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鄧媛，本報記者

　　【嘉賓】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

　　我們修了很多高樓大廈、高速鐵路，但我們沒有建好一個心靈的通道

　　當「壞消息」活躍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嘆社會信息傳播的透明，卻又不免因此而惶惑：這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沒有敬畏的後果，就是老百姓做事會沒有最後的底線

　　《國際先驅導報》：一個多月內，中國發生了多起殺童案。很多人在問，是不是說明中國病了？

　　于建嶸：不能完全說現在是「病態」社會，我形容當下中國的情形為「潰散」。主要指人心，人們沒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懼。沒有敬畏的後果是，老百姓做事會沒有最後的底線。那麼為什麼沒有敬畏之心呢？因為一個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他在打拼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會得到回報的。他在許多條件都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只剩下了恐懼，做事更加不計後果。

　　杜平：我們必須搞清楚為什麼中國以前沒有這麼多惡性兇殺案，但現在兇殺案頻發？這說明中國社會目前處於某種混亂的狀態。過去30年，中國發展的主要是經濟，是物質上的建設。以前我們講理想，但現在講的最多的是金錢、房子、股票。從政府到個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質、金錢方面，對其他東西反而都忽略了。

　　從國家到社會、個人，我們搭建了一個空架子，但卻缺乏靈魂。沒有靈魂，就沒有定力。可能單從物質上衡量，國家建設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XQ：也就是說人們沒有目標了，沒有信仰了，繼而迷失了。

　　于建嶸：「沒有目標」發展到極端，底層民眾會產生絕望的心態，這種絕望到最後就體現為報復社會。它就像病毒一樣，而我們對待這個病毒缺乏一個抗體。從鄭民生開始，這種行為出現後，我們沒能根治它，讓它具有傳染性。

　　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歷朝歷代有那麼多殺人案件，但真正以兒童為目標的、集中爆發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絕望的心態容易導致窮凶極惡。在社會進程中，有這麼一批人對生活的意義、對將來有沒有出頭之日產生了絕望。從殺童案看，這批人以30多歲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過去30年，我們強調精神文明的建設太少了，或者多於口頭強調，但不知道怎麼做。現在我們也想解決這個問題，但不知從哪裏做起。從政府教育部門到個體家庭，都面臨這個問題。也許家長想培養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過社會的力量。你講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講道德的環境中，你就會吃虧或者沒有競爭力。

　　XQ：現在好像確實是一個道德觀正發生急劇轉變的時代。在相親電視中，人們把「拜金」掛在口上；為了出名、走紅，似乎拍艷照是一個能迅速達到目的的手段，而當事人也不以為恥。

　　于建嶸：但我覺得，拜金、功利並不一定是壞事。發達國家的民眾也會拜金，也會功利。問題在於，有沒有最後的社會規則的底線。我個人認為，現在中國出現的 「反社會人格」，與拜金主義有關，也和貧富差距有關，但拜金、窮困不一定導致反社會。

　　「反社會人格」背後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崩潰。我們修了很多高樓大廈、高速鐵路，但我們沒有建好一個心靈的通道。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它的經濟如何發達

　　XQ：這樣的現象在其他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出現過嗎？還是中國所獨有的發展階段？

　　杜平：美國剛開始工業化，經濟開始高速發展時，也有很多社會不公的現象發生，比如大股東欺負股民、大公司欺壓百姓等。但當時有正義感的人在社會掀起了一個進步運動，他們表示「什麼都需要進步」，用這樣的口號來疏導矛盾，使大家對不公正有了抵禦的向心力。此外，媒體當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披露信息，讓社會知道醜惡的事件。

　　聯繫到中國，我想，就拿殺害兒童的案例來說，如果當地媒體能及時為受害的弱勢群體提供發出訴求、尋求援助的渠道，那麼，用類似極端手段來對另一個無辜的弱勢群體進行報復的事情，就會得以避免。

