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通過由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所作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決定撤銷他的一切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6月23日，趙紫陽在會上發言，主要談他在六四事件前後的經歷，駁斥「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指責，披露了六四時期高層分歧內幕。這篇發言全文，作為附錄被收錄於2009年出版的《趙紫陽：改革歷程》一書。
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喬石、江澤民、李鵬、姚依林、李瑞環(左起)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主席台上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做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同志們的期望。現在我想僅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一)一些事實及我當時的思想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4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發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態儘快平息下來。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申請，就上街示威，我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罷課絕食更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還講過，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遊行，學校領導人和黨組織還是應當積進行說服和勸阻工作，儘可能引導學生通過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達意見。我的這個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
但是，我也看見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着眼於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還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樣使多數人的情緒緩和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與當時這個想法聯繫，我還覺得4月26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用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4月26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松一鬆口。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
我當時考慮，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後來大家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了一些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些話寫在4月26日的社論里，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們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它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着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儘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外說明一下，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為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會已講過這點。
(二)做的對和不對的地方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對，那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至少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成千上萬的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大家的心情確相當緊張和焦慮，我當時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對我們工作不滿，想借題發揮，少數人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我說，黨中央在治喪，學生們也要悼念，我們不好不允許他們悼念。因此，我主張，除對打、砸、搶、燒、沖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應當採取緩和手段。我記得當時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追悼會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學生在沖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說喬石同志在第一線，準備了各種預案，他會臨機處置的。隨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喬石同志。我記憶中就是這麼一次。其它沒有聽到常委中間有什麼不同意見。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
(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活動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
(2)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
(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
李鵬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將這三條意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離京訪問朝鮮，李鵬同志在車站送行時間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鮮看到小平同志談話和常委會議紀要電傳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並未電傳過去)。我當即覆電錶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我理解，小平同志決策的總精神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一點，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應當竭盡全力來做到這一點。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閱。
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在我記憶中只有兩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對精神污染的意見。我當時考慮，稿子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有了較充分的闡述，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因為意思是一樣的，不加也可以。另外，從技術上考慮，整個稿子是正面講紀念「五四」的，兩位同志的意見插到那裏都覺得文字上不太順，因此就沒有吸收。我們歷來討論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個人的每個意見完全吸收進去。
五、我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這有什麼矛盾。因為在我訪朝尚未回國之前，李鵬同志批准發的《人民日報》的第二篇社論(4月29日)，調子已經緩和了。後來在國務院授權舉行的對話會上，發言人也明確表示第一篇社論(4月26日)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反覆肯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學生是好的。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決的。我5月4日的講話，特別注意到了這些情況，與上面的調子大體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話(如反對動亂的問題)我在5月3日的講話中已經講了不少，覺得可以不重複了。我這次講話的新內容只有兩點：一是我分析了群眾對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的狀況。我仍然認為這種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想今後遇到這些問題，仍然應該爭取在這軌道上去解決。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過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鵬同志會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也沒有經過常委討論，其調子也和我講的差不多。
儘管有以上這些情況，但我的這篇講話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測，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慮到這些情況，當時可以不講這篇話。
六、關於5月8日的常委會和5月10日的政治局會，4月27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4月26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難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許會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統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歲(或75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訂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改變。
我的目的是讓世界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4月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在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很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了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啟立、閻明復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會有幫助。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5月16日夜問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4月26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5月4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小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同志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地轉過來。但是到了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佈絕食，其中一個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認為，社論主要是根據4月24日常委會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會的匯報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所以，責任應該由我們承擔起來。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表示，我已從朝鮮打回電報贊成小平同志的決策，所以我對4月26日社論也應該負責。當時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常委考慮，不要求作出決定，同時時間已晚，沒有談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5月4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4月26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的嚴重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
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的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能夠繼續共事的。我反覆考慮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覺得他的話是正確的。在當前的局勢下，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講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時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三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學生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黨內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鵬同志去廣場勸說絕食學生的呼籲像雪片一樣的傳來，人民群眾也對我們遲遲不出來做工作強烈不滿。有些同志說，周總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眾中去了，我覺得我們如果不再出來，將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交代。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9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看完學生回來後，我已覺得自己的病情加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