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批評中國在過去推動的城鎮化過程中，政府部門獲取的土地價差保守估計在30萬億元左右，因此他認為需要改革土地產權制度。
Protest gegen"ilegale Zwangsumsiedlungen"
3月23日，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嚴厲批評了中國的"造城運動"，指出在舊有的城鎮化過程中，近年來政府從徵購價格和土地批租價格間所賺差價最低估計30萬億元人民幣。他認為未來中國的新城鎮化應該改革土地產權制度："農民土地私有化是指農民對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不能忽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土地產權問題不解決，各級政府會繼續用舊有的辦法來支撐城鎮化，最後演變成大拆大建的造城運動。"
在中國多家門戶網站上，吳敬璉揭開的30萬億元土地收益引發網友討論，公眾再將焦點轉向"土地經濟"和近年不斷發生的大規模強拆事件。網友"遊刃有餘"表示："所謂的征地，就是政府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裏征走，高價賣給開發商，最後開發商轉嫁給買房人，說來說去錢讓政府給賺走了。農民沒了地，沒收入。城市居民打工賺的錢還是給了政府。所以土地政策是根源，這個解決不好只能是個惡性循環"。網友"感恩第一"表示："那些官員們就盼望着大搞城鎮化建設，搞得越大橫財就發得更大，老百姓遭的殃更多。"
早在今年的兩會上，北京媒體《新京報》採訪了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回答媒體質疑"重慶因大力發展城市建設，是否背負債務危機"的問題時，黃奇帆透露重慶十年間賣地收入4000億元人民幣，一時引輿論譁然。2011年1月中國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稱2010年全年，中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2.7萬億元人民幣，他同時也承認，中國土地出讓制度導致目前利益分配不合理，社會矛盾突出。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楯認為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對比，這顯示出政府對公眾的一種掠奪。
2010年北京畫家村遭強拆
"中國土地、房地產大躍進，農民遭殃"
2012年10月，人權組織大赦國際發佈《捍衛我們的土地》報告，報告調查了40個中國強征個案，其中指出，從1979年至2005年，農民僅收到開發商向政府買地所交付金額的5%，巨大的利益空間為政府所佔有。
一直致力於拆遷案件維權的重慶律師鄭建偉向德國之聲表示，儘管中共政府2011年1月21日正式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條例》規定，政府徵收房屋，要以保障"公共利益"為前提。但在地方政府負債嚴重，因而繼續依賴土地經濟的情況下，政府強征個案愈加增多，從中國兩會至今，他已經連續在江蘇、四川等地接到多起強拆案件的代理邀請。
鄭建偉說："目前看不到減弱的跡象，象吳敬璉說出來的政府獲利30萬億，前10年左右，土地大躍進、房地產大躍進，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目前對農民利益的保障依然是缺乏的"。鄭建偉還表示30萬億這個巨額數字的背後，是無數失地家庭聚合起來的辛酸史，無不指向土地制度，但遺憾的是土地維權案件因為牽涉地方政府利益，難於被地方法院受理和立案。
"新城鎮化，農民如何不淪為社會底層？"
在此次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吳敬璉指出政府獲利30萬億後，並未否認中國推進城鎮化的方向，而是表示在推進新城鎮化過程中改革土地產權制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要推進土地所有制改革，讓農民工放棄土地，成為城市居民，實現居者有其屋，從而釋放中國勞動生產率，以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
藝術家身着寫有「拆那」(China)抗議強拆
對此網友"不知不覺"表示異議，他認為目前看不到改變土地產權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農民將再沉到社會底層："如果要在全國推行城鎮化，中國的耕地面積將大大地減少，農民進城後，拿着看似不菲補償款，表面會生活的很好，可他們將永遠的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用不了多久，隨着貨幣的貶值，他們很快又處在了底層。那些現在到農村買地的官員、權貴及得利者的富翁們，成為獲利者，到時有很多的後遺症，最受傷害的就是我們底層的老百姓，我們堅決反對所謂的城鎮化，它將是殃民之路。"
對此鄭建偉也表示，中國在未來加快城鎮化進程，但後續的保障難以跟上，將會衍生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很多"上樓"的農民已開始嘗到苦頭："他們的土地使用權原來是沒有期限的，上樓後，有使用期限70年，還有其它的物管費，開發商、政府會補貼給農民嗎?雖然從舊的房子住到新房子，(但)顯然農民的經濟負擔增加了，他們怎樣增加收入維持開支，有什麼樣的技能立足、生存和發展?慢慢他們就會淪為低收入家庭，兩極分化就會越來越嚴重。"
作者：吳雨 德國之聲中文網
當局圈錢至少30萬億吳敬璉提改革土地產權制度何清漣:無法操作圖
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女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這個數據即使超過30萬億，她也不覺得奇怪。她說：
「中共政府這些年來一身兩任，一方面從農民手裏強行征地、付一點點錢;另一方面，把土地平整一下出賣，這中間的差價非常巨大，政府的土地財政，拿得就是這部分增值。」
吳敬璉還指出，未來中國的新城鎮化，應該改革土地產權制度。目前分割的產權制度造成農民不願意把土地讓出來，深圳已經在做一些改革試驗，譬如讓一種共營的公司開發城中村，建設成為住宅區。
何清漣認為，吳敬璉提出的改革土地產權制度，即使在深圳能成功，在中國別的地方也沒有可操作性。何清漣說，深圳城中村的蔡屋圍、羅浮區等地佈滿了農民自建的小樓房。近年來，深圳政府一直想從農民手中收回這些土地，但由於農民的強烈抗議，沒有一任深圳市長、市委書記成功過。何清漣說，最後深圳政府和地方農民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妥協，但這種妥協卻是別的地方無法效仿的，第一、別的地方的農民沒有那麼強勢;第二、別的地方的政府沒有那麼斯文：
「政府除了用軍隊去把人給殺了，否則是弄不到的，政府現在以不美觀要他們拆，農民就說自己來找(開放商)，不要政府當中間商，從中扒掉一塊。而且，農民還可以住在城中心，這種經驗是不可能推廣到別的地方去的。」
報道說，中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以一畝農地每年產出2000元人民幣計，最高也不過每畝6萬元。但隨着房地產市場的快速膨脹、一些土地的拍賣價格可達到每畝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人民幣，農民拿到的還不到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