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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築小說—讀混血美女韓秀《多餘的人》

              該封面入選《書香世界》2012兩岸書封設計大賞


                                        (瑞典)茉莉
 

這本書在我心裏激起一種深沉、震撼而又真切的感覺,讓我想起西方作家的一個著名的比喻:“小說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頭建築他小說的房子。”
 
在韓秀三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中,這是她第一次,寫出自己生命中從未碰觸過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這是一種奉獻式的創作,她將自己心中深藏的隱痛坦誠告知讀者。這也是一種自我療傷和自我豐富的寫作,拆掉生命房子構建出來的精湛作品,輝映並豐盛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殿堂。
 

       ◎記憶之樹從阿靈頓墓苑展開
 

故事開始時,已經是1978年了。三十二歲的韓秀瘦骨嶙峋,帶着身心的痛楚從中國回到了美國。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任教時,她經常捧着一束紅色的鬱金香,走向綠草茵茵的阿靈頓國家墓苑。那裡埋葬着她早逝的父親韓恩(Willie Hanen),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美國外交武官。
 
記憶之樹從那裡展開。那是一株繁茂、枝丫旁逸斜出、樹根盤虯交錯的大樹。在孤獨中寫作,韓秀面對她生命中無數斷磚碎瓦式的素材。回味過往生活的種種酸甜苦辣,她淡定而從容地梳理一切記憶與材料,以文學的張力和精鍊成熟的文字,以穿插倒敘的手法,濃縮她人生的傳奇,構建她富於人性的藝術小屋。
 
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都塑造得很成功。最令我難忘的,是小說所展現的人物之間的關係。作者以較多的篇幅描寫了父女、母女、外婆和外孫女、以及師生、夫妻之間的情感關係,展現了中國專制社會下令人觸目驚心的親情異化的現實,也書寫了親人之間不可磨滅的永恆之愛。
 
例如,只在韓秀嬰兒時見過一面的美國父親,與女兒之間存在着一條刻骨銘心的精神紐帶;韓秀和中國母親之間異乎尋常的厭憎交加的關係;智慧而慈愛的外婆一手撫養韓秀成長,她和外孫女之間相依為命的關係。此外,韓秀與她的學生喬的好友知己關係,與丈夫J先生的相遇以及命運與共的夫妻之情。
 
因為有了千帆過盡的閱歷,韓秀在敘述中,既能真切體會人物之間的關係,也能不因關係貼近而放棄冷靜觀察。她忠實地展現人物的本來面目,精妙地書寫特定時代下的人際關係。她筆下人物之間的關係及其衝突,推動了小說情節,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專制統治下母女關係的悲劇
 

這本自傳體小說名為《多餘的人》,是因為在韓秀兩歲半時,給她看病的德國醫生曾想帶這個混血兒離開中國,說:“這個孩子在這塊土地上恐怕是個多餘的人。”一語成讖。
 
在西方哲學家例舉的諸多人生悲劇中,有的是時代、社會和命運造成的悲劇,有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造成的悲劇。留在中國的韓秀,因為她的中美混血兒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像不到的歧視、欺凌和侮辱。最令這個女孩難以承受的,是身為舞台劇演員的母親將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顧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儘管寫母親的篇幅不是很多,但從韓秀筆下的一些回憶看,已經令人瞠目結舌。例如,小女孩被仇視她的母親用煙頭燙傷、孩子高燒時不准他人去請醫生。母親還用一把大剪刀,惡毒地將少女韓秀只穿過一次的鬱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文革期間瘋狂的政治運動中,這位母親竟然多次寫材料,向有關部門揭發和誣陷女兒,稱女兒是“美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意欲致女兒於死地。
 
最有戲劇性的情節是,韓秀到美國後兩年,懷着寬恕之心把母親接去享受美國的自由。而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卻找上門來,他們注意到這位母親經常在韓秀上班時跑中國大使館,並在韓秀的電話機裏面赫然發現一個竊聽器。
 
這些故事完全顛覆了我們對“母親”這個詞的認識。被稱為韓秀的“母親”的那個女演員,不僅沒有傳統母親慈愛的光環,她甚至是自私、變態、惡毒的象徵。與一般自私變態的母親不同的是,中共統治下大搞階級鬥爭的特殊時代背景,是導致這位“革命母親”惡毒虐待女兒的根本原因。
 
