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財經撰稿人達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目前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一旦中國經濟轉型失敗，考慮到今日中國與1990年日本相比的各種劣勢，中國將遭遇的災難或許還將比日本更加可怕。
以下即達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雖然中國和日本之間有着漫長的衝突和競爭的歷史，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卻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日本。可真正要命的是，如果不小心，中國恐怕也要重複日本犯下的錯誤。
日本的戰後經濟復甦和中國近年以來的增長都是以出口和低成本勞動力為基礎的。低估的貨幣讓出口商獲得了競爭優勢，而出口所獲得的推動力，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了民眾的收入和消費為代價的。
此外，中國和日本都鼓勵高儲蓄，這些儲蓄可以用來為投資融資。兩國都獲得了大量的貿易盈餘，用於投資海外，主要是投資美國政府的債券，這樣有助於減輕迫使他們自己貨幣增值的壓力，也幫助外國消費者更方便地融資來購買自己的出口商品。兩國還都大規模進行融資基於國內的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
對於日本而言，他們的進行曲是1985年9月停止演奏的，當時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出口，遏制了他們的經濟增長。
為了重振增長的旗鼓，日本當時的決策者策劃了信貸推動的投資繁榮，來抵消日元升值帶來的消極影響，而這最終造成了一場巨大的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後再度重創了日本經濟。從那之後，為了避免經濟活動的徹底崩潰，日本一直在強調政府開支和低利率，但這只能讓不均衡的局面日益惡化。
現在日本只剩下了巨大的預算赤字，非常高水平的政府債務，以及不斷膨脹的央行資產負債表，這些相當程度上都是應付政府開支和支持金融資產價格。
銀行危機醞釀中
直至1990年，日本看上去都是高度成功的——經濟持續強勢增長，幾乎沒有什麼間斷。可是1990年泡沫破滅之後，日本卻一舉陷入了約二十年的持續不景氣。
中國始終不願意人民幣突然升值，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們不希望重蹈日本的覆轍。
可即便如此，在全球經濟危機導致中國出口大幅度下滑，以及經濟增長趨緩之後，中共政府所作出的反應卻和當初日本在廣場協定之後驚人的相似。
中國的做法是，不通過政府開支，而通過國有銀行系統信貸的迅速擴張來推動增長，而後者已經造成了一場投資熱潮。
和當年的日本一樣，中國的銀行系統也是很脆弱的。中國不訴諸預算赤字，而是以銀行來直接放款，尤其看重那些能夠維持高增長率的項目。
中國高度依賴各種高估的資產如房地產，還有基礎設施計劃，但是卻沒有足夠的現金流來支撐債務，這就意味着許多貸款最終將無法收回。這些不良債務可能會引發一場銀行業危機，或者是將中國龐大的儲蓄和收入吸收走相當一部分，進而削弱經濟的增長潛力。
此外，當危機來襲時，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要比中國富裕得多，因此在處理經濟遲緩時的轉寰餘地也就更大。此外，日本還有良好的教育系統、強大的創新文化(34.960,0.26,0.75%)和技術，以及近乎禁欲主義的工作倫理觀，這些都為政府處理危機提供了幫助。日本的製造業技能是世界一流的，在電子和重工業等領域也擁有很多知識產權，這都是他們的有利之處。
相反，中國所依靠的主要是廉價勞動力，組裝或者製造的出口商品，其原料很多是來自海外。勞動力短缺和薪資上漲已經在削弱中國的競爭力了。中國也在努力進行創新，進軍高科技製造業，但是所有這些目前還都只是在起步階段。
中共政府自己也承認，信貸推動的投資策略已經導致了資本分配不當、投資產出不足和國有銀行的貸款損失等。
中國的挑戰
近年以來，對於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大家的敬畏之心與日俱增。不過，我們卻不能忽視一種可能性，即一旦中國未能完成必需的經濟轉型，則驚人的成功完全可能以驚人的失敗收場。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避免成為下一個日本?
中國必須改變投資引導的增長模式，這是他們面前的重大挑戰。以補貼之下的產能無止境擴張來謀求增長的模式，現在看上去是愈來愈靠不住了。如果還打算繼續推行現有的策略，或者是換湯不換藥，就可能會造成超出預期的經濟減速，並引發社會和政治穩定性方面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目前，多數人都相信，儘管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將較前些年明顯放緩，但是增長還將繼續。可是，這樣的觀點與其說是基於現實，還不如說是基於全球經濟的需要。正如著名小說家劉易斯(C.S. Lewis)所說：「如果你追求真理，那麼最終你也可能會獲得安逸;如果你只是追求安逸，那麼你既得不到安逸，也得不到真理，只能是以一廂情願開始，以徹底絕望告終。」(子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