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17歲的陳光還是一名軍人，他所在的第65集團軍受命前往天安門廣場，將抗議學生清除出場。駐紮在北京以北的河北省的第65集團軍兩次嘗試進入首都。第一次是在宣佈戒嚴後的5月20日。由於數千名北京市民湧上街頭，攔停了他們的車隊，那次嘗試失敗了。6月3日的第二次嘗試取得了成功，陳光是第一批衝過抗議者的封鎖、攜帶着數千件武器進入人民大會堂的士兵之一。武器是偷偷放在一輛公交車上被運進去的。陳光隨後離開軍隊，成了一名藝術家。他於今年5月初被捕，當時他進行了一次行為藝術表演，觸及到政府為遏制六四軍事鎮壓的記憶而採取的行動。以下是他被捕前接受的一次採訪：
問：在被派往北京之前，你對那裏發生的抗議有何了解？
一開始我們不接他們的食物，後來餓啊，就吃了。一些酒店餐館還會做好吃的，送到卡車這裏來。後來高層肯定也知道了這些個情況，知道如果再這麼僵持下去，肯定就不行了。
這就是後來有一天，就派直升飛機來啊，從我們頭上飛過去，撒傳單，一看中央軍委發的。學生一拿到傳單就撕啊，我們也拿了幾張看，寫着：「不要聽信動亂分子的謠言，堅定立場，堅決和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一致。」
中央軍委也知道這個局面不能繼續下去，後面就跟學生代表談，說能不能讓軍隊撤出去。等我們走的時候，那場面很感動，很動情啊，相互留通訊地址，說以後要寫信聯繫。
當時跟學生已經很熟了，當官的都很動情，依依不捨地揮手告別，有的都哭了。
問：接下來呢？
答：我們就回到打靶場休整了幾天，然後就是6月1號，就給我們開動員大會。部隊首長都來了，說要重返北京戒嚴。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我們當時就想，要回去，怎麼回去？
然後就讓我們換上便裝，他們拉了好幾卡車的衣服過來，自己挑。我挑了件帶格子的白襯衫和藍褲子。當時我們很緊張啊，就是換上了便衣，我們當兵的怎麼去天安門啊？那頭髮一看就是當兵的啊。
任務就是去天安門，可是天安門在哪兒啊我們都不知道，當時緊張死了。
到了6月3號早晨，戰友們都各自出發了，我當時在二大隊，當時其他人都派去說到蘋果園地鐵站那邊坐公交車去，大家就三三兩兩地出發了。我的任務跟他們不一樣，隊長跟我說，你負責押運武器的公交車。一聽到說要押槍，我當時心裏充滿了恐懼。
他們就找了個會開車的老兵，然後就我們倆開着車就出發了，車子旁邊就是騎着自行車的大學生啊，結果沒有一個人攔下我們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滿車的全是武器，槍支彈藥還有軍裝，上面用帆布蓋着。
我就坐在那些槍上面，然後在窗戶邊露出個腦袋，這樣外面開上去就好像我坐在一個位置上一樣。到了那個西單路口，我是後面才知道的，離我們大概就100多米遠，另一輛跟我們一樣運武器的車子被學生給發現了。後來聽說押運那個車子的戰士就被吊死在那個車子上了，武器全部被搶走了。
我們也被人問了，司機就說，「我們的車是回總站的。」好在當時大家都注意的是那輛車，就沒注意到我們，就聽見學生喊「當兵的在運槍！」我當時心緊張得砰砰跳。
我們的車下午3點左右就到了人民大會堂了，從西門進去的。我們是第一個到的，整個樓都是空的，就我跟司機兩個人在那兒搬，把武器搬到二樓。都是新的，有的箱子都沒有打開過。那些槍油都滲得出來，弄得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搬了好幾個小時，累死了。
問：你們如何把所有槍搬到樓內，卻沒被人發現？
答：當時學生在人民大會堂的那邊嗎，沒人注意到西門這邊的情況。慢慢地，其他當兵的就都來了。都有記號的，有的把毛巾綁在左臂上，有的綁在右臂上，就算是自己編隊的標識。一下子整個大會堂就到處都是人，到處都在說話。大家都開始換軍裝，然後就是等待命令。當時整個人民大會堂裏面全是士兵，整個四層樓全部都是戰士，站得滿滿的，包括開會用的那個最大的廳裏面全都是士兵，我估計最起碼二到三萬。到那個時候，廣場上的學生差不多就知道大會堂裏面有士兵了。
一開始命令我們去西單搶槍，搶回那些從汽車上拿走的武器啊。我們差不多一萬五千人吧就出去了，從後門出去的，一出去就被群眾堵在路上了。他們好像知道我們要幹什麼似的，他們有的站到汽車頂上，當時有十幾層的汽車在那兒堵着做路障。我們就保持隊形，緊緊拽着槍，群眾就朝着我們罵啊，罵什麼的都有。我們就困在那裏，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就那麼僵持在那兒，被推來推去，各種謾罵。當時老百姓很生氣，跟上次被攔下來完全不一樣，罵我們讓我們滾出去。