　　XQ：我們現在還可以去做什麼才能重建公平與正義？

　　于建嶸：這關係到如何讓每個人的努力都得到回報。我們說不確定性帶來社會問題，但絕望的人有一點是確定的，這就是再如何奮鬥也沒有辦法得到回報，所以治癒「潰散」一定要實現社會公平。

　　但中國社會現已產生了一個「排斥性結構」，越來越封閉，社會人員的流動性很差。比如，上世紀80年代，賣茶葉蛋可能成為萬元戶，但現在不行，因為現在會有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迅速獲得大量財富，或者功名。社會底層的民眾便越來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報復社會的人會找到各種方法報復社會的。我們必須讓處在萌芽狀態的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麼他們就不會去模仿極端的殺人行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很長時間，我發現他們的基層組織在化解基層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夠時時協調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訴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它的經濟如何發達，而在於能讓社會比較平穩、比較溫和地發展，讓社會心態正常地發展。我們過去一直都是上對下的施壓狀態，缺乏調解的手段。所以要激發正義，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過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復上。事實上，我們一直有社會文明建設機制，但遺憾的是這種機制長期不知道如何發揮作用。我覺得政府必須對此投入資源，讓弱勢群體有投訴的機制，有能幫助和值得他們依賴的渠道，從而解決矛盾。

　　XQ：建設精神文明就是從這些小事做起？

　　杜平：「精神文明」四個字太空了。我們要去灌輸那些空洞的詞彙是不會有成效的。我們只有使每個民眾，特別是那些受欺壓的民眾得到尊重的時候，文明才能夠被體現出來。如果大家都覺得，文明提出訴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決的方式能夠實現，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文明。

　　　如果做壞事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人們還會去做壞事嗎

　　XQ：那我們還需要信仰的復興嗎？有人提出用儒家思想來重建人們的道德觀。

　　杜平：我們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義，至少信仰「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這種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觀。但另一方面，我們社會目前還缺乏對做好事的鼓勵機制，對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養。如果做壞事就會受到懲罰，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我們還會去做壞事嗎？

　　我想，只要是對中國社會進步，只要對人們心理能起到健康引導的任何一個學說，我們都應該利用它。不僅是儒家思想，還有佛教里的一些進步思想，也是值得提倡的。不過我覺得學說的影響不一定對所有人都適用，還是更需要從淺顯易懂的、老百姓身邊的事情入手，會更有成效。

　　于建嶸：我也贊成從實實在在的事務入手。我們先不要講道德的制高點，先把法律、規則學好。首先要執政者學規矩，不要使老百姓對今後的某些制度產生恐懼和絕望。

　　在我看來，法律就是我們最高的信仰，法律也是解決公平正義的最關鍵一環。我們現在有好的憲法，但沒有很好地執行。相對於儒家思想而言，其實在中國，法家的思想應該更值得提倡。學法，現在應該是中國從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向前奔跑不能迷失方向　　

　　互聯網時代的「壞處」之一是人們無法再閉上眼睛假裝身邊的世界無限美好：有人會喪心病狂到對懵懂幼童舉起利刃，有人會半夜明火執仗把別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會一本正經地用「拆錯了」為前一伙人辯護，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賣給別人的食品中添加他們自己絕對不會吃的東西，還有人言之鑿鑿供認殺死了的受害者會在11年後「轉回」故鄉……難怪有人說如今是一個「大家都有病」的時代。

　　我們犯了什麼病？信仰缺失？道德淪喪？精神空虛？拜金主義？都對，但為什麼我們會犯這些病？我們不是禮儀之邦嗎？我們曾經有過堅定的信仰、崇高的道德、不屈的精神，我們崇拜的是不愛財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將為民請命的讀書人捨身取義的大英雄。怎麼現在從我們嘴裏冒出來的卻全是「為誰說話論」「水黑論」 「拆錯論」還有「抓錯論」？

