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黎學文先生給我看一篇文章，題目是《調查〝中國人眼中的民主〞》，是《南方周末》的一篇訪談。訪談對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張明澍，內容是社科院2011年搞了個〝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項目，對全國18歲以上城鎮居民進行的1750人次的調查，訪談中所涉的數據和觀點，都來自於這個調查。黎先生在我看過後說：〝這個訪談中的數字應該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此後，在微博、在鳳凰網和海外的博訊網、多維網上看到過對這個訪談的介紹，這些報導都以支持民主的人數佔8%為題，似乎這個調查數據是事實。〞
我卻不這麼看。首先，張明澍副研究員似乎不具備民主入門知識，他似乎沒有搞清楚什麼是民主，什麼不是民主。他說：〝中國人想要中國自己的而不是外國的民主。〞這裏有意或無意間混淆了兩個問題：一是作為一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政體，它確實存在〝中國自己的〞與〝美國的〞;二是民主政體之所以為民主而非專制的〝本質特徵〞，世界各國的民主有它區別於專制的共同特徵。這種共同特徵不存在什麼〝中國的〞或〝美國的〞，它是普遍有效的。沒有這些特徵就不是民主。把民主劃分為中國的與西方的，是將假民主也稱為民主。
民主作為一種政體，核心特徵是必須具有三大制度作為支撐，即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制度、直接選舉制度和代議政治制度。不論美國的兩院，法國的總統制，英國的君主立憲制，還是德國的內閣制，各國民主制度各有其特點，但任何一國的政治制度，只要它是民主制度，就全具備上述三大特徵。可是，中國既沒有競爭性的政黨制度，也沒有直接選舉制度，更沒有代議制度，所謂〝中國自己的民主〞，不知這位張副研究員是從何得出來的。張副研究員還說什麼〝中國人想要的民主，德治優先於法治;解決反腐敗和群眾監督政府問題優先於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重視實質和內容優先於重視形式和程序;協商優於表決。〞這些全是扭曲、置換〝民主〞概念，如何能稱為學術研究?
一個嚴重欠缺民主必要知識的門外漢，卻主持關於民主的調查研究，讓我們看到中國當前政治學術研究之荒唐!
其次，調查性的學術研究，其必要的前提就是不得預設立場。只要預設立場，就會使調查扭曲，不論得出什麼數據和結論，都必然是對那個特定立場的維護和注釋，而無學術意義。該訪談中有一句話被輕輕帶過，然而其足以否定張副研究員的整個課題調查。他說：〝這些調查比上次稍微謹慎一點。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最多貼到體制的邊，不過線。〞不要輕視這句話，這是整個調查研究的總的方法論和指導原則。這句話說明，整個調查研究的立場是預先就有的。必須保證不過線，這是整個調查研究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會貫穿於調查研究的全過程——問題設計，調查對象的選擇，調查人員的選擇，提問方式，調查結論的作出和公佈，都會受到這個〝不過線〞原則的左右。即使每個環節中只過濾掉一兩個過線的信息，結果就會很不同。
有理由認為，這個〝不過線〞必定會濾過許多〝過線〞的信息，調查得到的數據和結論必定會因此發生嚴重扭曲。這其中，對結論最能產生嚴重影響的莫過於問題設計。試想一想，如果被調查者不是在〝中國民主與外國民主〞之間二選一，而是在〝要反對黨監督〞與〝不要反對黨監督〞之間做選擇，在〝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與〝由黨安排國家領導人〞之間做選擇，結果會怎樣?
在預設立場的前提下，整個課題不可能是公允的科學研究，即使不是精心做出來的配合性的宣傳品，大體上也是看眼色說話。這位副研究員的話，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深刻問題：即使不願意做領導要什麼學術就做出什麼學術，起碼也得是避免做出領導不高興要的學術。試問，這樣的學術研究，還有什麼價值可言?
其三，在一個視民主為大敵的體制下調查人們對民主的看法，不論調查者，還是被調查者，都會面對〝過線〞後的某種不可預測性的後果。趨利避害的心態，勢必潛在地影響調查者和調查對象。在現行體制下做這樣的所謂課題，本身就存在先天性缺陷，要想得出公允的有說服力的結論來，幾乎是白日做夢!
從無知的研究人員、錯誤的前提、壓迫性的大環境中產生的〝支持民主的只有8%〞的結論，這位研究員主持的〝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項目毫無學術價值，不足採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