是濮德培的這本書,說它「刻意將康熙王朝平定新疆准葛爾部落叛亂及和沙皇俄國簽定的《尼布楚條約》說成是中國開始進行『大國爭奪』。有關中國歷史上就曾經是一個『富於侵略性和海外擴張性』的觀點,正在為解釋中國今後的國際行為提供所謂新的依據。」

濮德培和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民族主義之間的瓜葛,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學的研究與現實政治始終剪不斷離還亂的又一個例證。

2009-4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動向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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