　　即使亂雲飛渡一如現在，我們的孩子也是這麼念書的：大成至聖先師雲「君子不成人之惡」——就是不要幫黑心的地產商辯護；亞聖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也就是說別用刀砍人家的小孩。可是我們這些大人又是怎麼做呢？聖人有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媚都諂到西門慶身上了，我們主宰的這片土地距離禮儀之邦的確遠了些。

　　無可否認，三十年前當我們邁步開始奔跑的時候，我們身上背負了太多太重的負擔。為了跑向一個美麗的目標，我們在整整三十年當中幾乎一刻都不曾停歇過。為了能跑得快些再快些，我們不斷地卸下包袱，然而有些重量對於一個民族能夠腳踏實地是必需而至關重要的，扔掉了最基本的良知和最厚重的傳統，我們不再是有目的地快跑，而是無方向地飄飛。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連續奔跑三十年後心理和生理都還能一如平時。血壓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意識判斷力也隨之下降，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眼下的病症，常年的快速奔跑使得我們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有人憑藉着跑在別人前面而沾沾自喜保持表面上的理性，而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恐懼着後來者的追趕以及先前被他們超越時無情踩在腳下的失敗者的報復；有人為了跑得更快些而大把大把地服用興奮劑，並且把因為不良反應而產生的嘔吐物連同藥品包裝一道扔進我們的河流湖泊；更多的人則眼看着別人一路絕塵而去心中憤憤不平，其中有些人如同患上了「旅途性精神病」轉身拿起了菜刀匕首……

　　「想用適得其反，用爆發，用一個惡劣的最壞的結果，用殺人，用血流成河，來證明錯不在自己，把責任都推到對方和世界身上」。這段話像不像某個幼兒園兇手的心理素描？像，但不是，這句話出自幾年前的劉震雲小說《我叫劉躍進》第28頁。小說家言，其精準的預見性卻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曾經有一種說法是，一個社會只有其大部分成員都生活在緊張狀態下，經濟發展才有效率，因為各種層次的生活壓力會使人不得不為了保住或提高社會地位而努力工作，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競爭力。理論上很對，但由於全社會範圍不分男女老幼的集體緊張會導致怎樣高昂的社會支持成本？計算的時候可別忘了把學校門口頭戴鋼盔配備催淚瓦斯的警衛算上。

　　三十年的高速奔跑後，中國人的「民族集體緊張」是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還是造成阻力已經成了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有人曾經用壓力轉移來試圖解決緊張焦慮的問題，也就是為全民族因為高速奔跑而導致的緊張情緒找到外部指向目標進行宣洩，就像當年的德國和日本。後來的事情，世界史記載得很清楚了。我們顯然不可能重複那條必然導致災難的老路。而且由於我們的「崛起」是建立在外部環境友好這一假設前提上的，我們不可能通過引發外部衝突否定這一前提而保持目前的「崛起」戰略。

　　那麼我們便只能嘗試進行自我診療。而要實現自我診療，首先就要承認我們自己出了嚴重問題，承認「大家都有病」，而不能再繼續粉飾太平，躲在社會形勢總體良好之類的漂亮話兒後面自欺欺人；更不能諱疾忌醫，用環境成本巨大的所謂經濟增長成就來沾沾自喜。面對多達三分之二的社會底層（也就是倒丁字型社會結構的那一橫），喋喋不休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那不但是一種虛偽，更是一種殘忍，而這種殘忍幾乎註定是要引發反彈的。

　　只有我們坦率地承認我們的發展已經失去了方向感，我們正在毫無目的地快速飄飛，我們才能鎮定下來，為自己重新定位為發展重新確立目標。我們得知道一個民族的每一天和每一個人都同樣重要，一個人更不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墊腳石，今天更不是用來給明天當祭品的！

　　我們要摸着石頭過河，我們更得扛着石頭過河，因為那石頭上有我們的孩子、有我們的祖先、還有我們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