現已走向晚年的韓秀終於能夠總結這個悲劇的原因了。韓秀這個混血兒的存在,證明了這位母親曾經嫁給一個美國軍人的事實。四十年代時,這個女演員曾在重慶為中共效勞,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以女色把一位美國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應是受中共獎賞的功臣,但卻因為和另外一個美國軍人——“中國人民的敵人”生下這個多餘的孩子,因此無法在1949年之後的紅色中國飛黃騰達。
 
由於親情是一種距離太近的關係,它對人的感情最具殺傷力,母親是韓秀一生受傷至深的痛點。我們因此不能要求傷痕纍纍的韓秀在她的小說中,對這位女演員的所作所為展開更多的書寫和認識。作為讀者,我的問題是:這位曾被中共利用做誘惑工具、被人始亂終棄的女演員,是否也應被視為受害者?是怎樣的人性缺陷、情感缺失、社會環境壓力下產生的怨恨心理,導致這位畢生忠誠於中共的女演員狠心殘害自己的孩子?
 
 
     ◎小說的光亮是永不放棄個人尊嚴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認為,小說的中心是一種光亮,“有一些瞬間,置身於小說叢林中的他會感覺自己正在被一束來自高處的奇異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儘管模糊難定,但卻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這樣的光中慢慢地改變。”
 
在韓秀這部山高水深、峰迴路轉的自傳體小說中,我們看到的一束奇異的光,那是她在任何慘境下都不放棄的個人尊嚴。在中國顛沛流離的的苦難生涯中,韓秀賴以自立的是她的智慧、勇氣和尊嚴。每一次面臨命運的抉擇時,韓秀都讓尊嚴守衛着她,不在權勢者的淫威之下屈服,
 
1964年,韓秀十七歲,在讀高中時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北京市銀質畢業獎章。然而她的考卷上蓋着“此生不宜錄取”的印章。學校黨委書記把她叫去,問她能否寫一個聲明,表示和她父親斷絕一切關係,劃清界限,寫了就可以讓她上大學,不寫就要馬上去山西插隊。韓秀淡淡地說:“既然這樣,我要早點回家了。我還沒收拾行李。”轉身就走。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鄉的中學生。

 

   韓秀十七歲高中畢業
 
因為又遭母親打小報告陷害,1967年,韓秀從山西亡命到了新疆,進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在中蘇兩國交惡時期,她和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賤民一起,被安排在中蘇邊界最前沿的戰壕里,面對蘇軍的炮口,為身後的中國解放軍做“炮灰”。漆黑寒冷的夜晚,當蘇軍點起篝火拉起手風琴,那邊的男中音唱起《卡秋沙》等俄羅斯民歌,韓秀和她這一線被人踐踏的“人肉盾牌”,不顧中國軍人持槍威脅,一齊加入蘇軍的歌唱。那一晚,奇特而美妙的大型混聲合唱響徹夜空。
 
在偏遠而艱苦的茫茫戈壁生活了九年,韓秀這位漢族人眼中的“異族”,很幸運地和南疆當地的維吾爾族人建立了友誼,那些善良的維族人給予她很多溫暖和關愛。二十年後,韓秀在美國國會為維吾爾人的苦難作證,為他們被剝奪的自由和被侵佔的家園發聲。
 
這是韓秀人生交響曲中的華彩樂章,是她獲得自由後不辜負自由的人生要義。新疆給她留下了長期折磨她的病痛,但遍體鱗傷、肝腸寸斷的韓秀既捍衛自己的尊嚴,也捍衛維吾爾人的尊嚴。她以行動實踐自己的信念:“寫作的人,首先必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一部好小說是我們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徑,它會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分享韓秀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築起來的小說,是我們感同身受地體驗他人命運的過程。歲月沉澱,給韓秀小說留下深沉的意蘊,我們在那裡看到人與世界的摩擦、衝突與和解,在那裡找回人類本來的尊嚴和溫馨的愛。 

