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湖南臨湘市原副市長姜宗福。來源：紅網
姜宗福常常自嘲，當官就好比開車，「剛剛學會開車的時候車癮大，不曉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隨着車齡的增長，反倒感覺安全係數越來越低，越開膽子越小，越開車速越慢」。權力就像風箏，「無論領導身在何處，都會死死地拽住線頭」。
相較於網絡對其人其書的熱捧，現實生活中，出書以後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體緘默。
曾任湖南省臨湘市副市長的姜宗福，卸任後，將自己的為官經歷寫成了自傳體小說《官路》並出版，引發關注。
這個飄雪的隆冬，在極其嚴寒濕冷的湖南省岳陽市，姜宗福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的專訪。這個傳說中敢於發聲的前任官員，個頭不高，鏡片下的那雙眼睛銳利有神，套着一件最普通的深色棉質夾克衫，一口「塑料普通話」(湖南當地對於帶口音的普通話的俗稱)，湘音濃重，言談間，他常常是眉峰緊蹙，神情看上去頗為嚴肅，但談及暢快處，則放聲大笑。
姜宗福自認，在寫《官路》的過程中，他最看重的就是「真實、原生態」。
最耐人尋味的是，相較於網絡對其人其書的熱捧，在現實生活中，出書以後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體緘默。
著書
「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被『雙規』」——《官路》自序的開場白，姜宗福來了這麼一句。
事實上，在去年8月間，《官路》就以《我的官樣年華》為題現諸網絡，在圈內引發熱議。姜宗福及其《我的官樣年華》，甚至被評為2010年最值得關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姜宗福曾擔任副市長的臨湘市，為岳陽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總人口約50萬，有「湘北門戶」之稱。這位前臨湘市副市長坦言，他所親身經歷的官場，與普通人心目中官員應有的「大權在握、呼風喚雨」的印象，有着太大差異。他總結，自己在這裏掛職5年的經歷是，每天誠惶誠恐，戰戰兢兢。
他總結了「官場四種煎熬」。第一種煎熬，是金錢的誘惑，這位特立獨行的前副市長，不吝於公佈自己的資產情況：每月扣除保險等打到卡上的月工資僅剩2600元，是「房奴」，貸款15萬元，還期20年，每月要還房貸904.8元，女兒補課費1000元，妻子下了崗，最近才找到一份工作。要命的是， 「收入不高，『面子』卻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續家譜化緣的、親戚上門借錢的、朋友打秋風要他請客的等等，絡繹不絕，「當副市長的時候，當然我可以過得很好，但我不願意那樣去做」。
第二種煎熬，是美色的誘惑，他任職之處儘管離岳陽的家不過40分鐘車程，但為了節省油費，不得不周一上班、周五回家，夫妻兩地分居，「『異地為官制度』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而這種「不給機會」的代價，亦是煎熬。
第三種煎熬，是難以保持獨立的官場人格，「其實要在官場中生存並不難，訣竅只有兩個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獨立的人格。許多官員初入官場時，也曾試圖保持獨立的人格，像我一樣憤怒至極時，也會當着所有正副市長們的面，痛斥政府某領導和開發商簽訂的合約，是『賤約』。可一旦碰壁，要麼妥協，要麼像我一樣選擇離開」。
第四種煎熬，是權力無限小，責任無限大。在普通人眼裏，副市長的權力是很大的，其實不然，「真正的權力掌握在書記、縣(市)長和局長手中。副縣(市)長所擁有的權力，還不及財政局的一個預算股長」。
他更是大膽地揭了官場的「潛規則」——「比如領導簽字就很有講究。如果字是橫着簽的，意思是『可以擱着不辦』 ;如果是豎着簽的，則要『一辦到底』;如果在『同意』後面點的是一個實心句號，說明這件事必須『全心全意』辦成;如果點的是一個空心句號，百分之百辦不成，拿領導的話說就是『簽了字也是空的』。這就是講究：字怎麼簽，如何簽，怎麼簽才有效，原來是早有約定的」。
這位前副市長感喟，權力就像風箏，「無論領導身在何處，都會死死地拽住線頭」。
他常常自嘲，當官就好比開車，「剛剛學會開車的時候車癮大，不曉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隨着車齡的增長，反倒感覺安全係數越來越低，越開膽子越小，越開車速越慢」。
卸任
縱觀姜宗福的官場經歷，頗像翻滾過山車。而他作別政界，也被認為是事前沒有徵兆的，連姜宗福本人回憶這段時，都說，「做夢都沒想到，很快」。
