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來「地下黨」成為香港的熱門話題，乃因有「地下黨」特大嫌疑的梁振英終於成為香港特首，因而也是香港「黨人治港」的開始。不幸這個頭起得並不好，污點斑斑的班子與急於為黨立功的手段，都使梁振英聲譽大降，當然也影響到「偉光正」的形象。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八月號《炎黃春秋》上，更看到迎接共軍入城的南京地下黨領導人的悲劇，也為梁振英的命運擔憂也。
中共地下黨多以不幸告終
然而談到地下黨，香港的地下黨又不可與中共在白區的地下黨同日而語。因為昔日白區黨要冒生命危險，而香港的地下黨，港英當局一向「禮遇」，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即使像曾昭科那樣混進警界高層，也不過驅逐出境。因此對他們無所謂「考驗」的問題，也就不必要求他們有何理念了。
談到地下黨的悲劇，人們首先想到的應該是潘漢年，這位中共地下黨的出色代表人物，「解放」後貴為上海市副市長，一九五五年還是遭到被整肅的命運，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七年，來不及平反，就在萬分孤寂的勞改場中結束了他的生命。
另一位是關露，則以自己的色相打入上海日偽陣營，獵取不少情報及從事策反工作，但是戰後卻被自己人當作「漢奸」，連周恩來也不敢為她證明其清白，後來又被潘漢年案牽累坐牢。獲釋後到退休多病，一九八二年與潘漢年案同時平反，她卻服安眠藥終結坎坷悲慘一生。
《炎黃春秋》上看到的一篇是《南京解放前後的陳修良》，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寶林。原先我對陳修良並不熟悉，但是很早就知道她的丈夫沙文漢，因為當年反右派時，沙文漢作為浙江省省長被打成右派很使我吃驚，因為反右主要打擊黨外，後來才知道也擴大到黨內，像他這樣的黨員高幹，當時是級別極高的。到我對中共黨史開始真正有所了解時，才明白這是「紅軍黨」、「根據地黨」與「白區黨」的鬥爭有關。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以「叛徒」罪名整死劉少奇，與這個脈絡有關。而白區黨多知識分子，紅軍黨多農民與痞子，也關係到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鬥爭，毛長期棒喝周恩來，也與此有關。
清洗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
劉周是白區黨中的兩派。周長期被劃到「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劉少奇則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有十六字方針為證，那就是經過延安整風後確定下來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但是到了「解放」後，在毛澤東眼裏，劉周都是「白派」，都是他的清洗對象。
這種紅白的鬥爭本來以為只是心照不宣的「機密」，但是原來這也有中央文件的另外「十六字方針」，那就是對付地下黨的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地下黨鬥爭所冒的白色恐怖，不亞於槍林彈雨下的軍隊，最後卻遭到毛黨「消化」與「淘汰」的命運，這難道不是悲劇嗎?尤其文革期間，地下黨被大規模衝擊，大批「叛徒」與「假黨員」被揪出來，相信也與這十六字方針有關。
根據唐寶林文章介紹，陳修良是沙文漢的妻子，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在重慶簽署和平協定時)，沙文漢是中共華中局城市工作部(白區工作)部長，派了妻子進入不久後成為國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市出任南京市工作部部長，原先陳修良一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南京市委，陳是市委書記，也就是中共在南京的最高領導人。國共內戰期間，南京市的「愛國學生運動」很活躍，尤其作為首都，是政治、軍事中心，陳修良獲得不少情報，尤其是有關三大戰役及後來渡江戰役的軍事情報。
問題就在南京「解放」後，陳修良所受到的待遇，裏面涉及到後來的一些中共重要領導人。南京市的軍管會中，作為南京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陳修良只是十七個委員中的一名委員，也是地下黨的唯一一個委員，許多重要職務全給軍人佔據。
後來成為毛派之一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也是軍管會委員之一)，因為陳修良穿着一件有墊肩的外套，就當着許多戰士的面，拍着她的肩膀羞辱她說：「大家看看，這就是資產階級服裝。」
柯慶施還在一次市委的常委會上說：「過去地下黨同志有一個口號叫做『保管好工廠，將來就好當廠長』，那麼說，你保護了總統府，總統就是你當了? 」陳修良當場駁斥，但是當時作為「佔領軍」的第二野戰軍政委鄧小平相信柯慶施的話。
當時南京市還有許多對地下黨不利的流言蜚語，例如說地下黨里混進許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半條心的地下黨包庇兩條心的國民黨;以及地下黨要與解放軍「平分秋色」等等。所以不久就開展對地下黨的「整頓」。華東局第一書記(作者未點名，應為饒漱石)在演講中，就把根據地與解放區的黨叫做「大兒子」，地下黨叫做「小兒子」，從南京開始所有長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領導班子，必須以前者為主，後者必須擁護和服從。
由柯慶施主持的南京市委開展的整黨，查出地下黨「組織不純」的情況(數字從略，都是幾成的比例)，並被嚴重處理，還在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殘酷衝擊。但是一九七九年後，南京地下黨問題獲得平反，沒有一個是壞人，但是許多人已經死去了。
文章還透露，毛澤東在得悉解放軍進南京城後像「闖王進京」，大肆搶掠，甚至從「美國之音」中聽到部隊闖入美國大使館，引起美國政府抗議而怒不可遏，以後才約束軍紀。
陳修良一九五○年六月從蘇聯參觀回來，發現副手整她的黑材料，而且柯慶施出任南京市委書記，她遂要求調到上海工作，但是她在上海，也一直只能出任副職，這就是所謂「控制使用」了。
香港和台灣地下黨應吸取教訓
一九五五年華東局撤銷，沙文漢出任浙江省省長，陳修良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但是同時發生潘漢年事件，省委書記(作者沒有點名，應為江華)在省委幹部會議上說：「我們浙江也有第二個潘漢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這當然也是根據上級指示說的。接着動用公安進行監視行動，當時毛澤東經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漢去迎接，毛澤東問起，回答是「他身體不好，一般應酬不參加。」這導致毛澤東很生氣。一九五七年，他們夫婦自然都成為右派。
沙文漢一九六四年病逝，陳修良則被勞動改造二十二年，一九九八年逝世。
其實何止紅軍黨與白區黨，即使中央紅軍到了陝北，也沒有感謝陝北黨的收容。一九三六年陝北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的劉志丹在前線莫名其妙被打死，解放後的一九五四年，另一創始人高崗被迫自殺，其後習仲勛、閻紅彥也相繼被整肅。可見中共的權力鬥爭只是利益而無理念可言。
國共內戰時期白區地下黨對共軍的迎接，等於自掘墳墓。這情況類似台灣人在戰後迎接「祖國」的國軍一樣，帶來了「二二八」屠殺。這些教訓，香港與台灣的地下黨與親共人士都不會吸取，所以才有梁振英之類出現，他們命運如何，恐怕也只是暫時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至於在史冊上，不必蓋棺也可論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