(《多餘的人》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2012年)
---------------——————————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十月號,發表時題為《韓秀與她的中國母親》

 

 

 
 
-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user_blog_diary.php?did=163595#sthash.8Bji4QvH.dpuf

              該封面入選《書香世界》2012兩岸書封設計大賞


                                        (瑞典)茉莉
 

這本書在我心裏激起一種深沉、震撼而又真切的感覺,讓我想起西方作家的一個著名的比喻:“小說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頭建築他小說的房子。”
 
在韓秀三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中,這是她第一次,寫出自己生命中從未碰觸過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這是一種奉獻式的創作,她將自己心中深藏的隱痛坦誠告知讀者。這也是一種自我療傷和自我豐富的寫作,拆掉生命房子構建出來的精湛作品,輝映並豐盛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殿堂。
 

       ◎記憶之樹從阿靈頓墓苑展開
 

故事開始時,已經是1978年了。三十二歲的韓秀瘦骨嶙峋,帶着身心的痛楚從中國回到了美國。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任教時,她經常捧着一束紅色的鬱金香,走向綠草茵茵的阿靈頓國家墓苑。那裡埋葬着她早逝的父親韓恩(Willie Hanen),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美國外交武官。
 
記憶之樹從那裡展開。那是一株繁茂、枝丫旁逸斜出、樹根盤虯交錯的大樹。在孤獨中寫作,韓秀面對她生命中無數斷磚碎瓦式的素材。回味過往生活的種種酸甜苦辣,她淡定而從容地梳理一切記憶與材料,以文學的張力和精鍊成熟的文字,以穿插倒敘的手法,濃縮她人生的傳奇,構建她富於人性的藝術小屋。
 
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都塑造得很成功。最令我難忘的,是小說所展現的人物之間的關係。作者以較多的篇幅描寫了父女、母女、外婆和外孫女、以及師生、夫妻之間的情感關係,展現了中國專制社會下令人觸目驚心的親情異化的現實,也書寫了親人之間不可磨滅的永恆之愛。
 
例如,只在韓秀嬰兒時見過一面的美國父親,與女兒之間存在着一條刻骨銘心的精神紐帶;韓秀和中國母親之間異乎尋常的厭憎交加的關係;智慧而慈愛的外婆一手撫養韓秀成長,她和外孫女之間相依為命的關係。此外,韓秀與她的學生喬的好友知己關係,與丈夫J先生的相遇以及命運與共的夫妻之情。
 
因為有了千帆過盡的閱歷,韓秀在敘述中,既能真切體會人物之間的關係,也能不因關係貼近而放棄冷靜觀察。她忠實地展現人物的本來面目,精妙地書寫特定時代下的人際關係。她筆下人物之間的關係及其衝突,推動了小說情節,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專制統治下母女關係的悲劇
 

這本自傳體小說名為《多餘的人》,是因為在韓秀兩歲半時,給她看病的德國醫生曾想帶這個混血兒離開中國,說:“這個孩子在這塊土地上恐怕是個多餘的人。”一語成讖。
 
在西方哲學家例舉的諸多人生悲劇中,有的是時代、社會和命運造成的悲劇,有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造成的悲劇。留在中國的韓秀,因為她的中美混血兒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像不到的歧視、欺凌和侮辱。最令這個女孩難以承受的,是身為舞台劇演員的母親將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顧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儘管寫母親的篇幅不是很多,但從韓秀筆下的一些回憶看,已經令人瞠目結舌。例如,小女孩被仇視她的母親用煙頭燙傷、孩子高燒時不准他人去請醫生。母親還用一把大剪刀,惡毒地將少女韓秀只穿過一次的鬱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文革期間瘋狂的政治運動中,這位母親竟然多次寫材料,向有關部門揭發和誣陷女兒,稱女兒是“美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意欲致女兒於死地。
 
最有戲劇性的情節是,韓秀到美國後兩年,懷着寬恕之心把母親接去享受美國的自由。而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卻找上門來,他們注意到這位母親經常在韓秀上班時跑中國大使館,並在韓秀的電話機裏面赫然發現一個竊聽器。
 