去年5月6日，正在開全國防汛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上級下達的調令。岳陽市委組織部有關人員與姜宗福談話，決定將其由臨湘市副市長職位調至湖南民族職業學院任院長助理一職。
當然，這次同屬平級(同為副處級)調動，讓輿論認為是「明升暗降」，譁然一片，「姜宗福的『被邊緣』是堂吉訶德式的悲劇」，有人忿忿不平。
這或許是有跡可循的。此前，姜宗福在當地幹過幾件 「大事」，機緣巧合，他也自認是，「無形之中，出了名」。
其一是，2010年1月22日，他在紅網論壇實名發表一篇題為《張藝謀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轟張藝謀的「印象」系列演出，「超大規模投資，表現手法老套，一哄而上的印象派山水實景演出搞亂中國，張藝謀功不可沒」。
其二是，3個月以後的4月18日，他再次實名發帖，批評高房價，抨擊房地產商「綁架」政府，在姜看來，對於房價的大幅上漲，經濟學家負有一定的責任，「他們明明知道稅收是最好的槓桿，為何不建議政府動用這一武器，而總是鼓吹調金(銀行準備金率)、調息?」他也炮轟很多經濟學家，「受利益驅使，在影響國家政策」。
「個性官員」、「炮手市長」、「官場鳳姐」——他於是得到這般稱謂。
這種與官場文化不太吻合的個性，專門挑政府的刺兒的作派，讓網友追捧。就這樣，他意外地，「紅」了。
然後這並非是姜宗福建言的首例。早在2008年，湖南省掀起解放思想討論熱潮之際，他就發帖《我們應該「解放 」一個什麼樣的湖南?》，直接建言時任湖南省省委書記的張春賢。
「把政績從GDP中解放出來，重新構建GHD(國民和諧總值)，建立一個高幸福值的和諧湖南」，姜宗福提出。這篇文章，讓人耳目一新，也在湖南省全省的解放思想大討論評比中，獲得一等獎。
拐點
2005年，姜宗福的人生中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拐點。當時，因三峽截流後，遊客多在湖北宜昌中轉，岳陽的旅遊業遭遇極大衝擊，時任岳陽市旅遊局質量監督所所長的姜宗福在紅網發帖《易書記，和您說說心裏話》，分析了岳陽旅遊業衰落之因及復甦之策，意外地得到岳陽市委書記易煉紅的賞識。
甫上任的易煉紅閱畢，便將該文以「領導參閱」的形式分發給下屬各地市領導。因而在當年10月，姜宗福被點名，調入臨湘市政府掛職市長助理。
日後，姜宗福在解釋這段非同尋常的調任經歷時，總是說，他與易書記在此前「素不相識」，甚至「沒有單獨去過他辦公室，沒有單獨匯報過思想，沒有一起吃過飯」。
在此之前的1992年，從湖北省一所普通學校畢業的姜宗福被分配至岳陽君山公園。僅僅一年以後，他轉了型，應聘到了《岳陽法制報》，當一名普通的記者，他也自稱是這個報社「招惹官司最多的記者」。
1997年，因全國報刊整頓，姜宗福所在的報紙刊號被取消，他隨後被調至岳陽市園林系統。2002年，姜宗福在國家建設部城建司風景名勝處掛職。次年，回到岳陽後，他旋即被調入岳陽市旅遊局任質量監督所所長，開始鑽研旅遊策劃的他，脫穎而出，名列「湖南旅遊策劃界三駕馬車」之列。在岳陽市旅遊局度過的這兩年，以後也被他總結為迄今的人生中「 最快樂的時光」。
應該說，履新臨湘以後，姜宗福的銳意改革的想法，得到了施展的平台。在臨湘市任市長助理期間，姜宗福分管教育，當時臨湘的學校亂收費相當嚴重，他於是將自己的手機號碼公佈在岳陽的《長江信息報》上，開創當地先河。
「凡是發現亂收費的，就把校長撤職」，這種高壓舉措，最初讓他「以為這個事情辦得很漂亮」。但是，歷經一次對當地最貧困的王橋小學的考察，他有了很大的震動。
姜宗福至今清楚地記得，那天，他看到一個很年輕的小學老師坐着吃中飯，碗裏就幾根青菜，「臉上很木訥，很可憐的」，他於是走上去跟這位小學老師攀談起來。對方並不知曉他的身份，介紹說，自己剛結婚，小孩才幾個月，老婆沒事做，一個月才500多塊錢，養家都很困難。當問起學校怎麼沒給老師們發點福利時，這個年輕的老師就開罵了：過去還好一點，一個月還多發個幾十塊錢，但是最近市裏面調了個姜市長來，不准學校裏面辦食堂，不准收學生的錢，搞得這幾十塊錢都冒得 (沒有)了!「罵得我心裏很不舒服，我倒是不怪他!」姜宗福把校長喊過來，他掏了500塊錢，給學校5個老師每人「補助」100元。
事後，他在詢問另外一個學校的校長之際知道了，當時儘管國家給學生的義務教育經費不少，到了縣裏後，「縣裏沒有全部給學校和教育局，大部分都被挪用了，只保證了教師的基本工資，就是所謂『裸體工資』，其他的都靠學校自己去掙，很多學校就養豬啊，亂收費啊……亂收費的原因在政府，你扣了他的錢，你該給他的教育經費得不到保障，所以很多學校一開學的時候，連買粉筆的錢都沒有了」。