當時有個士兵那頭盔砸了個學生的腦袋，當時就流血了。當時人非常多非常得擠，你就生怕跟自己的部隊擠開了然後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覺得當時罵士兵的應該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學生。我們就手挽着手保持隊形，學生們就開始唱國歌和國際歌，我們就唱「三項紀律八大注意」，後來他們就開始唱流行歌曲了，但我們當兵的不懂歌詞。
當時就這樣僵持了有四五個小時。然後就有人開始朝士兵裏面扔磚頭，到了後來就朝人民大會堂的北面扔，還有新華門那邊，就是中南海南門啊。我當時看見的就有五六個人受傷的，有一個是學生，在新華門那邊被士兵打出血了。當時整個人群非常憤怒。這時候全國廣播就開始播了，說暴亂分子正在攻擊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
如果不是我們出去要奪槍的話，我覺得老百姓不會那樣。
問：你們如何從當時局面脫身的？
答：到了晚上八點鐘左右，士兵和學生就談好了，同意我們撤退到大會堂裏面去。等我們撤回去之後，就命令說要佔領天安門。我們就等命令，一直等，一會兒說做好戰鬥準備，然後又坐下原地待命，然後又叫起來說準備戰鬥，然後又說坐下繼續等，就這樣來來回回。當時緊張地頭髮都豎起來了。
到了最後連坐都不讓坐了。整個廣場上的燈都亮了起來，廣場上都是學生，高音喇叭在那裏喊，什麼「今天夜裏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分子，請學生市民待在屋內不要出門，否則後果自負。」
我們當時在人民大會堂三層，到了十點多的時候我們就下到二樓去了。當時大會堂東邊的門已經全部都打開了，士兵就站在台階上，對面就是學生，都可以看得到對方的。他們當時朝我們喊，「法西斯！儈子手！」
氣氛非常緊張，當時已經可以到處聽見槍聲了。我當時還聽見廣場上那個台灣歌手侯德健用喇叭在那裏喊話，勸學生撤退。「我們已經做出了流血犧牲，沒有必要在流更多的血了。」
我當時緊張得頭髮都豎起來了。
我們當時的任務就是天安門清場。我們就站在那兒，我當時最害怕的就是學生不走。如果學生不撤，怎麼辦？我們都非常緊張，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學生，我是擔心有人扔個磚，砸到我。我當時就跟自己講，我的底線是，除非有人真的要傷害到我了，否則我絕不開槍。
然後我們就等着往前推進啊，這時候我們領導給我一個相機，讓我去給部隊拍照。我當時瞬間心裏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槍對着人了。
我們當時就在東門的台階上站着對峙了好幾個小時，沒有前進。當時命令都是口口相傳的，一個告訴另一個，再往前傳。
到了12點鐘的時候，廣場上的燈突然滅了，學生也從帳篷裏面走了出來，開始往紀念碑附近聚集，有人在唱國際歌，有一些就開始撤退了，從廣場東南角。在廣場北邊就開始打了起來，開槍了。當時我們部隊的特種兵就在廣場裏面驅趕學生，拿棍子打。
當時裝甲車就想從廣場北邊開進來，從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輛裝甲車就在天安門前的金水橋那兒被燒着了，就聽見侯德健嗓子都啞了，在那兒勸學生趕緊撤退。到了凌晨兩三點的時候，學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後，我們就第一個進入廣場了。我們的任務就是清理帳篷，看看裏面有沒有人。然後裝甲推車就開了過來，把那個只有女神像給推到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後這個推車把所有東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來，然後我們就放火燒，什麼都有，衣服啊、背包啊、書、筆記本、還有相機。
這個時候廣場就已經被佔領了，全都是士兵。我們終於有機會睡了一兩個小時，這個時候才放鬆下來。
問：你的上級如何看待他們在鎮壓活動中的角色？
答：後來2010年的時候，我跟原來的老戰友吃飯，當時喝了點兒酒，他們有一個人就說起當年在廣場上看到屍體。我後來拿着攝像機找到他，讓他把當初的話再說一遍，他說我沒說過啊。他不肯說。我說當時的命令不是說「誰要敢攔着，就開槍？」我那個戰友說：「誰跟你說的命令？不是真的。」
這讓我很難受，我覺得你看到什麼就說什麼嘛。那之後戰友之間的這種信任就沒有了。
那段經歷對所有在場的士兵都有很大影響。有很多人因此受益，升官進爵。我之前的戰友，現在有一個是在河南當警察局局長。我跟他們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來了，走了另一條路。
當時我還不確定我們做的是對還是錯，不過最後我還是覺得是錯的。這也是為什麼我離開了部隊。絕大多數當兵的都覺得他們做的是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