這些故事完全顛覆了我們對“母親”這個詞的認識。被稱為韓秀的“母親”的那個女演員,不僅沒有傳統母親慈愛的光環,她甚至是自私、變態、惡毒的象徵。與一般自私變態的母親不同的是,中共統治下大搞階級鬥爭的特殊時代背景,是導致這位“革命母親”惡毒虐待女兒的根本原因。
 
現已走向晚年的韓秀終於能夠總結這個悲劇的原因了。韓秀這個混血兒的存在,證明了這位母親曾經嫁給一個美國軍人的事實。四十年代時,這個女演員曾在重慶為中共效勞,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以女色把一位美國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應是受中共獎賞的功臣,但卻因為和另外一個美國軍人——“中國人民的敵人”生下這個多餘的孩子,因此無法在1949年之後的紅色中國飛黃騰達。
 
由於親情是一種距離太近的關係,它對人的感情最具殺傷力,母親是韓秀一生受傷至深的痛點。我們因此不能要求傷痕纍纍的韓秀在她的小說中,對這位女演員的所作所為展開更多的書寫和認識。作為讀者,我的問題是:這位曾被中共利用做誘惑工具、被人始亂終棄的女演員,是否也應被視為受害者?是怎樣的人性缺陷、情感缺失、社會環境壓力下產生的怨恨心理,導致這位畢生忠誠於中共的女演員狠心殘害自己的孩子?
 
 
     ◎小說的光亮是永不放棄個人尊嚴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認為,小說的中心是一種光亮,“有一些瞬間,置身於小說叢林中的他會感覺自己正在被一束來自高處的奇異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儘管模糊難定,但卻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這樣的光中慢慢地改變。”
 
在韓秀這部山高水深、峰迴路轉的自傳體小說中,我們看到的一束奇異的光,那是她在任何慘境下都不放棄的個人尊嚴。在中國顛沛流離的的苦難生涯中,韓秀賴以自立的是她的智慧、勇氣和尊嚴。每一次面臨命運的抉擇時,韓秀都讓尊嚴守衛着她,不在權勢者的淫威之下屈服,
 
1964年,韓秀十七歲,在讀高中時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北京市銀質畢業獎章。然而她的考卷上蓋着“此生不宜錄取”的印章。學校黨委書記把她叫去,問她能否寫一個聲明,表示和她父親斷絕一切關係,劃清界限,寫了就可以讓她上大學,不寫就要馬上去山西插隊。韓秀淡淡地說:“既然這樣,我要早點回家了。我還沒收拾行李。”轉身就走。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鄉的中學生。

 

   韓秀十七歲高中畢業
 
因為又遭母親打小報告陷害,1967年,韓秀從山西亡命到了新疆,進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在中蘇兩國交惡時期,她和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賤民一起,被安排在中蘇邊界最前沿的戰壕里,面對蘇軍的炮口,為身後的中國解放軍做“炮灰”。漆黑寒冷的夜晚,當蘇軍點起篝火拉起手風琴,那邊的男中音唱起《卡秋沙》等俄羅斯民歌,韓秀和她這一線被人踐踏的“人肉盾牌”,不顧中國軍人持槍威脅,一齊加入蘇軍的歌唱。那一晚,奇特而美妙的大型混聲合唱響徹夜空。
 
在偏遠而艱苦的茫茫戈壁生活了九年,韓秀這位漢族人眼中的“異族”,很幸運地和南疆當地的維吾爾族人建立了友誼,那些善良的維族人給予她很多溫暖和關愛。二十年後,韓秀在美國國會為維吾爾人的苦難作證,為他們被剝奪的自由和被侵佔的家園發聲。
 
這是韓秀人生交響曲中的華彩樂章,是她獲得自由後不辜負自由的人生要義。新疆給她留下了長期折磨她的病痛,但遍體鱗傷、肝腸寸斷的韓秀既捍衛自己的尊嚴,也捍衛維吾爾人的尊嚴。她以行動實踐自己的信念:“寫作的人,首先必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一部好小說是我們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徑,它會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分享韓秀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築起來的小說,是我們感同身受地體驗他人命運的過程。歲月沉澱,給韓秀小說留下深沉的意蘊,我們在那裡看到人與世界的摩擦、衝突與和解,在那裡找回人類本來的尊嚴和溫馨的愛。 

