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幾年沒見到小崔。 

    　　最後一次大概是兩年前通電話，他說「這個時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頭轉身去做歷史。
    　　上周《我的抗戰》看片會上，他說為什麼離開《實話實說》，「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別了，因為在場面上做事的時候必須要應對或者說應付，我變得越來越圓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醫生說就干你喜歡的事兒吧，他從小喜歡歷史，「假歷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時間多看資料的時候，他覺得，「一定要知道什麼是真的」。
    　　所以他選擇「口述歷史」，「是誰說的，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他說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歷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麼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在我眼裏，這個民族五千年以後，現在我們就能看到結果，基本還是個混的狀態。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麼淺薄。」
    　　他打了個比方來解釋他要作的事「如果我們能採訪孔子呢?」
    　　「因為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了。我們做口述歷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然後你發表心得，別聽別人心得了。我們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它(口述歷史)特別有意義。」
    　　二
    　　他成立了一個公司來做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話說「聽着象夜總會的名字」，但是一個「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擔心不交貨或者不給錢」的公司。
    　　採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收集的口述歷史的影像超過了二百萬分鐘。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二百萬分鐘，收集的歷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
    　　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他說日本的電視台NHK，「零一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裏看，一個小姐在那裏操作。她就問你要看什麼?看中國啊，上面密密麻麻的。問看中國什麼?我說看東北。問東北什麼，我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出來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這個。他給我打開了視頻，三十分鐘，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裏面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里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我們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鐘拿回來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中國的這些參與歷史的人很多已經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記憶。
    　　「不能再等了」，他說。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干」。
    　　他一笑，多麼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干，不着急，誰想起來誰干。」
    　　三
    　　拍《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
    　　「我當時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着車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書，就像一個一個採訪，我們也在做，越了解渾身越顫慄，越顫慄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他爸說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這次採訪才發現這些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於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樣的方式，一點點的知道。」
    　　採訪完，他和蘭曉龍回到酒店之後，相對嚎啕。
    　　「之後我們在想，哭什麼呢?是哭這些老兵壯麗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還是哭什麼?後來發現，我們哭我們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可憐。我們快五十歲了，居然在中國抗戰歷史上這麼大塊波瀾壯闊的史實和一個一個區域，居然你絲毫不知，你不可悲嗎?我們突然知道了我們要做什麼，就像你們這樣這麼多年做的一樣。所以，就有了《我的團長我的團》。不管怎麼樣，這部戲我放在這裏，觀眾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快五十的時候，做了《我的團長我的團》，只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剛來的時候，部里讓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後面。
    　　他回頭看見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前排最中間他的位置，那時候他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別人老覺得他幽默，嘲諷，調侃，解構，等他坐在觀眾席上，聽別人講故事，眼睛一會濕一會兒熱的時候，有人說「小崔沒意思了，都不說笑話」，他說「什麼時候我們連聽一個人講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沒有了?」
    　　他曾經對我說，「911之後，好象是國家地理頻道，老放一個宣傳片，是那個樓倒下的鏡頭，我每次看見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見這樣的鏡頭是什麼感覺呢?我就想給他們寫信，你說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說，他後來做節目已經不管什麼別的了，「只要能幫到一個人，就是真的」。
    　　這次看《我的抗戰》的時候，好幾個人問有一集節目如果是只放一個故事，可能會更好看一些，為什麼要放好幾個人的採訪。
    　　他說「我們採訪老人這麼長時間，打攪人家這麼長時間，就用幾秒鐘、幾分鐘，對不起人家。有時候海若做片子特別苦惱，因為我向他們提很多無理要求，我希望他們片子多出幾個人，因為可能再看一個片子，這個人就沒了，我希望他們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電視台播出，哪怕是中央電視台呢，這也很好。」
    　　五
    　　陳虻的葬禮上，我們見過一面。
    　　他不說話，面色不好，坐在那裏。
    　　我坐他邊上，看着他。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把藥，我給他遞一瓶水，他拿在手裏，沒喝，直接把藥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臟不好。
    　　他看看我，說「別生氣，啊」
    　　我什麼都說不出來。
    　　這次看片會上，他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鬱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
    　　他說「我們做完採訪，再做筆錄，一校二校三校，當事人校，然後做成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裏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一輩子不給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組織就不讓你進，鄰居一輩子在盯着你。當我每天在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的事都特別淡」
    　　六
    　　有觀眾發言，說得很動感情。
    　　他拿過話筒說了一句「我想補充一點，我聽出一點危險。我不希望大家誤解這個片子，《我的抗戰》就是「我的抗戰」，是自己敘述。你之前聽到的共產黨把日本打敗，還是國民黨把日本打敗，這個片子不負擔這個任務，不管這個事。如果你想聽我知道的宏觀敘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感到很詫異。不要以為《我的抗戰》是要翻案，沒有那個味道」
    　　他說他和他的團隊對結論沒有什麼興趣，「我們可能會採訪幾萬個人，多少多少個小時，去重新對歷史下一個結論，可能又會誤導一批人，我們不想幹這樣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後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敘述的還是細節敘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它在最後寫一句「本片部分資料取自崔永元《口述歷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採訪能夠對歷史得出什麼結論，做不到。」
    　　有一位電視台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台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台的使命和節目編排同樣沒有什麼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干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採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2002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最後他說「我們想讓這個時代變化，挺難。我們等着這個時代變化，我們也等不起。我們可以選擇的是，時代在進步，我們自己在發展。就是這樣。」