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以來在中國思想界掀起的反憲政和「文革」思潮(如楊曉青斥憲政屬資、劉亞洲將黨性神化、《解放軍報》提「宇宙真理」論和劉小楓稱毛澤東為國父等)，絕非偶然現象，亦非個別學者的一時衝動所為，而是中共及其智囊們長期精心準備和營造的結果。「倒憲」是中共繼討伐茅于軾之後所發起的又一次意識形態攻勢，是北京為堅持其「中國道路」而打造相應話語體系的一種嘗試。
隨着社會在經濟發展和全球化中的日益多元化，人們對現存政治制度越來越挑剔和不滿，執政黨也益發感到民眾要求變革的壓力在不斷加大。為宣示其與社會發展相悖的現行制度的合理性，中共勢必在意識形態上力圖建立一套相應的理論和話語系統，以搶奪在思想和輿論上的話語權和「理論制高點」。
在中共體制內學術界，反憲政的思想和理論準備已由來已久，並不是最近通過對憲政的討伐才凸現出來的。早在2004年，就有大陸學者撰文主張在改革上反對使用「憲政」這一概念，例如王一程、陳紅太在學術刊物《理論研究動態》上發表的《關於不可採用「憲政」提法的意見和理由》和謝毅在《政治學研究》上發表的《不能把「憲政」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概念》。這些文章的主旨是，防止憲政等普世價值融入中共的執政理念，堅守中共現存的一黨政治制度。這種把包涵民主與權力制衡等價值的現代憲政斥為不適合中國的政治現實、次於人民民主專政和妨礙中國社會發展的理念，早已成為中共體制內的主流思想，且對北京高層的決策起着直接和決定性的影響。
從人治到法治」轉化的同時也強調，歸根結蒂「還是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
這可以從中共體制內學者和智囊們與北京高層決策的互動中得到印證，例如：中共「兩個30年互相不能否定」的提法，亦是「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陽的新時代「通三統」論式的一種翻版，兩個提法如出一轍(甘陽把「孔夫子傳統」、「毛澤東傳統」和「鄧小平傳統」視為「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的連續統」);衣俊卿的「三個自信」理論得到習近平的大加讚賞，並被北京大力地推廣和運用;中共左派智囊李慎明的「挺毛」言論，也在習近平那裏找到了共鳴，李似乎在習那裏找到了新的「政治後台」;據傳，習近平的「兩個30年互不能否定」的理論也受益於朱佳木的大力舉薦(朱曾是「左王」鄧力群的得意門生);胡錦濤的「文膽」俞可平，在主張中共體制應「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轉化的同時也強調，歸根結蒂「還是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被外界譽為「中南海第一智囊」和「中國新保守主義教父」的王滬寧，協助江澤民和胡錦濤創立了「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政治理念，為中共堅持其現存體制提供了理論支撐。
這些甘為「帝王師」的學者和智囊(包括外傳的何毅亭、栗戰書、丁薛祥、朱國鋒、鍾紹軍、李書磊和劉鶴等)，對中共高層的決策起着決定性的影響，左右着中共的主流思想和價值觀，為穩固中共政權把關掌舵。他們在政治上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不能從西方「移花接木」，堅持走「中國道路」，不能取消中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他們之所以成為中共高層的智囊或成員，就因為他們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極權制度一邊，毫不動搖地在理論和政策上捍衛中共現政權的法統和道統(即從馬列毛鄧和江胡到現在的習近平)。這次倒憲和文革思潮的興起，確實要歸功於中共「帝王師」們的不懈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