(《多餘的人》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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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十月號,發表時題為《韓秀與她的中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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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我心裏激起一種深沉、震撼而又真切的感覺,讓我想起西方作家的一個著名的比喻:“小說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頭建築他小說的房子。”
 
在韓秀三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中,這是她第一次,寫出自己生命中從未碰觸過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這是一種奉獻式的創作,她將自己心中深藏的隱痛坦誠告知讀者。這也是一種自我療傷和自我豐富的寫作,拆掉生命房子構建出來的精湛作品,輝映並豐盛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殿堂。
 

       ◎記憶之樹從阿靈頓墓苑展開
 

故事開始時,已經是1978年了。三十二歲的韓秀瘦骨嶙峋,帶着身心的痛楚從中國回到了美國。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任教時,她經常捧着一束紅色的鬱金香,走向綠草茵茵的阿靈頓國家墓苑。那裡埋葬着她早逝的父親韓恩(Willie Hanen),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美國外交武官。
 
記憶之樹從那裡展開。那是一株繁茂、枝丫旁逸斜出、樹根盤虯交錯的大樹。在孤獨中寫作,韓秀面對她生命中無數斷磚碎瓦式的素材。回味過往生活的種種酸甜苦辣,她淡定而從容地梳理一切記憶與材料,以文學的張力和精鍊成熟的文字,以穿插倒敘的手法,濃縮她人生的傳奇,構建她富於人性的藝術小屋。
 
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都塑造得很成功。最令我難忘的,是小說所展現的人物之間的關係。作者以較多的篇幅描寫了父女、母女、外婆和外孫女、以及師生、夫妻之間的情感關係,展現了中國專制社會下令人觸目驚心的親情異化的現實,也書寫了親人之間不可磨滅的永恆之愛。
 
例如,只在韓秀嬰兒時見過一面的美國父親,與女兒之間存在着一條刻骨銘心的精神紐帶;韓秀和中國母親之間異乎尋常的厭憎交加的關係;智慧而慈愛的外婆一手撫養韓秀成長,她和外孫女之間相依為命的關係。此外,韓秀與她的學生喬的好友知己關係,與丈夫J先生的相遇以及命運與共的夫妻之情。
 
因為有了千帆過盡的閱歷,韓秀在敘述中,既能真切體會人物之間的關係,也能不因關係貼近而放棄冷靜觀察。她忠實地展現人物的本來面目,精妙地書寫特定時代下的人際關係。她筆下人物之間的關係及其衝突,推動了小說情節,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專制統治下母女關係的悲劇
 

這本自傳體小說名為《多餘的人》,是因為在韓秀兩歲半時,給她看病的德國醫生曾想帶這個混血兒離開中國,說:“這個孩子在這塊土地上恐怕是個多餘的人。”一語成讖。
 
在西方哲學家例舉的諸多人生悲劇中,有的是時代、社會和命運造成的悲劇,有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造成的悲劇。留在中國的韓秀,因為她的中美混血兒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像不到的歧視、欺凌和侮辱。最令這個女孩難以承受的,是身為舞台劇演員的母親將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顧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儘管寫母親的篇幅不是很多,但從韓秀筆下的一些回憶看,已經令人瞠目結舌。例如,小女孩被仇視她的母親用煙頭燙傷、孩子高燒時不准他人去請醫生。母親還用一把大剪刀,惡毒地將少女韓秀只穿過一次的鬱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文革期間瘋狂的政治運動中,這位母親竟然多次寫材料,向有關部門揭發和誣陷女兒,稱女兒是“美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意欲致女兒於死地。
 
最有戲劇性的情節是,韓秀到美國後兩年,懷着寬恕之心把母親接去享受美國的自由。而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卻找上門來,他們注意到這位母親經常在韓秀上班時跑中國大使館,並在韓秀的電話機裏面赫然發現一個竊聽器。
 
這些故事完全顛覆了我們對“母親”這個詞的認識。被稱為韓秀的“母親”的那個女演員,不僅沒有傳統母親慈愛的光環,她甚至是自私、變態、惡毒的象徵。與一般自私變態的母親不同的是,中共統治下大搞階級鬥爭的特殊時代背景,是導致這位“革命母親”惡毒虐待女兒的根本原因。
 