「後來國家不把這筆津貼直接打到教師的賬戶上去，教育亂收費到現在也整不下來!」他開始思索許多單純表象之下的深層癥結，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兩年後，姜宗福始任臨湘市副市長，主管旅遊。他剛到臨湘時，臨湘一年的門票收入只有20萬元，他後來相繼策劃了「銀沙灘空中婚」、「十三村文化廟會」、「崔健銀沙灘搖滾音樂節」等多項旅遊節目。到他卸任時，當地門票收入已近千萬。這至今讓他深感欣慰。
他的改革，就觸動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一度被80多封告狀信包圍，其中包括舉報他「包養情婦」等等，雖然後來，岳陽市紀委、組織部的調查結論是「舉報不屬實」。因而，在面對一個強大體制沉疴時，他常常會深感勢單力薄。
作為分管的副市長之一，他在決策的時候不喜歡「走過場」。臨湘有一片獨特的銀沙灘資源，作為分管旅遊的副市長，姜宗福極力反對賣掉這片留給子孫的資源，為此，他曾經和時任的主管工業、主張賣沙以創造更大財政收入的一位副市長發生過激烈的言語衝突，「當時賣沙子是用集裝箱往外運哪，還好賣得不多，因為儲量太大了」，「那我是堅決反對。我在臨湘最大的功勞就是把銀沙灘這片資源保住了」。
寒門
在42歲的姜宗福看來，自己身上的這種批判性，一切皆因骨子裏的民生情結使然。
他出身寒門，兄弟姊妹七人。「我從小就是在那種很壓抑的環境中長大的」，因為他的父母當年成分不好，又都是孤兒，加之當年下放到農村以後，前面一連生了4個女兒，「在當時是很受欺負的，在農村，人家一打，就打上門來了」。
他難忘的是，在他兒時，他的父母常常起早貪黑種蔬菜，每天早上4點起床，用板車拉着一車以分錢論斤兩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縣城去賣，一直要賣到天色斷黑，才能返程。他們姐弟幾個，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遠望父母歸來。
而他身上的這種天生的「反骨 」，似乎在少年時代，就有所彰顯。念初中時，學校規定，除學費外每個學生還要交 77元集資費，方能入學。當時，他的父母落實了政策，在鎮上開了個小診所。開學一周之後，他的父母還沒有湊到錢，學校的教導主任於是毫不留情地將他們姐弟三人趕出教室。他躲在教室外的窗戶邊上，偷聽老師講課，感覺「很受傷害，就很叛逆 」，於是撿起一塊石頭，在地上寫下了一首打油詩，「我家無錢又無權，豈能讀書焉?現在不如過去好，一人讀書七十七元錢!」結果，這首詩被教導主任看到了，便立馬通知這個「搗蛋鬼」的父母，將他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質敗壞，思想反動」。
「那個時候也沒想到什麼當官，反正就是希望自己哪天能改變這種現實，大家讀書能夠不交集資費」，他而今回憶。直到後來，一個好心人覺得，這個小孩子叛逆精神蠻強、將來說不定有出息，主動幫他聯繫學校，他才因禍得福，轉了校。
也是在多年以後，姜宗福才將自己身上這種叛逆情結與「公民意識」四個字對上了號。
讓岳陽聞名的有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憂樂文化」也常常被姜宗福掛在嘴上。15年之前，他甚至寫了一本《我想當總理》的書，「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總理，站在總理的高度，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出謀劃策，那麼，總理的壓力就會減輕不少，社會自然更加進步，國家自然更為繁榮富強」。
2009年年底，姜宗福寫了一份「工作檢討」，實名公諸網絡，總結了他5年來的掛職經歷，並反思當地旅遊發展。感慨良多，不無遺憾。
他並不掩飾自己身上那種揮之不去的文人情懷，即使遇到彎的時候，也不肯轉，「本身我自己也是這種文人情懷太重的人，在官場上也確實不適應」。儘管在旁人看來，這是有點落伍的「天真」。
在現實生活中，他的桀驁不馴，也並未獲得太多認同。有個上司曾給了他一個評價，「能力很強，個性更強」。包括妻子，都認為他愛「多管閒事」。在網上發帖中，他提到自己每月都要還房貸，這讓還在念初三的女兒感到，老爸的做法「很沒面子」。
卸任後，他的失落不是沒有，卻不會輕易對外人道。他坦言，自己是「官場異類」，也深知，自己的「官路斷了」。滿腔抱負，壯志未酬，徒有「鬱悶」。跟記者談及此處時，他的眼眶不由地變得濕潤起來。
在湖南民族職業學院，姜宗福的虛職是院長助理，實職是經管系書記兼主任。他依然常將「改革」兩個字掛在嘴邊， 「我很要強，只要給我一塊地，我就想去種東西」。一個稍微值得安慰的地方也許是，在學校比當副市長期間的月工資高些了，他自嘲，「生活改善了，一年所有的收入是4.8萬元，比原來日子好過多了」。
「我現在的愛好，一個是批評，然後就是寫書。未來做學問是肯定的」，他正在寫兩本書，《顛覆說文解字》和《瓷道》。做這些事情，讓他獲得塵世生活中的幸福感。
最終會在哪裏安身立命?他邊走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