現已走向晚年的韓秀終於能夠總結這個悲劇的原因了。韓秀這個混血兒的存在,證明了這位母親曾經嫁給一個美國軍人的事實。四十年代時,這個女演員曾在重慶為中共效勞,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以女色把一位美國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應是受中共獎賞的功臣,但卻因為和另外一個美國軍人——“中國人民的敵人”生下這個多餘的孩子,因此無法在1949年之後的紅色中國飛黃騰達。
 
由於親情是一種距離太近的關係,它對人的感情最具殺傷力,母親是韓秀一生受傷至深的痛點。我們因此不能要求傷痕纍纍的韓秀在她的小說中,對這位女演員的所作所為展開更多的書寫和認識。作為讀者,我的問題是:這位曾被中共利用做誘惑工具、被人始亂終棄的女演員,是否也應被視為受害者?是怎樣的人性缺陷、情感缺失、社會環境壓力下產生的怨恨心理,導致這位畢生忠誠於中共的女演員狠心殘害自己的孩子?
 
 
     ◎小說的光亮是永不放棄個人尊嚴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認為,小說的中心是一種光亮,“有一些瞬間,置身於小說叢林中的他會感覺自己正在被一束來自高處的奇異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儘管模糊難定,但卻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這樣的光中慢慢地改變。”
 
在韓秀這部山高水深、峰迴路轉的自傳體小說中,我們看到的一束奇異的光,那是她在任何慘境下都不放棄的個人尊嚴。在中國顛沛流離的的苦難生涯中,韓秀賴以自立的是她的智慧、勇氣和尊嚴。每一次面臨命運的抉擇時,韓秀都讓尊嚴守衛着她,不在權勢者的淫威之下屈服,
 
1964年,韓秀十七歲,在讀高中時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北京市銀質畢業獎章。然而她的考卷上蓋着“此生不宜錄取”的印章。學校黨委書記把她叫去,問她能否寫一個聲明,表示和她父親斷絕一切關係,劃清界限,寫了就可以讓她上大學,不寫就要馬上去山西插隊。韓秀淡淡地說:“既然這樣,我要早點回家了。我還沒收拾行李。”轉身就走。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鄉的中學生。

 

   韓秀十七歲高中畢業
 
因為又遭母親打小報告陷害,1967年,韓秀從山西亡命到了新疆,進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在中蘇兩國交惡時期,她和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賤民一起,被安排在中蘇邊界最前沿的戰壕里,面對蘇軍的炮口,為身後的中國解放軍做“炮灰”。漆黑寒冷的夜晚,當蘇軍點起篝火拉起手風琴,那邊的男中音唱起《卡秋沙》等俄羅斯民歌,韓秀和她這一線被人踐踏的“人肉盾牌”,不顧中國軍人持槍威脅,一齊加入蘇軍的歌唱。那一晚,奇特而美妙的大型混聲合唱響徹夜空。
 
在偏遠而艱苦的茫茫戈壁生活了九年,韓秀這位漢族人眼中的“異族”,很幸運地和南疆當地的維吾爾族人建立了友誼,那些善良的維族人給予她很多溫暖和關愛。二十年後,韓秀在美國國會為維吾爾人的苦難作證,為他們被剝奪的自由和被侵佔的家園發聲。
 
這是韓秀人生交響曲中的華彩樂章,是她獲得自由後不辜負自由的人生要義。新疆給她留下了長期折磨她的病痛,但遍體鱗傷、肝腸寸斷的韓秀既捍衛自己的尊嚴,也捍衛維吾爾人的尊嚴。她以行動實踐自己的信念:“寫作的人,首先必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一部好小說是我們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徑,它會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分享韓秀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築起來的小說,是我們感同身受地體驗他人命運的過程。歲月沉澱,給韓秀小說留下深沉的意蘊,我們在那裡看到人與世界的摩擦、衝突與和解,在那裡找回人類本來的尊嚴和溫馨的愛。 

(《多餘的人》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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